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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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于去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逝世,至今已有五个多月。傅彬然先生曾有关于他的一篇文章登在本刊上,而我却沉默了五个多月,至今才写这篇文字。许多人来信怪我,以为我对于弘一法师关系较深,何以他死了我没有一点表示。有的人还来信向我要关于弘一法师的死的文字,以为我一定在发起追悼大会,或者编印纪念刊物,为法师装“哀荣”的。其实全无此事。我接到泉州开元寺性常师打来的报告法师“生西”(就是往生西方,就是死)的电报时,正是去年十月十八日早晨,我正在贵州遵义的寓楼中整理行装,要把全家迁到重庆去。当时坐在窗下沉默了几十分钟,发了一个愿:为法师造像(就是画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后动笔。发愿毕,依旧吃早粥,整行装,觅车子。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吗?但我自以为并不。我敬爱弘一法师,我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我去冬迁居重庆,忙着人事及疾病,到今年一月方才有工夫动笔作画。一月中,我实行我的前愿,为弘一法师造像。连作十尊,分寄福建、河南诸信士。还有九十尊,正在接洽中,定当后续作。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其实百年之后,刻像会模糊起来,石碑会破烂的。千万年之后,人类会绝灭,地球会死亡的。人间哪有绝对“永久”的事!我的画像勒石立碑,也不过比惊惶恸哭、追悼会、纪念刊稍稍永久一点而已。
读了傅彬然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想来为读者谈谈,就写这篇文章。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他虽然常常请假,没有一个人怨他,似乎觉得他请假是应该的。但读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仅是为了上述的郑重态度的原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们崇敬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凡事认真,第二点是多才多艺。先讲第一点: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从“他虽然常常请假,……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庶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读者恐没有见过上述的服装。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问你们的祖父母,一定知道。)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个翩翩公子。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就是我就学的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李先生从两级师范一直教到第一师范)之聘,同时教两地两校,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最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有一晚,我为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间里去报告。报告毕,我将退出,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从这晚以后,我对师范学校的功课忽然懈怠,常常逃课学画。以前学期考试联列第一,此后一落千丈,有时竟考末名。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这些关于我的话现在不应详述。且说李先生自此以后从“有一晚,……”,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因此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更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教的经书。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像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后来又介绍我从夏尊先生学日本文,因他没有工夫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青年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要发生这样的疑念: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听到许多人发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极的,暴弃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这僧腊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创作不少的作品,这才有功于世呢。
这话,近看是对的,远看却不对。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远看,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须加重要声明: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经念佛做道场为营业。居士大都想拿佞佛来换得世间名利恭敬,甚或来生福报。还有一班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以佛门为避难所。于是乎,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弘一法师逝世(1943年10月13日)后第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旅舍。《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63期(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