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天心：花时已去，梦里多愁

文/莫闻味
         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说妹妹朱天心年轻的时候：“写小说也像她考大学，不逼到最后不拼，胡（兰成）老师去兴隆路买了原子笔回来给她，哄她快写。”对于姐姐的这种说法，朱天心可不服气：“哪有噢，我那时候写小说可快了呦，写一篇小说只要一个晚上。”
       可就是这样一位“快枪手”，在台湾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用的，则完全是一个“拖”字诀。2006年，《印刻文学生活志》上发表她的《南都一望》时，封面上大作文章，写曰：“睽违二○○○天的最新小说。”人们倏然发觉，从2000年出版《漫游者》之后，天心已经有2000多天没有写小说了。而从《南都一望》到《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对她，又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思念？
 

新作中，朱天心开始关注中年的状态
 

        此情可待成追忆，也许，她的写作和普鲁斯特一样，都是希望能用文字卡住流年齿轮的飞转。“慢一些，再慢一些。”她会不会默默地对自己说，这人生就要走向静谧孤寂的晚年，所以才要有一份炙热的感情、一本勇敢直面中年的书？
        似乎朱天心突然沉静了下来，在老宅的屋檐之下，守着丈夫唐诺和孩子海盟，看时光重复而细碎的抚摩，每天在咖啡馆的写作，也是一字千钧，越发地缓慢了。
        慢，是因为豪情只剩了一襟晚照，还是朱天心面对这样一个私房故事，多少有些踌躇？她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我想面对现实，可是现实的变化总是如此之大，总感觉自己好像追不上那变化的速度。”
        唐诺劝她，作家总是应该多写，因为记忆力的关系，也因为感受的不同，如果现在不写，有些故事就可能永远埋藏在心里了。朱天心想了想，“他是对的。可是创作其实很折磨人，这二三十年来，我有时候也会想，我要过普通人的日子，不要再被创作这回事给折磨了。但这时，你会想到最后的底线，你会想到胡兰成老师当初的鼓励，想自己不要辜负他，他不会看错人，这样子。”于是，提笔，十年，完成了这部《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温柔地呐喊
        很难分辨，朱天心和朱天文在电话中的声音。
        都是一样的温柔低徊，多少有些娃娃音，让人想到林志玲，有时候会产生一点错觉：现在和你说话的是天文还是天心？可千万不要说错话。
        但是“朱迷”们一定一眼就能分辨出她们身上的异同。如果说天文是绕指柔的话，天心就是百炼钢。天心觉得自己和姐姐差别不大，只是姐姐更单纯，单纯到了极致：“她是处女座的，我会觉得她是张爱玲式的人，或者是《红楼梦》中的古典人物，她常‘傻大姐’，你和她接触过就知道。她没有她小说里呈现的那么世故，在真实生活里，她粗枝大叶，很不会照顾自己。所以我常常会买东西给她。”
        朱天心比姐姐小两岁，不知道为什么，在妹妹的身上反而多少有着一些巾帼英雄的豪气。胡兰成第一次读到她在北一女中时的成名作《击壤歌》时，赞：“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后来，她参与政治（她说这方面，胡兰成对她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吧）。1992年，朱天心参与朱高正所创之“中华社会民主党”。“政治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朱天心说，“台湾的情况，我想不是说写写文章和小说就能解决得了的。写文章太慢，我们总是需要有所动作。”
        政治，权力的游戏，这一点朱天心看得非常清楚。她参与政治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当一名政客，谋一己的私利，或者博出位，而是为了台湾的未来。“我一点也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了不起，政治从来不是另一门的艺术。”
        这样一位热心于政治的女作家，写出的小说和散文，自然也多多少少带上许多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严肃思考。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不仅为了纪念自己15岁之前在眷村度过的青春，也为了告诉民众眷村的真相：“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真相写出来。在李登辉时代，硬把眷村的居民说成是国民党的富翁，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台湾本地人并不是很了解，以为外省人全部是有权有势的。我很受不了有些文章把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一律说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不能丑化他们，那样的叙事背离了真相，所以怀着那样的心情，我写了这样一本书。”
        1996年，她写《古都》，正是台湾本土热最热的时候，这本小说的背后，隐藏着的，仍然是朱天心希望为外省人争取更多宽容的愿景。可是，这一美好愿景终究要落空，朱天心无奈地说：“我的《古都》写了也是白写，基本上在台湾，本土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和排挤在愈演愈烈。我的写作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呐喊’吧，我知道那样会惹人厌，可是怎么办呢？你有责任去这样做。既然已经看到了，你能袖手旁观吗？”
 

年轻时的朱天心（中）与姐姐、妹妹在一起
 

此情可待成追忆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她。
        但是《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呢？“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听书名，听这叙述的腔调，就够风花雪月，写温吞好酒似的中年妇女生活，貌似矜持，内心底下却暗潮涌动。偷情？这玫瑰色的篇章让人浮想联翩。“你去他身边偎一偎时，他就恋恋的、恰到好处、不致发展成一场性交的抚摸你……”这样的性感文字在撩拨你的心弦。
        这一回，朱天心似乎要敞开心扉，写一写中年妇女的情感与情欲。“我关注的还是中年的状态，”她说，“中年是怎么样的呢？她是不是永远在对子女说一些让她们厌烦的话，永远显得如此保守？我想并不如此。经历了青春的挥霍，到了中年，我们才会真正开始体悟人生。懂得这逼近人生终结的中年，就会对生有了更多的欲望。”
        永远记得，很多年前，《人到中年》中潘虹那双疲惫的眼睛。中年，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可是在朱天心，这种疲惫是看不太到的。“其实朱天心的眼睛大大的真是美绝了，”胡兰成曾经说，“还有世界上最美的就是聪明。”女人长得好，到迟暮特别凄惶，不过看朱天心的脸上，还不会给人迟暮凄惶的感觉。她勇敢，那样充沛的情感仿佛激流轰然汇集，她甚至会用三岛由纪夫《天人五衰》中的话来批评年轻人：“你好意思这么年轻。”
        在激烈清绝，饱涨着青春与衰老、回忆与欲望、近乎疯狂的逆悖时光中，她进入一本日记中记录的情感故事，看一看消失了的季节迷局。这样的一个故事，看似朱天心的大转型，内在的脉络仍然一以贯之。《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和《南都一望》、《古都》一样，都是在写记忆。无法回去的从前、爱过的人、唱过的歌、做过的事，还有下笔的残忍。“一个作家会对很多事情恋恋不舍，”她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作家对于记忆和时间感兴趣并不奇怪，他们总是想把时间喊停。时间过了就过了，一个人活八十岁，客观时间就是八十年，可是因为你想得多也看得多的时候，你对时间和记忆的感觉就会不同，对记忆和时间会特别有感触的。”
        她写作的背景是过去20年的台湾。此情可待成追忆，也许，她的写作和普鲁斯特一样，都是希望能用文字卡住流年齿轮的飞转。“慢一些，再慢一些。”她会不会默默地对自己说，这人生就要走向静谧孤寂的晚年，所以才要有一份炙热的感情、一本勇敢直面中年的书？
        不过，朱天心越是表现得激情四射，越让人感到一些隐隐的担忧。“喟叹什么呢？以前以为，一定是一种东洋美学的喃喃自语，例如：‘寂寞呀……’”小说中这样的话透露出了一些纷繁的愁绪，和中年情欲一样真实。
        她似乎在刻意要留住些什么。在想，如果哪一天，她看到台北的一座天桥被拆除，是否也会像蔡明亮那样怅然若失，写一部《天桥不见了》似的小说？只要，她能留住，这迅速耗损的生命、繁华却寒凉的都市废墟，沉睡在记忆的碎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