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9 23:44:10

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 ——《亚洲週刊》王健民採访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维。中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日前在深圳的一次公开演讲活动中，呼吁中国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要扬弃已经落伍的思维定式，“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用“符合大时代基调”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大陆进入真正的现代化时代。刘再复还在相关的活动中，从文化的角度，针砭时弊，呼吁建立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共同创造人类精神家园更加美好的明天。已经离开中国大陆十五年的刘再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目前担任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他此次是应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的邀请，回到中国大陆，在深圳向出席首届时代华人大会的三百多位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企业家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发表演说。刘再复说，这是他在“海外漂流”多年后，第一次出席在故国召开的会议，因此，当他接到邀请信，看到基金会主席庄世平老先生亲笔签署的三个字，就“好像听到故国山水的呼唤”。这种呼唤让刘再复感动，但也让这位饱含人文关怀的著名知识分子感到责任沉重。他以充满感性的语调表示，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表述，是“从诗歌时代进入散文时代”。 大文化理念要改变 整个世界更在近十五年中，从冷战转入经济竞争时代，转入以财富创造為中心的时代，用已故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说，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进入数字管理时代。那么，在这种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中，“中国的大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也需要相应的改变和重新确认。刘再复以文学的语言解释这种变化之间的关係，认為如果以“英雄传奇、大激情和轰动效应”，形容革命的“诗歌时代”，那么以经济建设為中心的“散文时代”，则要扬弃这些符号，改以“普通人、平常生活和建设為特徵”，所以，这一时代的基调，就应该是“低调的、平实的、从容的”，从此告别那个“高调的、激进的和动荡不安的时代”。而在这种大时代的变迁中，“我们要重新寻找精神资源”。虽然久居国外，但刘再复对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变化仍然有深刻的了解，他说，中国大陆的“乡村时代”已结束，近二十年来正逐步进入“城市时代”，中国的精英也从乡村进入城市，但在这种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家更注意的是“看得见的城市”，而忽略了“看不见的城市”，即看不见“城市心态、城市精神和城市居民的生命质量”，整个社会急速向“物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刘再复非常感念邓小平开创的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动力。但是，当这个“慾望的魔盒”打开，带来强大经济动力的同时，更需要寻找制衡这个“慾望”的精神和方法。除了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制衡“慾望释放”的精神力量，刘再复认為更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精神资源。 要提倡你活我也活 刘再复批评中国大陆上一世纪曾经流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更反对“你死我也死”的“死亡思维”。刘说，中国的一代人就是在斗争哲学的思维框架里成长起来的，所以，随着中国大陆已经从“革命时代”进入“建设的时代”，这种“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单向度思维”，就应该改成“平等的、对话的、协商的、彼此互相尊重”的“双向度思维”，也就是“你活我也活”的思维。这就是这个“大时代的基调”。一方消灭一方的单向度舞台将会成為过去，时代展示的是双方共生共赢的双向度新平台，参与者没有高下和尊卑之分，都拥有被充分尊重的一席之地，谈判桌上，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居高临下，不可能独尊、独断、独赢，只能共赢与多赢，这种“圆桌文化精神”，应是经济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刘再复认為，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人类的发展史其实不是斗出来的，不是战火造出来的，而是建设出来的，劳动出来的，“是有產者与无產者用自己的头脑、心灵、双手、血汗共同生產、共同创造出来的”。过去中国流行“革命万能”，以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為“所有制”改变之后，一切都迎刃而解，“但历史告诉我们，除了制度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即“大文化观念问题和大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当历史向中国大陆展示另一种前途的时候，即应当不失时机地拋弃“造反有理”的旧思路，选择“改良有益”的新思维，这才是“充分和平、充分安寧、充分建设”的百年大计。当然，这种“改良有益”的新思维的前提，就是应该宽容和尊重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反对派的声音，也要给予表述的自由”。俄罗斯思想家扎米亚京曾经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异端对人类思想的健康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异端，也应当造出异端。”刘再复说，遗憾的是，自从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开放”的大文化精神使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最好的经济态势，“宽容的”大文化精神依然没有获得足够发展。“宽容”精神的不足，影响了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力度，导致缺少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监督，从而缺少对“慾望”魔鬼的民间道德监督，再加上法制系统的不完善，使得腐败得以孳生，从而严重地腐蚀社会并导致社会的部分变质。因此，“宽容不是纵恶，而是制衡”，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必要文化条件。这种必要文化条件的一项最重要内容，就是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让中国知识精英可以在“黑与白、正与邪、革命与反动”的两极对立当中，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中间地带”。 “令狐冲处境” 由於条件的局限，刘再复在赴深圳作“以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的演讲之前，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一场演讲中，相对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第三空间”理念。刘再复以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主角令狐冲為例，慨叹这位特立独行、超越正邪两大营垒的英雄，如何在正教华山派和邪教日月神派之间，想超越生死对峙的两大阵营而吸收双方武功的精华，但两派首领却都不允许他如此选择。由於他武功高强，双方既想拉拢他又想杀害他，最后只能和任盈盈远离江湖，隐居山林共同弹奏千古绝唱《笑傲江湖》。刘再复用“令狐冲处境”形容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认為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文化教训，或说文化理念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消灭了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刘再复说，在政治权力的操弄下，“两极性的二分法使知识分子、企业精英、媒体精英、社会建设者丧失了价值中立的可能，也丢掉了超越党派的中性眼光”，失去了“有良知的自由和充分展示智慧的可能”。因此，刘再复呼吁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令狐冲式的独立精神”，充分尊重知识分子“批评的权利，即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即不表态的自由；以及逍遥的权利，即不参与的自由”。中国的文化史证明，正因為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才產生了诸如《红楼梦》这样“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艺术颠峰的伟大作品”。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就形象地指出了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哲学意义，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古训。刘再复说，老子所说的“二”，就是双向思维，进而派生出“三”，这就是“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又将派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美好万物万象”。刘再复说，许多好思想、好主意、好建设，将从这里產生，一个更祥和、更繁荣、更文明、更可爱的时代，也将產生。（原载《亚洲週刊》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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