神马文学网九一三事件人物韦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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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7 07:02:55)
韦祖珍（1912-1982）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1973年2月，中央专案组要为林彪案件结案了，可是却找不到林彪的罪证，于是进一步深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韦祖珍因庐山会议的发言，被“挖”了出来，指为“林彪派到广西篡党夺权的钉子”，关进北京的亚洲疗养院。
1969年4月，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的韦祖珍没有出席九大会议。当老伴从广播中听到中央候补委员中有韦祖珍时问他，韦祖珍说别胡说，同名同姓的人多了。直到中央通知韦祖珍出席九届一中全会，他才知道自己当选了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不是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他不会上庐山，也不会坐五年监牢。
1970年8月，韦祖珍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式上，林彪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散会后，韦祖珍急了，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法宪悄悄告诉他是张春桥，不要和别人说。第二天韦国祖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本来要讨论林彪讲话，但王洪文、徐景贤说，陈云到了山下，为什么不上山？什么有病？应当叫他来！所以华东组这一天没有开会。
第三天，陈云被迫上了山，华东组这才开会。前四、五个人都是泛泛而言，空5军政委陈励耘心里一股火，他面对张春桥，大声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还有人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张春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直低头记笔记。而坐在对面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非常兴奋，没等陈励耘说完，就大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陈励耘最后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会场上谁都不吭声，张春桥更是一言不发。
韦祖珍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会下杨得志问陈励耘：你讲的是谁？陈励耘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陈励耘来到韦祖珍的房间，韩先楚也来了，问陈励耘到底指谁，陈励耘还是没有说。韩先楚走了，韦祖珍拉着陈励耘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1971年2月，韦祖珍被任命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3月5日赴任后，韦祖珍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了数十个公社、上百个大队，他在广西18级以上干部会上强调，要重视生产，恢复生产，狠抓生产，没想到以后被批为“唯生产力论”。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批评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
韦祖珍在监禁中写检查：当接到通知到庐山后，心里一直很不平静，想到我能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全会，能见到和直接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我受教育、学习的极其重要和极好机会。我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心情很激动，也感到责任的重大。这一切是党、毛主席给予的，是对我的培养和期望。可恨和十分痛心的是，我在实践中走向了反面。
我曾经想，在会议过程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对常委、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向来都抱着信任、肯定的态度，认为都是站在中央的角度讲的，惟恐听不到，听不好，记不上。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接着还在大小会上听他的录音。那时候我除了持相信、肯定的态度外，没有别的想法。一点都没有，连想也不敢想他是出于反党、反革命，搞突然袭击，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当听了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后，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在我思想里，由于缺乏新方法和观点，原来一直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产生新的中央是很理想的，尤其是对常委、政治局更是很满意的。无疑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的人，根本没想到，也从不往这方面想，其中有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抱那样的看法和态度。当突然听到林彪的反革命造谣之后，一方面觉得是个重大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凭空想，武断认为林彪那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所讲的问题，是不会随便讲的，不会没有根据。这是出于对林彪的迷信，这是使我走上犯错误道路的祸根。
对林彪的反革命造谣，我认为事关重大，但具体情况如何，指的是谁，我都不了解。希望能了解，又不好随便打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心里迷惑，实在着急。于是想起上山以来还未去看过吴法宪，有些工作问题需要向他汇报请示。再是趁这个时候去可能会听到他对林彪讲话说些看法，摸个“底”。8月24日中午，我向吴法宪谈工作方面的问题，他说工作问题现在不谈，以后再说。然后他就说，对林彪的讲话，你们讨论了吗？我说座谈了一下。他说，林彪指的是张春桥，这话你不要跟别人讲，发言要高姿态。要提选主席为国家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我对吴法宪的反革命交底，依然照样不加思考。相信他的“交底”，还以为是对我的关心，给我打招呼。导致听了贼话，上了贼船。
……我跟死党陈励耘在1964年以前较熟，会议期间在一个组，同一个食堂吃饭，两三次晚饭后一起散步。当时小组的议论和气氛差不多都围绕着林彪的反革命讲话中那些恶毒造谣的问题。散步中，除闲扯些无关的事外，主要是议论有关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和对小组发言的一些看法。如经过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思想还有那样的看法，“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怎么过时了呢？张春桥为什么那样？他原先是干什么的？他算老几？上海工作平时谁主持，王维国分工管什么？宪法上写“军干群”，看来上海是“干群军”等等。陈励耘说：上海根本不学林副主席，此外还说了些对军委办事组的看法，认为那几个坏蛋（黄吴李邱）是革命的，信得过的。……
1978年10月，韦祖珍终于获释，但政治结论仍留着一条大“尾巴”。韦祖珍不服，说革命几十年，我不能戴反革命帽子进火葬场。他拖着半瘫的身子，不断上访。
1981年5月，总政治部查明韦祖珍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为他平反。
韦祖珍，壮族，广西东兰县那坤村人，祖辈务农，家有15亩田地，一栋房，半只渡船，兼租地主部分田地。韦祖珍6岁读了三个月私塾，因家贫辍学，务农，放牛，7岁随父亲上船，10岁独自摆渡。
1928年春，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县组织农民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16岁的韦祖珍参加打土豪，斗地主，被称为“苏维埃娃娃头”。8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7军战士、班长、排长，因冲锋在前，臂、腿、臀多处负伤。1932年他任红7军连政治指导员、红7军保卫局侦察科科员。1934年9月任红1军团营、团特派员。参加长征。1936年2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37年任科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1939年秋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11月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6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警备1旅2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第27旅政治委员。1946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第18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独立27旅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任热河军区独立第18旅政治委员，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24师政治委员。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任陆军第53军副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1951年11月任第21兵团政治部主任。1952年7月任空4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12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57年10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第八班学习。1959年6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64年8月任空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68年11月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71年2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81年10月，韦祖珍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虽然韦祖珍的政治待遇已经是九一三事件人物中比较好的结局了，但平白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韦祖珍心里仍是不平。而这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摧垮。
1982年10月11日，韦祖珍因肝癌在南宁逝世，享年70岁。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
韦祖珍（1912-1982）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1973年2月，中央专案组要为林彪案件结案了，可是却找不到林彪的罪证，于是进一步深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韦祖珍因庐山会议的发言，被“挖”了出来，指为“林彪派到广西篡党夺权的钉子”，关进北京的亚洲疗养院。
1969年4月，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的韦祖珍没有出席九大会议。当老伴从广播中听到中央候补委员中有韦祖珍时问他，韦祖珍说别胡说，同名同姓的人多了。直到中央通知韦祖珍出席九届一中全会，他才知道自己当选了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不是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他不会上庐山，也不会坐五年监牢。
1970年8月，韦祖珍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式上，林彪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散会后，韦祖珍急了，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法宪悄悄告诉他是张春桥，不要和别人说。第二天韦国祖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本来要讨论林彪讲话，但王洪文、徐景贤说，陈云到了山下，为什么不上山？什么有病？应当叫他来！所以华东组这一天没有开会。
第三天，陈云被迫上了山，华东组这才开会。前四、五个人都是泛泛而言，空5军政委陈励耘心里一股火，他面对张春桥，大声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还有人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张春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直低头记笔记。而坐在对面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非常兴奋，没等陈励耘说完，就大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陈励耘最后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会场上谁都不吭声，张春桥更是一言不发。
韦祖珍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会下杨得志问陈励耘：你讲的是谁？陈励耘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陈励耘来到韦祖珍的房间，韩先楚也来了，问陈励耘到底指谁，陈励耘还是没有说。韩先楚走了，韦祖珍拉着陈励耘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1971年2月，韦祖珍被任命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3月5日赴任后，韦祖珍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了数十个公社、上百个大队，他在广西18级以上干部会上强调，要重视生产，恢复生产，狠抓生产，没想到以后被批为“唯生产力论”。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批评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
韦祖珍在监禁中写检查：当接到通知到庐山后，心里一直很不平静，想到我能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全会，能见到和直接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我受教育、学习的极其重要和极好机会。我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心情很激动，也感到责任的重大。这一切是党、毛主席给予的，是对我的培养和期望。可恨和十分痛心的是，我在实践中走向了反面。
我曾经想，在会议过程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对常委、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向来都抱着信任、肯定的态度，认为都是站在中央的角度讲的，惟恐听不到，听不好，记不上。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接着还在大小会上听他的录音。那时候我除了持相信、肯定的态度外，没有别的想法。一点都没有，连想也不敢想他是出于反党、反革命，搞突然袭击，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当听了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后，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在我思想里，由于缺乏新方法和观点，原来一直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产生新的中央是很理想的，尤其是对常委、政治局更是很满意的。无疑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的人，根本没想到，也从不往这方面想，其中有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抱那样的看法和态度。当突然听到林彪的反革命造谣之后，一方面觉得是个重大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凭空想，武断认为林彪那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所讲的问题，是不会随便讲的，不会没有根据。这是出于对林彪的迷信，这是使我走上犯错误道路的祸根。
对林彪的反革命造谣，我认为事关重大，但具体情况如何，指的是谁，我都不了解。希望能了解，又不好随便打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心里迷惑，实在着急。于是想起上山以来还未去看过吴法宪，有些工作问题需要向他汇报请示。再是趁这个时候去可能会听到他对林彪讲话说些看法，摸个“底”。8月24日中午，我向吴法宪谈工作方面的问题，他说工作问题现在不谈，以后再说。然后他就说，对林彪的讲话，你们讨论了吗？我说座谈了一下。他说，林彪指的是张春桥，这话你不要跟别人讲，发言要高姿态。要提选主席为国家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我对吴法宪的反革命交底，依然照样不加思考。相信他的“交底”，还以为是对我的关心，给我打招呼。导致听了贼话，上了贼船。
……我跟死党陈励耘在1964年以前较熟，会议期间在一个组，同一个食堂吃饭，两三次晚饭后一起散步。当时小组的议论和气氛差不多都围绕着林彪的反革命讲话中那些恶毒造谣的问题。散步中，除闲扯些无关的事外，主要是议论有关林彪的反革命讲话和对小组发言的一些看法。如经过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思想还有那样的看法，“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怎么过时了呢？张春桥为什么那样？他原先是干什么的？他算老几？上海工作平时谁主持，王维国分工管什么？宪法上写“军干群”，看来上海是“干群军”等等。陈励耘说：上海根本不学林副主席，此外还说了些对军委办事组的看法，认为那几个坏蛋（黄吴李邱）是革命的，信得过的。……
1978年10月，韦祖珍终于获释，但政治结论仍留着一条大“尾巴”。韦祖珍不服，说革命几十年，我不能戴反革命帽子进火葬场。他拖着半瘫的身子，不断上访。
1981年5月，总政治部查明韦祖珍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为他平反。
韦祖珍，壮族，广西东兰县那坤村人，祖辈务农，家有15亩田地，一栋房，半只渡船，兼租地主部分田地。韦祖珍6岁读了三个月私塾，因家贫辍学，务农，放牛，7岁随父亲上船，10岁独自摆渡。
1928年春，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县组织农民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16岁的韦祖珍参加打土豪，斗地主，被称为“苏维埃娃娃头”。8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7军战士、班长、排长，因冲锋在前，臂、腿、臀多处负伤。1932年他任红7军连政治指导员、红7军保卫局侦察科科员。1934年9月任红1军团营、团特派员。参加长征。1936年2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37年任科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1939年秋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11月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6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警备1旅2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第27旅政治委员。1946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第18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任冀察热辽纵队独立27旅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任热河军区独立第18旅政治委员，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24师政治委员。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任陆军第53军副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1951年11月任第21兵团政治部主任。1952年7月任空4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12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57年10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第八班学习。1959年6月任空5军政治委员。1964年8月任空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68年11月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71年2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81年10月，韦祖珍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虽然韦祖珍的政治待遇已经是九一三事件人物中比较好的结局了，但平白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韦祖珍心里仍是不平。而这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摧垮。
1982年10月11日，韦祖珍因肝癌在南宁逝世，享年70岁。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