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建立亲民的政治话语体系(联合早报 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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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亲民的政治话语体系
[陈冰]　(2006-12-16)
在“和谐理论”被确立为中国内政、外交大政以后，人们都能感到或多或少的变化。对腐败的调查和惩治在加深，省部级高官频繁调动显示年轻化、专业化，“空降”纪委书记为党内监督检查铺垫新路径，对攸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行业进行深度调研和制度设计，以灵活务实的风格对世界进行外交启蒙。这些变化背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官与民的靠近。
另一个若隐若现的变化是，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有改变的迹象，形象生动、老百姓一听就懂且乐意听下去的“人话”、“实在话”，正在冲涮大众难以心领的“革命官话”。一个例子是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和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文采飞扬，故事连篇，贯穿中外思想史，把执政党的文艺思想解说得通俗易懂，让人当美文欣赏。
所以，就连往常只简单摘编“领导讲话”的都市类报纸，几乎都花好几个版面全文刊登。而那些官式消息、社评，不是被“技术处理”就是被忽略。
温家宝的讲话似乎开了一把锁。在刚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的一句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办公室”，一定会在民间迅速流行，因为用最形象的比喻道出了中国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目标——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
政治话语体系要“亲民”
中国革命性色彩极强的政治话语体系，是在苏联影响下产生的。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用俄式专断语言确立了“革命官话”的正统地位，而充满人性和艺术情调的东西被当作不不正文风而加以清除。枪毙了王实昧，等于消除了在政治表述出现“野百合花”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清除“野百合花”的行动延伸到各个领域，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批彭德怀的政治万言书，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从反右到文革，“革命官话”不仅成为官方语言，竟也成了大众的口语。
直到今天，各级官员口中“大话”不断，政府文件以及在通俗化介绍政治政策的新闻报道中充满抽象的“官话”，明知不甚好但不敢逾越已成的惯例和定势，甚至在最自由的手机短信中都遗留着过去的革命色彩。
但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可以例行公事地去参加政治学习，听领导讲话，或者登台演讲，但是否准确理解和阐释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则是另一码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政策越来越务实，内政外交更显示出着眼全球的魄力和积极吸纳人类先进文明的特征。但在执行过程中，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政治话语体系陈旧，不能适应大众心理，也就容易让中下阶官员和老百姓一知半解甚至误读。
再好的政治主张，如果在表达和阐释上不能“亲民”，不能实话实说，官员和大众就难以心领神会。用落伍的话语表达精致的政策，好比把手机制作成土豆模样，国内外都不叫座。
和谐社会的第一步是语言和谐
突破僵化的政治话语体系，邓小平作了最好的示范。邓小平的话可能没有毛泽东的哲学高度，也可能没有邱吉尔的文采飞扬，但却深入人心，其质朴、简捷的风格值得所有中国政治家深思。邓小平的“猫论”同样可以演绎到政治话语体系改造上，不管高深还是通俗的话，只要能赢得大众的心就是好话。
其实，在所有民主国家，政治家在语言上以亲民为特征。要想尽可能地得到大众支持，他们不仅把执政理念和具体政策解说得清晰，还要让大众感受到与自身利益的休戚相关。为显示“领导”能力，政治家的言论和政党的宣言，不仅要体现时代气息，还要超前地指引社会发展方向。
因此便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一个政党要赢得执政权，第一步是看政见上有没有新表述、新语汇。在欧美国家，一个政党的新领袖在当选后两个月内显得特别重要，期间能否用触动民心的新颖话语勾勒出政策轮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选举中的命运。
中国的政治运行方式与西方不同，政党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话语体系上不需要创新。恰恰相反，执政党为提高政治动员力和领导力，需要深入研究民间话语体系及其所反映的大众心态，进而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释政治主张，这一点中西方是相同的。
中国现在倡导和谐社会政治理念，首先做到的应该就是语言的和谐——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的贯穿一气，政治语言与时代气息的合拍，不应该继续说那些高高在上、枯燥乏味的“革命官话”。
解说政治需要宽松环境
可以理解，政坛言语谨慎是为官之道。不过，谨慎意味着高度的智慧，把鲜活的政治理念准确地表达出来，既不违背原则，又要让“野百合花”绽放，令大众信服。那种动辄抛出“革命官话”的做法，本质上是偷懒，是没把问题想清楚之后的搪塞，是自动放弃领导责任。
革除官员说大话官话成嗜好的陋习，可以通过建立道歉制度和辩论机制来鼓励官员讲心里话、说人话，激发各级党政官员创造性地解说执政党的政策。几乎所有人都会讲错话，对某些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尽善尽美，讲错了可以用道歉而非解职的方式来以正视听，也许更“人性化”，更容易在政策实施前就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减少因理解偏差导致的结果偏差。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实际上明确从政之目标不是为保乌纱帽，不是为显示权威，而要在政策上下功夫，体现出为公和为民两大宗旨。这样的政策，一定是通过辩论，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多层次商榷形成的，建立公民可参与的辩论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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