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九一三事件人物官伟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05:50
(2010-03-21 01:31:34)
官伟勋（1929-）时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
官伟勋，山东平度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任敌工干事，曾参与日本反战同盟同志夜间对日军的策反喊话。后分派在北海独立团参加解放平度战役，与突击队攻占东关大阁。之后到胶东抗大学习，担任文化干事
、分队长、队长。
官伟勋喜欢读书。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林办”选秘书，空军政治部就曾推荐过他，但有人揭发他家庭出身地主，哥哥又是“右派”，就“黄”掉了。叶群向吴法宪提出要个讲文学的老师，吴法宪选择了官伟勋。面试合格，1968年12月3日，官伟勋到“林办”给叶群讲文学课，并帮助“林办”搞图书馆。因为叶群吩咐官伟勋“拿”文物不积极，1970年4月，官伟勋还没有整理完手头的材料，就被叶群打发回空军。也因祸得福，官伟勋没有像“林办”工作人员一样被关四年，反而成了空军整理林（彪）、吴（法宪）反党集团材料组的成员。可好景不长，1974年1月批林批孔开始，空司机要局参谋、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丈夫苏延勋贴出由他牵头的大字报，揭发官伟勋问题严重，远远没有查清。4月12日，官伟勋被打倒了。
其实，九一三事件后就查清了，官伟勋与九一三事件无关。
1971年8月，官伟勋和两位同事“周游”空军所属部队。他们先到了兰州军区空军，到了五航校，又去了酒泉的高炮师。之后他们去了新疆，经宝鸡进入四川，然后到贵州，9月10日前后，他们到了云南昆明。这时，三人中有一人因事返回北京，只剩下官伟勋和从部队来帮助的小张。
官伟勋对九一三事件一无所知，但感觉自己和小张被“警卫”了。除了上厕所和睡觉，昆明指挥所的一位处长和一位干事，寸步不离，赶也赶不走（此时空军所有出差者都是同等“待遇”）。官伟勋和小张准备坐民航飞机回北京，他在机场看见一架“里二”飞机来送文件，却昆明军区陈司令员来迎接。是什么重要文件？北京出什么大事了？是不是和苏联打起来了？天黑了，一架国际航班飞机来，只有官伟勋和小张两个乘客上飞机，飞机上也只有十来个人。飞机起飞后，一位穿空军服装却没有佩领章帽徽的中年人（民航保卫部）问：你是官处长吧？禁空了，所有飞机都不准到北京，南边只准到徐州，北边只准到沈阳，我们这架国际航班例外。午夜到达北京，下飞机官伟勋看见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政委都站在舷梯旁。官伟勋正在疑惑，又看见文艺处的另一位副处长来接他。这位副处长出身新四军，又是全军知名的版画家，怎么能让比自己老的同级接呢？官伟勋感到不安。版画家说，部里让我接你的，你先到办公室，然后再回家。官伟勋很不高兴，什么事这么急？版画家说他也不清楚，说副部长找你，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没有办法，官伟勋走进办公楼，在三楼政治部首长办公的地方，站着一个陆军？官伟勋心里一动，继续上五楼，进了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副部长不在，官伟勋坐在沙发上，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副部长进来了，脸色阴沉。官伟勋问：什么事搞得这么紧张？连家也不让回，非要先到办公室？副部长反问：你进楼来发现什么新情况没有？官伟勋说，怎么三楼有陆军站岗？他在空军政治部工作20多年从未有过。副部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又问：你估计出了什么事情？官伟勋说：我想不起来能出什么大事。
还能有什么大事？跑了飞机？
就是跑了飞机，也用不着这么草木皆兵吧？
副部长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扔，愤愤地说：跑了飞机事还不大！显然副部长是机关少数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人，而在当时，谁要泄露，不仅开除党籍，还要受严厉的行政处分。副部长看到官伟勋疑惑的目光，说让你先到办公室，是为了向你宣布四条纪律：一、要按时上下班，不准外出。外出要请假，经过批准。二、上班时，只许在自己的办公室，不准串门。三、下班回家，也不准串门。四、不准打听消息，自己知道的，不准向别人说。部党委规定这四条要传达到每一个人，出差回来传达这四条后，才能回家。
第二天官伟勋上班，看见同事正在从窗户往外看，告诉他这几天打饭的小战士越来越多，吃饭的干部越来越少，被关的都是搞过专案的部、处长，政治部专门腾出一批办公室关他们。
9月20几日，空军机关干部集中到七楼会议室。李德生由空军五人领导小组陪同，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第一句就是：叛徒、卖国贼林彪……
全场惊呆。
空军政治部机关成立揭发小组，由政治部首长直接负责，成员都是曾在林彪办公室帮助工作的人，牵头的是官伟勋。除揭发林彪“罪行”外，还要包括自己在“林办”干了些什么？见过些什么人？看见过什么事？所有的揭发都写成电报，直报中央军委。……
官伟勋没有任何问题，他过了九一三事件这一关，但没有逃过批林批孔。
1974年4月，官伟勋被打倒后，停了职。他常常从睡梦中惊醒：我到底有什么罪？毛主席那时都没有发现他是反革命，还把他提为国防部长、接班人，写进党章，凭什么要求我一个普通党员在那个时候发现他是反革命？我那个时候如果趁他歪在沙发打瞌睡时，砸死他，难道还不立刻把我判为反革命枪毙吗？但官伟勋很快想开，那么多大人物都被揪出来了，他算老几。
查来查去，官伟勋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没有人管他了，让他到南苑农场劳动，地震时盖防震棚，没事可以看书。感谢这一段，官伟勋把大部头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马恩选集》重读了好几遍。
1977年8月31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两位部长找官伟勋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他到四川彭县的2514军工厂，当车间副主任。官伟勋搞不清是不是降职，是不是转业，但他还是愉快接受了。能工作，不管在哪里，都很好。当然，那个工厂还只是筹备处，不能带家属。这时官伟勋妻子在北京市工作，官伟勋把女儿留在妻子身边，只带走了8岁的儿子官阳。有一天夜里官阳吞吞吐吐地说，爸爸，人家说我是劳改犯的儿子。这对官伟勋刺激很大，他只能平静地安慰儿子，不是这样的，是小孩子胡说。
1978年，官伟勋转业到重庆，任博物馆馆长。经官伟勋再三请求，负责办理转业手续的干部给他看了他档案中的“结论”，说他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还附有一个《我对结论的态度》，说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时间是1977年8月3日。官伟勋非常气愤，说空军政治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一直不同意1974年批林批孔以来对我搞的所谓“审查”。我是组织上派到林彪办公室的，党员服从组织，我没有错。去了以后，我与“两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就离开了毛家湾，我跟林彪、叶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说我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现在怎么出来这样一份打印着我名字的“我对结论的态度”？党支部答复：你先到地方报到，等我们查清后，再通知你。是你签的字，你赖不掉，不是你签字，也不能说是你签的。机关党委、政治部党委、空军党委清查办公室都这样答复。
但全是推托，以后不管官伟勋怎么写信询问，都没有答复。
1982年中央9号文件下发后，空军政治部对官伟勋的“结论”进行复查。
1983月2月21日，空军给官伟勋所在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来了封信，请单位通知本人，官伟勋同志免做结论，并请对其本人的档案进行清理。将本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有关其他材料（如原组织结论和旁证材料等），退回空军政治部保密室。
但是伤害并没有结束。
1983年11月4日，新华社编发《内部参考》，发了一条空军党委关于整党的消息，谈到空军的“三种人”到了地方受到重用，比如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隐去了官伟勋的名字），转业到重庆，又回到北京，钻进《中国农民报》，还出访澳大利亚。
官伟勋气愤极了，他通过张友渔，给中央整党指导小组写了申诉信。申诉信转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余秋里、杨尚昆手里，由此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机关党委的关注。这时，空军也换了领导。军委清查办答复：空军党委没有说官伟勋是“三种人”，是新华社编稿子走了样。但要更正、道歉，还是算了。
官伟勋气愤地说：我从37岁到57岁，写的申诉信足有一人高了。难道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吗？
官伟勋（1929-）时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
官伟勋，山东平度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任敌工干事，曾参与日本反战同盟同志夜间对日军的策反喊话。后分派在北海独立团参加解放平度战役，与突击队攻占东关大阁。之后到胶东抗大学习，担任文化干事
、分队长、队长。
官伟勋喜欢读书。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林办”选秘书，空军政治部就曾推荐过他，但有人揭发他家庭出身地主，哥哥又是“右派”，就“黄”掉了。叶群向吴法宪提出要个讲文学的老师，吴法宪选择了官伟勋。面试合格，1968年12月3日，官伟勋到“林办”给叶群讲文学课，并帮助“林办”搞图书馆。因为叶群吩咐官伟勋“拿”文物不积极，1970年4月，官伟勋还没有整理完手头的材料，就被叶群打发回空军。也因祸得福，官伟勋没有像“林办”工作人员一样被关四年，反而成了空军整理林（彪）、吴（法宪）反党集团材料组的成员。可好景不长，1974年1月批林批孔开始，空司机要局参谋、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丈夫苏延勋贴出由他牵头的大字报，揭发官伟勋问题严重，远远没有查清。4月12日，官伟勋被打倒了。
其实，九一三事件后就查清了，官伟勋与九一三事件无关。
1971年8月，官伟勋和两位同事“周游”空军所属部队。他们先到了兰州军区空军，到了五航校，又去了酒泉的高炮师。之后他们去了新疆，经宝鸡进入四川，然后到贵州，9月10日前后，他们到了云南昆明。这时，三人中有一人因事返回北京，只剩下官伟勋和从部队来帮助的小张。
官伟勋对九一三事件一无所知，但感觉自己和小张被“警卫”了。除了上厕所和睡觉，昆明指挥所的一位处长和一位干事，寸步不离，赶也赶不走（此时空军所有出差者都是同等“待遇”）。官伟勋和小张准备坐民航飞机回北京，他在机场看见一架“里二”飞机来送文件，却昆明军区陈司令员来迎接。是什么重要文件？北京出什么大事了？是不是和苏联打起来了？天黑了，一架国际航班飞机来，只有官伟勋和小张两个乘客上飞机，飞机上也只有十来个人。飞机起飞后，一位穿空军服装却没有佩领章帽徽的中年人（民航保卫部）问：你是官处长吧？禁空了，所有飞机都不准到北京，南边只准到徐州，北边只准到沈阳，我们这架国际航班例外。午夜到达北京，下飞机官伟勋看见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政委都站在舷梯旁。官伟勋正在疑惑，又看见文艺处的另一位副处长来接他。这位副处长出身新四军，又是全军知名的版画家，怎么能让比自己老的同级接呢？官伟勋感到不安。版画家说，部里让我接你的，你先到办公室，然后再回家。官伟勋很不高兴，什么事这么急？版画家说他也不清楚，说副部长找你，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没有办法，官伟勋走进办公楼，在三楼政治部首长办公的地方，站着一个陆军？官伟勋心里一动，继续上五楼，进了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副部长不在，官伟勋坐在沙发上，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副部长进来了，脸色阴沉。官伟勋问：什么事搞得这么紧张？连家也不让回，非要先到办公室？副部长反问：你进楼来发现什么新情况没有？官伟勋说，怎么三楼有陆军站岗？他在空军政治部工作20多年从未有过。副部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又问：你估计出了什么事情？官伟勋说：我想不起来能出什么大事。
还能有什么大事？跑了飞机？
就是跑了飞机，也用不着这么草木皆兵吧？
副部长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扔，愤愤地说：跑了飞机事还不大！显然副部长是机关少数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人，而在当时，谁要泄露，不仅开除党籍，还要受严厉的行政处分。副部长看到官伟勋疑惑的目光，说让你先到办公室，是为了向你宣布四条纪律：一、要按时上下班，不准外出。外出要请假，经过批准。二、上班时，只许在自己的办公室，不准串门。三、下班回家，也不准串门。四、不准打听消息，自己知道的，不准向别人说。部党委规定这四条要传达到每一个人，出差回来传达这四条后，才能回家。
第二天官伟勋上班，看见同事正在从窗户往外看，告诉他这几天打饭的小战士越来越多，吃饭的干部越来越少，被关的都是搞过专案的部、处长，政治部专门腾出一批办公室关他们。
9月20几日，空军机关干部集中到七楼会议室。李德生由空军五人领导小组陪同，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第一句就是：叛徒、卖国贼林彪……
全场惊呆。
空军政治部机关成立揭发小组，由政治部首长直接负责，成员都是曾在林彪办公室帮助工作的人，牵头的是官伟勋。除揭发林彪“罪行”外，还要包括自己在“林办”干了些什么？见过些什么人？看见过什么事？所有的揭发都写成电报，直报中央军委。……
官伟勋没有任何问题，他过了九一三事件这一关，但没有逃过批林批孔。
1974年4月，官伟勋被打倒后，停了职。他常常从睡梦中惊醒：我到底有什么罪？毛主席那时都没有发现他是反革命，还把他提为国防部长、接班人，写进党章，凭什么要求我一个普通党员在那个时候发现他是反革命？我那个时候如果趁他歪在沙发打瞌睡时，砸死他，难道还不立刻把我判为反革命枪毙吗？但官伟勋很快想开，那么多大人物都被揪出来了，他算老几。
查来查去，官伟勋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没有人管他了，让他到南苑农场劳动，地震时盖防震棚，没事可以看书。感谢这一段，官伟勋把大部头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马恩选集》重读了好几遍。
1977年8月31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两位部长找官伟勋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他到四川彭县的2514军工厂，当车间副主任。官伟勋搞不清是不是降职，是不是转业，但他还是愉快接受了。能工作，不管在哪里，都很好。当然，那个工厂还只是筹备处，不能带家属。这时官伟勋妻子在北京市工作，官伟勋把女儿留在妻子身边，只带走了8岁的儿子官阳。有一天夜里官阳吞吞吐吐地说，爸爸，人家说我是劳改犯的儿子。这对官伟勋刺激很大，他只能平静地安慰儿子，不是这样的，是小孩子胡说。
1978年，官伟勋转业到重庆，任博物馆馆长。经官伟勋再三请求，负责办理转业手续的干部给他看了他档案中的“结论”，说他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还附有一个《我对结论的态度》，说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时间是1977年8月3日。官伟勋非常气愤，说空军政治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一直不同意1974年批林批孔以来对我搞的所谓“审查”。我是组织上派到林彪办公室的，党员服从组织，我没有错。去了以后，我与“两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就离开了毛家湾，我跟林彪、叶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说我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现在怎么出来这样一份打印着我名字的“我对结论的态度”？党支部答复：你先到地方报到，等我们查清后，再通知你。是你签的字，你赖不掉，不是你签字，也不能说是你签的。机关党委、政治部党委、空军党委清查办公室都这样答复。
但全是推托，以后不管官伟勋怎么写信询问，都没有答复。
1982年中央9号文件下发后，空军政治部对官伟勋的“结论”进行复查。
1983月2月21日，空军给官伟勋所在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来了封信，请单位通知本人，官伟勋同志免做结论，并请对其本人的档案进行清理。将本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有关其他材料（如原组织结论和旁证材料等），退回空军政治部保密室。
但是伤害并没有结束。
1983年11月4日，新华社编发《内部参考》，发了一条空军党委关于整党的消息，谈到空军的“三种人”到了地方受到重用，比如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隐去了官伟勋的名字），转业到重庆，又回到北京，钻进《中国农民报》，还出访澳大利亚。
官伟勋气愤极了，他通过张友渔，给中央整党指导小组写了申诉信。申诉信转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余秋里、杨尚昆手里，由此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机关党委的关注。这时，空军也换了领导。军委清查办答复：空军党委没有说官伟勋是“三种人”，是新华社编稿子走了样。但要更正、道歉，还是算了。
官伟勋气愤地说：我从37岁到57岁，写的申诉信足有一人高了。难道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