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

2010年03月11日 13:18中国青年网【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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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3月12日讯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青年网对话时表示，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以下为对话实录：
贾康：虽然我们综合国力在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有。现在甚至还有相当多引起不满，引起种种批评的地方。有这么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分配关系里面，个人所得部分这些年有所减少，而国家所得部分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是逐渐提升，企业部分是明显提升。
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数据，应该说不是很精准，但大体上反映了一个变动趋势。与此相对比，又有一个说法，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如果观察下来，70%以上的国民收入，是归于个人，在蛋糕切分里面，是归于个人。而我们按消费率来说，在这方面是低到40%左右。
把我们现在大的分配格局跟国外做这么一个对比，是为了说明政府拿得太多了。政府应该减少自己在蛋糕里所切分的份额，这里面有它的一些合理的考虑。但如何细分，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探讨。这关乎其中的可比性以及问题的关键点所在。
从数据上来看，所谓蛋糕的切分，我们政府在西方国家里面，拿到的不是跟70%对比这样的数据。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名义指标是20%左右，实际应该是30%左右。而西方相对应的数据是在40%到50%。发达国都在40%，或者40%多。北欧福利较好的国家，则都在50%以上。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百分之百的蛋糕，怎么会政府拿走40%到50%，然后还有70%给它的居民？这个数据处理起来，可能出现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者数据混淆在一起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如果传来传去，就会产生误解。这个误解，对于我们进一步合理探讨、设计政策来调节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必然会引起更多混乱的因素。
如果我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都讲政府拿多少这个比重？那么中国现在全口径30%，这虽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据，但是大体上相差不远。从国际对比来说，我们是低的。我们不光低于发达国家40%到50%的水平，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5%这样一个比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中国社会里面，增加消费，特别是增加低收入阶层消费的迫切需要。我认为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问题不是促进消费的问题，而是合理引导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要促进消费，要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在这方面政府要起什么作用？政府要发挥它转移支付应该发挥的作用。转移支付，包括政府把自己手里拿到的资金，向欠发达地区做转移支付支持，也包括政府把自己的财力向低收入群体做转移支付的支持，这都需要政府财力做后盾。
再分配的结果，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在整个蛋糕最终分配这样一个份额上，居民所得，个人所得的部分要有所提升。这个数据，在最终分配结果上，才能够跟前面所说的西方的其他经济体的70%多去做对比。所以不宜把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不同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样会越说越乱。
我们说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蛋糕里所占的份额来说，很多朋友们注意的，要减税，这是正确的。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方面，我们已经实行结构性的减税。上一年度，因为结构减税，减少的财政收入大概5千亿左右。这个年度还会继续执行结构减税这个方针。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不是说简单减税，我们国家这个个人收入就能够提升的。为什么？如果说减税在几个方面掌握得不合理，在量上掌握得不合理，我们实际结果是企业更多的得到蛋糕的一部分。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不是把多得的部分转成增加就业者的工资。为什么？因为物质力条件下，因为我们中国在现阶段，还存在大量剩余的劳动力。
由于剩余劳动力制约，企业它只要符合了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再往上经营中间，他会倾向于只要满足你生产经营运转，我就继续以相对低的工资，来安排自己的雇员。多得的部分，不会因为国家减税，他就简单转到增加个人收入，增加居民收入上去。
第二，这个经济，在中国现在条件下，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不是一味简单向企业降低税负，就可以直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要考虑在现在经济制约之下，我们怎样更合理地，对低收入阶层，适当地使他们能够比较符合经济内在的规律运行，获得增加收入的来源。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需要国家转移支付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低保管理，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种种消费方面的措施，尤其是对于广大农村居民，粮食直补，综合直补，推进农村的低保，推进农村的收购保护价等等。国家手里要有比较充分的财力，实行这样的再分配，保障我们的居民收入，个人收入，得到顺应形势发展的提高，和消费率得到一定的提升。
注：此稿为中国青年网专供凤凰网使用
相关专题： 发改委副主任：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2010年03月12日 06:29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03条
应民吾
初春。政协礼堂三层会议室。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郑万通与提出提案的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围桌而坐，对提案进行集中协商办理，一场以“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讨论热烈展开。
“进一步提高就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税收等杠杆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降低部分政策性垄断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全国政协常委何丕洁代表参与有关提案的民革中央首先发言。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则更加关注民生：“社会上还有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收入不公是很大诱因。对收入分配要有清晰认识，战略上要有刚性指标体系，要与国民经济增速挂钩。收入分配不与民争利，让利于民，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压缩政府‘三公’。”
“现在最低与最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差别已经达到15倍。垄断行业，资源是国家的，收入却是企业的。他们与其他行业收入差别太大，必须改革，否则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和我国平稳发展影响很大。”全国政协委员马培华代表民建中央的发言，引得委员们频频点头。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在听取11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介绍提案内容后，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将结合“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年度计划实施，进一步深化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规范金融机构的薪酬制度，特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