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与成露茜

父女独立报人的一个世纪

    成舍我前后从业近80年，秉承独立办报精神，出版过《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民生报》《立报》等报纸以及创办世新大学，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办三报的人，也可能是20世纪资历最长的新闻人。

    成舍我的小女儿成露茜，33岁就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任教该校社会系超过30年。1991年从父亲手中接掌台湾《立报》，在短短20年间，书写了自己的报业传奇。

    汪精卫曾派人对成舍我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就可以收回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的成命。成拒绝，并说：“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一个用毛笔写的大大的“侠”字悬挂在台北世新大学大礼堂的入口，让这一场追思会甚至有些轻盈的气息。来悼念的人中间，有学者教授，也有台北的外籍劳工代表。追思会的主题并无任何职称身份，只是简单而温情的“再见，Lucie”。

    2月27日上午，携家人默然走进这礼堂、并作为亲属代表发言的，是一位高大的长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大家恋恋告别的逝者，是他感情最好的小妹妹，成露茜。

    成思危致辞说：“今年1月27日，我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传来小妹成露茜病逝的噩耗。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伤。71年的往事，历历在心头……这次是我继1991年参加父亲的葬礼后，第二次到台湾参加亲人的葬礼。父亲教育我们要为理想自强不息，舍小我成大我。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小妹露茜继承了父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传承这种精神。”

    成露茜曾经任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 C LA )社会系超过30年，而1991年从父亲成舍我手中接掌台湾《立报》，才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正式开始她的报人生涯。与她的父亲成舍我一样，成露茜在短短20年间，书写了自己的报业传奇。这个故事，仍要从报人成舍我开始。

    民国时代的独立报人

    成舍我原名成平，1898年出生于南京下关，因家境贫寒而只读到初中。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少年，却在十岁时便立志成为记者，因为新闻在那一年，直接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1908年，成舍我父亲成璧任安徽舒城监狱典史时，狱中发生一起囚犯暴动(反狱)事件，知县为了推卸责任，买通地方报纸驻安庆记者制造谎言，颠倒黑白，硬把反狱说是越狱(囚犯因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而逃狱)，嫁祸于成璧。而上海《神州日报》驻安庆记者方石荪，经多方调查取证，在报上披露囚犯有预谋暴动真相，为成璧洗清了冤情。这一事件，让少年成舍我意识到新闻舆论的力量，他因此立志要做一名正派、仗义执言的新闻记者。

    1913年秋，自学成才的成舍我就有机会进入当地报纸做外勤记者。1916年，18岁的他第一次因言获罪，因在《健报》上刊登反对袁世凯的文章而逮捕，保释后逃亡上海——— 此后20多年，牢狱之灾成为他报人生涯的某种常态。

    在上海期间，成舍我结识了陈独秀等人，1918年，经陈独秀，李大钊荐举，成舍我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并由李大钊介绍，晚间在《益世报》任编辑和主笔，半工半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署名《成舍我》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的社论，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当局。该报因此被停刊三天，总编辑潘云超也因此被判刑一年，但报纸销路却因此骤增。成舍我不但没有被解职，反而代行总编辑职。

    读书期间，成舍我不断筹办新闻出版实体，却多因资金问题夭折。他利用在采访中结识的社会权贵和名流的关系，以仅有200元大洋的储蓄，于1924年出版了《世界晚报》，1925年又相继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他也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办三报的人。

    在《世界晚报》创立之初，成舍我确定了四项宗旨：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和消息精确。对于成舍我，报纸是“自我的喉舌”，更是“社会大众的喉舌”。

    成舍我办报，打破大多数报纸把政治新闻作头条的惯例，常常把一些读者感兴趣的地方新闻、社会新闻、教育新闻放在头条；在做标题方面，他讲求词句惊人，字号特大，排列醒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连四天，《世界日报》每天都以头版的全版刊载有关惨案的新闻，和刘和珍等烈士的遗体照片，揭露惨案真相。第一天用大字标题标出《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第二天的标题是《吊死扶伤，哀动九城》；还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祺瑞政府应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

    如此“不畏强暴”的办报宗旨，险些招来杀身之祸。1926年是北京报界的血腥之年。4月26日，奉系以“宣传赤化”罪名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翌日《世界日报》便用《邵飘萍以身殉报》的醒目标题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一消息。8月7日，在杀害《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的第二天晚上，军阀张宗昌又派宪兵逮捕了成舍我，后经后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出面保释，成舍我才得以生还。获释后的成舍我，在第二年再次出走南京，与李石曾共同创办了小型报《民生报》。

    “九一八”事变发生，成舍我又忍不住发言，发表了题为《国人抗日应有之认识》的社论，揭露日寇侵华之暴行，指出“不抵抗三字，直可为民族崩溃之别解”。而《世界日报》不断发出“国民党应结束党政，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和“确立抗日联合战线”等言论。此后他被拘捕、停刊多次。

    成思危小时，听母亲萧宗让说，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时，曾有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学沛又是萧宗让姑父，因此有些亲友劝其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大怒，让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妨碍名誉。在法庭上成舍我亲自答辩，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拘禁了成舍我40天，并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

    成舍我被释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成拒绝，并说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句：“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立大众小型报《立报》，正式提出“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在《立报》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成舍我对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作了区分：“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立报》内容丰富，定价低廉，一年以后，销数突破十万份大关；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宣告停刊时，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创中国日报最高纪录。

    离散于时代的铁蹄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成舍我举家逃往香港，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他在报纸上成功预测了日美爆发战争，然而战争的结果是香港沦陷，报纸停刊。之后，他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独子成思危还记得父亲屡败屡战的那段艰难时光———譬如，全家搬到辛苦兴建的新校舍刚一天，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1939年，幼女成露茜在香港出生了。成露茜儿时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作为抓捕对象，带着一把牙刷先行逃离，而母亲则带着三个孩子，混迹于难民队伍，去与父亲会合。

    抗战胜利后，成家难得有一段平静时光。成舍我收回了部分资产，在1945年底复刊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然而，很快，国共战争爆发，1948年底，成家返回香港。成舍我和一群被称为“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来往，于是滞留香港而未随国民党去台。北平和平解放时，成舍我的世界日报被当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没收了———这是促使成舍我日后前往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成家居港期间，1951年10月，16岁的中学生成思危，背着父母，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走过罗湖桥，追寻他心目中的理想而去。次年，成家移居台湾；此后20年，一家人分隔两岸音讯杳无。

    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作为“立法委员”，成舍我直言依旧，要求保障言论自由，被蒋介石认为不可靠，在报禁时代没有得到办报许可。退而求其次，成舍我于1956年创办了“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世新大学的前身。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德北告诉南都记者：“从舍我先生开始，世新有兼容并包的传统。当时的许多异议人士，都被世新延聘为“教师”。当时，统派王晓波、陈鼓应、“独派”李筱峰；办《大学》杂志，曾经大力鼓吹国会全面改选的陈少廷；与国民党决裂、投身“党外运动”的张俊宏；因雷震案一起被捕的马之骕、傅正……成舍我不顾情治单位的警告，毫无忌讳地接纳这些政治取向各不相同的学者。资深记者陆铿说：“他一生办报、办新闻教育最自豪的事就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津贴与资助。因此，可以抵制任何势力的干扰。”

    成舍我在子女教育上也贯彻了“独立精神”，他对子女，不干涉职业、婚姻和政治倾向；成家子女个个都很优秀。大女成之凡是艺术家，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女成幼殊，不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三女成嘉玲，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女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33岁就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文化交流使者

    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当时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负责人的成露茜，受父亲嘱托，穿了件蓝衣服、买了一个书包，从香港过罗湖，北上寻找断绝联系的兄姐。

    这次陌生的旅途收获颇丰。与美国保钓人士一起，成露茜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大家走了之后，周恩来留下她，问了成舍我的近况。周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周指的是解放后将成舍我定为“人民公敌”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即将改革开放的中国，欢迎重新被定为“民族资本家”的成舍我。

    这直接改变了一度被贬去烧锅炉的成思危的政治处境，化工专家成思危不久就被调往北京。在成露茜追思会上，成思危回忆说：“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经周恩来总理帮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饭店见面那天，身处逆境的我，听到小妹一声‘哥仔’的亲切叫声，唤醒了我麻木多年的亲情。此后，她带给我们许多雪中送炭的帮助，包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她帮助许多今天颇有成就的人赴美读书。”

    对于刚刚开放、百废待兴，而又有着某种社会主义精神气质的中国，成露茜倍感关切。她与中国大陆官方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每次回大陆，邓颖超都请她吃饭。她与后来的海协会创会会长汪道涵曾合作办学。在“文革”之后，中国学术界急于与英文世界接轨，当时国内筹备将大批学者送往美国学习英文。当时的学者出国，需要在美国专程学习一年英文，花费昂贵。成露茜用自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源，派来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与中国院校和学术机构合作办语言学习中心，让学者们在国内学语言，同时让国内的语言教学人才赴美进修，这样既节省费用，效果又好。实验在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相继成功，成露茜继续借助福特和露丝基金会的资金，为中国社科院建立了语言培训中心。来上语言课的美国专家，都是美国国内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法学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科院和U CLA合作的语言学习班。她对学习班的印象是：“那个班，很多课都是讲美国文化、美国的政体，更多信息是关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思维方式和法律制度上，这个收获其实不单单是一种语言工具的学习，更像一种启蒙。”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在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期间，与成露茜有较多合作。他告诉南都记者，成当年致力于中美学术交流，“我们的年轻人出去，她帮了很多忙，她的会议，我们也去参加。她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出了不少力气。”

    女承父业，接掌《立报》

    1988年，台湾报禁开放，成舍我已是九十一高龄。他当即创办台湾《立报》；不过此时，台湾报业市场已经形成中时、联合两大财团。尽管报纸空间有限，成舍我甚至还自己出去跑新闻。1991年，成舍我辞世时，上了第一个福布斯台湾富豪榜，但他最贴切的身份，可能是全世界最高龄的办报人和最高龄的记者，前后从业近80年，他也成为资历最长的新闻人。

    姐姐成嘉玲将父亲创办的“世新”扩大为大学，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成露茜要从父亲手中接过报业的梦想。她曾接受采访说，“我从小就崇拜我的父亲，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我模仿的对象，跟着他看书、写字、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朗诵古文；他爱昆曲，我也喜欢昆曲；他爱散步，我也喜欢散步；他爱吃花生米，我也喜欢吃……小时候我常说：‘长大了，我要像我的父亲’。”成露茜小时候，每天陪父亲看自家报纸，找到错字用红笔圈起来，可以发一元奖金。

    接掌《立报》之后，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成露茜，对逐渐走向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和媒体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她最爱质问的是：为何人们习惯对强者认同，对弱者却无所感觉？

    她撰文指出：“资讯自由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也会有妨碍民主化的趋势。大众传播从政府的控制释放到民营，一般必定会移转为财团所拥有。社会上占优势的族群和阶级，很容易驱使媒体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有钱有权的人，往往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可以得到充分的报导。相反，一般民众很难获得媒体的青睐……这些人的意见，如果不是以很耸动或激烈的表达方式，而得到负面的报导，最多只能在‘读者投书’、‘听众回响’等十分局限的版面或时间中出现。”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副教授夏春祥认为，成舍我父女办报，虽是在20世纪开端和末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却有着复杂的对应和联系。“她一直觉得，媒体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个财团或者公司，而是社会进步；这与她父亲的思想是一致的。”

    因此，成露茜办的全部是“另类媒体”。她曾经在学术会议上如此定义另类媒体：“另类媒体认为智慧财产是公共财，反对它的私有化，自己也开放智慧财产权；它提倡DIY，任何人都可以做媒体，说自己的话唱自己的歌；它力主‘去制度化’：读者也是作者，意见同样重要；它是多元的。最重要的是，“它不要反映社会上已经很大的声音，而是让许许多多还没有发声的人用自己的形式发声。”

    她办了台湾第一份免费周报《破报》，这是一份大陆读者很难想象的“孽世代”青年文化周报，其中包罗万象，恶搞、实验艺术，地下音乐、女性艺术等边缘文化，和环境、性别人权、教育改革、劳工权利等社会议题……几乎一切在资本世界里、一切胜者通吃的规则都在这里被讨论、质疑和嘲讽。简单来说，这是一张有理想、有人文关怀的“社运青年”的报纸，十几年来，却一直有着较稳定的读者群。来访的大陆传媒学生对这份报纸一律觉得惊讶，夏春祥只好如此解释：“其实台湾不是你想象中的铁板一块，有不同族群、性别和世代之分。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破报》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

    “另类”和“多元”的精神

    这种另类的办报精神，跟成露茜的办学精神一脉相承。

    1997年，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扩充为大学，社会学出身的成露茜负责创办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成露茜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最重要。“政治愈混乱，统治者及企图统治者就愈重视知识分子。同样的，这时人民也愈需要知识分子……独立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绝于社会的‘士’，而应是不依附于官僚党派金权体系，不被这个体系‘收编’的群体。他们是投身社会、循着知识的逻辑对一切永远怀着质疑态度的‘新士族’。”

    “Lucie在美国的时候，做过华人制衣工人的组织工作，由此看到了研究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她认为只靠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社会，除非跟实践结合，跟基层人民的生活结合。”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女性移民草根组织南洋台湾姐妹会组织发展委员会召集人夏晓娟说，“她认为社会发展不是济贫，而是应该激发基层群众的能力，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成露茜和同事们确定了社发所的宗旨：“有学有术、实践基层、回归理论、再造社会”。此时正是台湾解严之后，随着“党外”力量走进体制化参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度轰轰烈烈的台湾社会运动沉寂下去，“Lucie设立这个研究所，要求师生都有批判的意识和关心弱势的取向，就是希望那些社会运动和N G O的组织者，得到充电和知识的补充。”黄德北说。这个研究所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思想的左翼”，还必须付诸行动。学生们有一门必修课就是参与社会运动；街头抗议上，老师会和学生一起出现。社发所的学者们都亲身参与自己研究相关议题的组织工作，夏晓娟就前后做了15年外籍配偶的社会运动，帮助外籍移民熟悉中文，并抗议不公正的政策和歧视，并参与修改了相关法例。

    在世新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任上，成露茜也根据“另类”和“多元”的精神，改革教学方法。譬如将各专业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不同专业的媒体技能；而期末的考试，则是让学生自由地、不依托任何现有媒体单位去制作作品，然后以“奥斯卡颁奖礼”形式，对全学院发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来自东南亚的外籍配偶和劳工不断增加，而这些移民和移工语言不熟练、常常遭受社会歧视，加上台湾之前的移民政策，对他们有许多苛刻、不人道的规定，他们的人身权和劳工权利，得不到平等保障。2006年，有越南求学背景的《立报》老员工张正，被成露茜找来办一份越南文的《四方报》；之后，泰文的《四方报》也创刊了。这份报纸接受移民、移工用自己的母语投稿，甚至插图和封面也是移民自己画的。办这份报纸的时候，成露茜已经罹患了骨癌。张正对南都记者说：“上海《立报》的宗旨是‘大众乐园’——— 大众讲话的地方，让平常没有机会讲话的人有机会表达；而Lucie更加极端，她让不会讲中文的人自己讲话，而不是让别人代言，更超越了她爸爸，也超越了阶级和族群。这种为移民办报的方式，在中文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在台湾22万越南移民中，越南文《四方报》发行量已经达到2.2万份，收支也大致平衡。

    夏春祥认为，当年成舍我办报以“世界”命名，表达了成舍我在当时不被政党政治左右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世界主义是那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独特关怀。”“世界主义”赞同多元并处，平等建立社会契约。而成露茜的办报实践，则贯彻了这个“世界主义”的精神。她曾经描述“新的新闻工作典范”：“它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它只要求新闻从业人做人，而不再要求他们做‘超人’。它是协商的，不是威权的，它不是政府制定的、财团和媒体老板决定的，而是社会中Stakeholders(持股者，利益相关人)协商而来的。它是在地的，也是全球的，是台湾公民社会的机制，也是全球公民社会集结的机制。”

    夏晓娟记忆中最深刻的是，60多岁的成露茜，老会说：“我常常想我长大了该做什么。”夏晓娟如此理解：“很多人回想年轻时代，总会说当初的理想是不懂事；Lucie从未怀疑过她年轻时代的理想，她只是觉得理念和实践可以结合得更好。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想想自己要过怎样的人生。”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思磐

    图片提供：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　成露茜博士纪念网站　越南文《四方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