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九一三事件人物朱铁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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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4 05:19:12)
朱铁铮（1933-）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1971年9月12日晚饭后，20时左右，朱铁铮在家中接到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电话，说叫他到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开会，并叫他通知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也来。王飞选择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是因为邝副司令不在，而他的办公室又很僻静。召集人王飞、于新野，与会者有：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朱铁铮、郑兴和。这个会议没有开完，就草草解散，也没有了下文。但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五天，与会者全部被捕，朱铁铮也没有例外。
刘世英说这个会上王飞说了“另立中央”，贺德全也说王飞说了。而朱铁铮坚决说，他没有听王飞说过“另立中央”，他也从来不知道另立中央，就知道去广州，去广州干什么也不知道。到底王飞说没说“另立中央”？我特意问了与会者郑兴和，他说他没有听说“另立中央”。我又专门问过王飞，王飞也肯定地说，朱铁铮是对的，他没有说“另立中央”。王飞在他的供词中，也没有提到“另立中央”，只是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提出冲钓鱼台，并看了钓鱼台的地形，还提出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还要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认为都不行。我提出要林副主席召集会议会上搞，也不行。最后林立果说，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南巡返回北京，临时决定去广州。他让王飞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护送”黄吴李邱去广州的名单，而他带刘佩丰回北戴河去见林彪。第二天一早，再分别从北京和北戴河飞广州。这里有一个疑问：形势如此紧张，林立果不在北京稳住阵脚，回北戴河干什么？如果是林彪愿意去广州（或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他自己要飞机就行了，谁敢不给？还专门要林立果护送？总之，莫名其妙，林立果就回到了北戴河。
1971年9月24日，刘世英有一个亲笔供词：1971年9月9日凌晨1时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五七一”工程，即“武装起义”！9月12日晚9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全、朱铁铮和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到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13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23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刘世英事先知道“武装起义”，所以他记忆混淆了，认为9月12日晚上王飞主持开会时说了“另立中央”。从王飞的性格看，他处处小心谨慎，不可能在会议上说“另立中央”。
会议由刘世英记录，从司令部范围内挑人。一个多小时后，去广州的名单基本拟好了。这时王飞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说作废，把拟好的名单撕碎，从马桶里冲走。没想到于新野把名单的草稿装在口袋里，带走了。以后从怀柔迫降的直升机现场发现了这张名单。
九一三事件后四、五天，朱铁铮就被抓了。一人一间屋。他很吃惊，不知道怎么回事。朱铁铮的弟弟朱铁笙在空军政治部任秘书，和朱铁铮长得一模一样，也被抓了。不知道是不是认错人了？朱铁笙其实没有事，到新年却突然坠楼身亡。直到现在，朱铁铮仍然认为他弟弟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
朱铁铮1950年12月在西安被军干校录取，穿上了军装。文化大革命时，他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1967年4月12日，江青要调四个人到上海取材料，她叫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办。杨成武叫总参抽两个人，叫吴法宪从空军抽两个人。吴法宪正在京西宾馆开党委扩大会，朱铁铮在会务组，就叫朱铁铮去了，空军保卫部抽了一个处长王育民。总参两个人是参政的处长陈虹和警卫处的王成恩。当天晚上，四人就被车送到沙河机场，坐专机到了上海。取回一堆材料，江青没发话，四个人就整天守着。以后发现这堆材料里有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的材料，公安部干脆把饶漱石等人几十个柜子材料也交给他们，这就更走不了了。到了7月成立中央专案组二办饶漱石专案组，重新复查饶漱石案，朱铁铮、王育民、陈虹、王成恩就留在专案组。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朱铁铮被调到贺龙专案组。1970年左右，他要求回空军司令部，被提升为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后来王育民说：如果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朱铁铮留在中央专案组，与九一三事件无关，起码不会被判刑。
到宣判时，判了朱铁铮五年徒刑。可是他已经被关了十年有余。朱铁铮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参加了王飞召开的那次会，凭什么判五年？多关的五年怎么算？放出来后，把朱铁铮的关系往街道上一放，就没有人管了。他没有生活来源，而他爱人原在西城区委工作，受他的牵连，被贬到西城区街道印刷厂，退休后每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费。这么多年，朱铁铮爱人已经习惯了到菜市场捡菜叶。就是到现在，为了省钱，每天家中只开两次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朱铁铮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1978年，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朱铁铮的女儿朱凌考上北京医学院，空军反复派人到招生办阻绕录取。据说告到了胡耀邦那里，还上了《光明日报》，总算让她们上了大学，只是比别的同学晚报到一个月。现在，朱凌经常出国讲学，是中国口腔疾病预防方面的顶尖专家。
朱铁铮（1933-）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1971年9月12日晚饭后，20时左右，朱铁铮在家中接到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电话，说叫他到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开会，并叫他通知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也来。王飞选择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是因为邝副司令不在，而他的办公室又很僻静。召集人王飞、于新野，与会者有：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朱铁铮、郑兴和。这个会议没有开完，就草草解散，也没有了下文。但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五天，与会者全部被捕，朱铁铮也没有例外。
刘世英说这个会上王飞说了“另立中央”，贺德全也说王飞说了。而朱铁铮坚决说，他没有听王飞说过“另立中央”，他也从来不知道另立中央，就知道去广州，去广州干什么也不知道。到底王飞说没说“另立中央”？我特意问了与会者郑兴和，他说他没有听说“另立中央”。我又专门问过王飞，王飞也肯定地说，朱铁铮是对的，他没有说“另立中央”。王飞在他的供词中，也没有提到“另立中央”，只是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提出冲钓鱼台，并看了钓鱼台的地形，还提出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还要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认为都不行。我提出要林副主席召集会议会上搞，也不行。最后林立果说，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南巡返回北京，临时决定去广州。他让王飞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护送”黄吴李邱去广州的名单，而他带刘佩丰回北戴河去见林彪。第二天一早，再分别从北京和北戴河飞广州。这里有一个疑问：形势如此紧张，林立果不在北京稳住阵脚，回北戴河干什么？如果是林彪愿意去广州（或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他自己要飞机就行了，谁敢不给？还专门要林立果护送？总之，莫名其妙，林立果就回到了北戴河。
1971年9月24日，刘世英有一个亲笔供词：1971年9月9日凌晨1时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五七一”工程，即“武装起义”！9月12日晚9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全、朱铁铮和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到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13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23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刘世英事先知道“武装起义”，所以他记忆混淆了，认为9月12日晚上王飞主持开会时说了“另立中央”。从王飞的性格看，他处处小心谨慎，不可能在会议上说“另立中央”。
会议由刘世英记录，从司令部范围内挑人。一个多小时后，去广州的名单基本拟好了。这时王飞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说作废，把拟好的名单撕碎，从马桶里冲走。没想到于新野把名单的草稿装在口袋里，带走了。以后从怀柔迫降的直升机现场发现了这张名单。
九一三事件后四、五天，朱铁铮就被抓了。一人一间屋。他很吃惊，不知道怎么回事。朱铁铮的弟弟朱铁笙在空军政治部任秘书，和朱铁铮长得一模一样，也被抓了。不知道是不是认错人了？朱铁笙其实没有事，到新年却突然坠楼身亡。直到现在，朱铁铮仍然认为他弟弟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
朱铁铮1950年12月在西安被军干校录取，穿上了军装。文化大革命时，他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1967年4月12日，江青要调四个人到上海取材料，她叫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办。杨成武叫总参抽两个人，叫吴法宪从空军抽两个人。吴法宪正在京西宾馆开党委扩大会，朱铁铮在会务组，就叫朱铁铮去了，空军保卫部抽了一个处长王育民。总参两个人是参政的处长陈虹和警卫处的王成恩。当天晚上，四人就被车送到沙河机场，坐专机到了上海。取回一堆材料，江青没发话，四个人就整天守着。以后发现这堆材料里有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的材料，公安部干脆把饶漱石等人几十个柜子材料也交给他们，这就更走不了了。到了7月成立中央专案组二办饶漱石专案组，重新复查饶漱石案，朱铁铮、王育民、陈虹、王成恩就留在专案组。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朱铁铮被调到贺龙专案组。1970年左右，他要求回空军司令部，被提升为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后来王育民说：如果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朱铁铮留在中央专案组，与九一三事件无关，起码不会被判刑。
到宣判时，判了朱铁铮五年徒刑。可是他已经被关了十年有余。朱铁铮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参加了王飞召开的那次会，凭什么判五年？多关的五年怎么算？放出来后，把朱铁铮的关系往街道上一放，就没有人管了。他没有生活来源，而他爱人原在西城区委工作，受他的牵连，被贬到西城区街道印刷厂，退休后每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费。这么多年，朱铁铮爱人已经习惯了到菜市场捡菜叶。就是到现在，为了省钱，每天家中只开两次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朱铁铮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1978年，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朱铁铮的女儿朱凌考上北京医学院，空军反复派人到招生办阻绕录取。据说告到了胡耀邦那里，还上了《光明日报》，总算让她们上了大学，只是比别的同学晚报到一个月。现在，朱凌经常出国讲学，是中国口腔疾病预防方面的顶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