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再论 “第三话语空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35:06
刘再复：再论 “第三话语空间”   2010-06-30 刘再复：再论 “第三话语空间”   2010-03-13 再论 “第三话语空间” ——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二○○二年我在《亚洲週刊》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二○○四年在《明报月刊》上，我又发表《双向思维方式与大时代的基调》，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说明所谓第三空间，便是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即在黑与白、正与邪、忠与奸、革命与反动这种极端两项对峙下的立足空间。因此，第三空间也可说是非党派空间、非集团空间、非权力操作空间。这是一种独立的、超越“非黑即白”思想框架的自由话语空间。      今天，《明报月刊》在庆祝创刊四十週年的时候，以“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為题进行讨论，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明报月刊》的庆祝活动不是媚俗、媚雅、媚上的活动，而是严肃寻找价值关怀与价值坐标即寻找报刊灵魂的实践活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年来，在各种政治风雨的颠簸中和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所以能站住脚跟，并成為华文世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园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住不党、不私、不媚的灵魂，守住价值中立的办刊路线。我今天在这里发言，也是希望价值中立的第三话语空间能成為「自觉」，并相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关注的最根本的文化自觉。      “第三话语空间”和“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產生的一种现代理性思路，并不时髦。当今大文化世界，最為时髦并横行於东西方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主义的理论基点恰恰是反对价值中立。至今仍在西方课堂和文化界流行的福柯、德里达等，在反对“本质主义”的旗号下，完全拒绝价值中立的理念。他们不承认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认定一切知识一切价值都是权力的运作，所谓历史和所谓真理，完全取决於阐释者的阐释，即取决於解释者的主观立场和主观态度。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化史上，价值中立也没有立足之地。由於政治环境的极端严峻，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捲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两极性生死搏斗，被迫依附某一政治集团，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天才文学家，也不支持知识分子作第三空间的选择，他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的批评以及对隐逸精神的否定，都说明第三话语空间的丧失。      我曾说过，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处境，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处境。这是在正教与邪教两大营垒严峻对立下无以立足、无以独立思索、无以自行选择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下，知识分子丧失了沉默的自由、逍遥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也就是丧失良知的自由。我很注意阅读中国社会的三大类书籍（大陆一类，台湾一类，香港一类）。大陆已读了数十年，香港也读了三年，台湾才刚刚读了半年，此次会后我还要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也将继续阅读。三书虽未读完，但今天有一句话是可以说的，我觉得三书相比，香港的第三话语空间最為广阔，那种“非我即敌”的简单思维方式最没有市场。我特别喜欢香港，大概正因為香港拥有广阔的第三地带。      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声明，价值中立这一大命题、大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它是名播全球的德国社会学者韦伯在上世纪早期提出的重大思想。韦伯在论述价值中立这一命题时和另一命题——责任伦理紧连一起，把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為一个理念整体，即把价值中立视為对现代社会责任的一种最高、最有效的承担。 韦伯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分清意图伦理（也译作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前者强调主观动机，畅行於政治领域；后者强调社会效果，严守学术态度。韦伯指出，在政治领域里运用意向（心志）伦理，就必然造成行為两极化——它化政治上的追随者為门徒，化政治上的对手為敌人，而且将形成权势者的独断与垄断——它无法容忍具有批判功能的学术文化作為独立的力量。因此，对於那些容许价值中立的学术机构，它必定会加以拒绝。〔作者按：请参考中译本《学术与政治》，收录於《韦伯选集》（一），钱永祥编译，远流出版社出版，页一一六—一二○〕这就是说，意图伦理往往把政治意图和道德意图取代普遍性社会责任，往往造成把对手当作敌人的两极战场，而责任伦理却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和权力战场拉开距离，把普遍性社会责任视為独立力量和工作準则，努力避免陷入两极化的一端。韦伯的理论对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建设產生巨大影响。现代社会公务员制度和军队的国家化，都得益於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      解释韦伯的责任伦理与价值中立，本身是一项复杂的学问，不是今天这个座谈会上可以说清的。但是，我想藉此机会，说明《明报月刊》四十年来的价值取向可称作价值中立的取向。这就是在总的路向上贯彻文化刊物的责任伦理，不管发表何种形态的文章，其精神背景都是学术的、公正的、价值中立的。 具体地说，所谓价值中立，包括下列几层意思，第一：在历史层面上，它力求对历史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对历史人物採取理解的同情，避免从党派立场和权力斗争立场进行“非忠即奸”、“非我即敌”、“非善即恶”的绝对价值判断，扬弃“追究历史罪责”的写作模式。我一再主张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要用“做实事”的标準来衡量，不管是宫廷中人还是宫廷外人，不管是党派中人还是党派外人，不管是共產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只要是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人类的福祉作了实事好事的，我们都要肯定其功绩其价值。这是超越党派和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中性评价，也是最準确的历史评价。      第二，在政治层面上，它拒绝党派依附和避免捲入党派纷争，把人类的普世价值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视為终极价值标準。作為一个媒体和一个文化机构，它只关怀政治，关怀社会，不捲入权力政治斗争与社会帮派斗争，它只作政治观察者和社会评论者，不作政治宣传员和党派代言人。只作社会调节器，不作政治工具。      第三，在哲学层面上，它以平等对话的双向思维代替一家独尊独断的单向思维，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所谓单向思维，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所谓双向思维，则是“亦此亦彼”，你活我也活，一个和另一个的妥协与和解。价值中立的思维方式便是双向思维方式，它告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起义理念，更拒绝“颠覆”、“抹黑”、“打倒”、“消灭”、“声讨”、“横扫一切”等造反方式。它的价值中立决定了它的普世性同情，既同情社会底层，又同情社会上层；既同情穷人，也同情富人；既同情弱者，也同情强者；既同情反对派，也同情当权派；既同情民眾，也同情领袖。所谓同情，是一种宽厚的理性的理解，也是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情怀。这不是没有是非，而是告别革命方式和超越“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脸谱式思维，在更高精神层面上把握是非和把握人类的共同心灵原则，也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化解人类生存困境的积极态度。      第四，在文学文化层面上，则是充分尊重作家、艺术家和思想者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自由，把独立思考视為人类天经地义的生命尊严和灵魂主权，把自由表述视為大於其他价值的根本文化价值，努力保护思想者与作家的自主性，并支持他们进行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乃至政治批评，也包括支持对批评的反批评和具有党派身份的文化人进行表述和批评的自由，不仅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人具有党派身份而废其言，只问其言是否具有真理价值，是否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和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      值得让我们高兴的是，从查良鏞先生创办《明报月刊》以来，四十年中经各位主编的努力，《明报月刊》已形成价值中立的传统，已成為公认的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明报月刊》所选择的这一路线，不仅对当今媒体和思想文化刊物具有参照意义和研究意义，而且对香港城市人文环境的健康和整个华人世界人文环境的健康也具有意义。作為《明报月刊》的一个读者与作者，我谨以此评价和期待，作為纪念活动的祝福。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六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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