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

一、文化人类学文化进化理论的局限与社会生物学产生的意义
(一)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进化理论及其局限
1．19世纪后半叶的古典进化论及其局限
古典进化论或称“单线进化论”(Lineal evolutionism)是19世纪中后期文化人类学进化学派的主要理论，它探求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为了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进化论学派相区别，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被称为“古典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勒、摩尔根等。这些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认为人类心理上的一致性使得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均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步过程。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受演化发展的特定法则所支配”1，这个特定法则就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过程。为了描述文化演化的路程，古典进化论者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比较法和“残余”分析法。比较架构的价值在于使人类学者通过比较信仰、行为和器物等的类似之处来归纳人类制度背后的一般思想过程和意义。对残存的分析，使人类学家能够深入发掘各种习惯已丧失的意义，“超越蒙昧、野蛮和文明的差异，重新认知各种习惯间的相似关系，而且能充分地认识蒙昧、野蛮人的社会习惯行为和宗教信仰的合理性。”2
19世纪后半叶的古典进化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内容：第一，“心理一致说”(Theory of psychic unity)。人类心理一致，系指人类有相同的心智，人类思想中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全人类共有的。“既然人类的心理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心理的一致性也将规定一切心理的派生物，使之也具有一致性；文化既然是被人创造了的，那么它也被规定为‘齐一’的或一致的。”3人的心理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非理性向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智能的不断提高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动力。第二，“线性发展说”(Theory of linear development)。由于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因而文化发展也具有共同的法则，各民族均沿着一条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路线自动演进。发展和进化是必然的，但不可能跨越或跳跃其中某一个阶段，也不可能由前一阶段倒退到后一个阶段。第三，“独立发明说”(Theory of independent invention)。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由简到繁、独自发展而来的，各民族、各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不是传播的结果，而是“独立发明”的。第四，“逐步进化说”(Gradual progressivism)。进化论者认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虽然都沿着一条路线进化，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些民族发展较快，有些民族发展较慢，但它们都会一步一步地前进。可以看到，19世纪的进化论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确立了文化的概念，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研究，使人们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获得了更深的认识，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古典进化理论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和不足：第一，片面强调单线进化，认为世界所有民族都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不能跨越。事实上，由于传播和涵化，许多原始民族都跨越若干个发展阶段。第二，忽略或不重视文化传播的作用，忽视对文化的功能、结构和象征的研究。第三，把制度假设成为个人为达到自身的目的，有意识、有目标地设计的产物，将个人理性当作是调节制度形式的原则，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种用主观的观点来追溯文化发展的倾向，从而加入一种外来的形貌来“重新思考”某种制度。第四，仅仅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了情绪与习惯等非理性因素在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第五，不加分析地认为各个民族的原始习俗都是原始时代的残余，事实上，有些民族的习俗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第六，有些学者据以立论的资料不可靠，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摩尔根的“蒙昧低级阶段‘以果实为食物’的观点，就与事实相违背”4。
基于古典进化理论的这些缺陷，许多学者批判并拒斥该理论。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 F.)便严厉批判了这种认为所有社会都是经过相同阶段而发展的单线进化论。他认为，古典进化论所拟定的进化序列是无效的。古典进化论者以技术为尺度把西方文化列为最高，但如果把排列的尺度由技术的复杂性改为亲属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将会排在很高的位置，西方社会就会被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这就是说，排列标准是相对的，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在博厄斯的影响下，20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中出现了一种反进化主义的思潮，人类学家开始重视个性特色的记述，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反对寻找进化规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怀特、斯图尔德等学者的倡导，进化论才在文化人类学中重新复苏。
2．20世纪的新进化论及其局限
(1)20世纪的新进化论
①怀特的普遍进化论
怀特在仔细研究了19世纪进化论者的经典著作之后，认为泰勒、摩尔根等学者的理论并没有错。在他看来，人类文化是进步的，问题在于要寻求一个衡量文化的普遍标准，即用某种客观的、科学的尺度来比较文化发展程度和安排文化秩序。怀特认为，划分文化进化阶段的唯一最佳标准就是能量。“文化发展程度，是由每人消耗能量数以及使能量产生作用的技术工具的效能决定的。”5用公式表示为：E*T→C, E代表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T代表能量消耗过程中所使用工具的质量或效能，C代表文化发展的程度。“当每人每年消耗能量的数量逐渐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逐渐发展。”6以能量为尺度，他把文化进化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1〉人类只依靠身体能量而生存的阶段；〈2〉通过栽培作物和饲养家畜，人们能够获得光合作用后的太阳能，并开始能够将其储存起来的阶段；〈3〉通过动力革命，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新的能源加以利用的阶段；〈4〉在不远的将来，核能不是作为战争工具，而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阶段。”7其中第一到第三阶段分别与无阶级的平等的原始制度、新旧大陆的古代文明、近代产业文明相对应。
怀特使用“文化”一词时，其所指并不是特定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而是指作为全体人类集合经验的普遍文化。他把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整体，其中技术系统是首要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意识形态系统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着社会系统。三个亚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怀特认为，文化是由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自律性系统，具有自身的进化法则，如果把文化还原为生物、心理等现象是不科学的，文化应由文化自身来说明。
可以说，怀特的进化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美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的学说有点过于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比较关注的是人类的整体文化，而忽视了对地方性文化的研究。与怀特不同，新进化学派的后期代表斯图尔德，更为关注各种民族和地区的个别文化。为示区别，他把怀特的进化论称为“普遍进化论”，把他自己的理论称为“多线进化论”。
②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
斯图尔德并不试图去寻找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而是致力于探索文化变迁中意义重大的跨文化规律。他认为多线进化论最优先的课题是：研究相距遥远的两个地区的文化出现相似变化的原因。他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原因将产生相似的结果，不管其文化设置可能存在着时间、空间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8。在斯图尔德看来，虽然文化沿着种种不同的路线进化而来，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两个文化处于相同的环境背景之中，就会在基本的文化方面发展出一连串的相关变化。例如，斯图尔德在对新大陆和旧大陆的文明进行比较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地区和时代有差异，但是仍可看到贯穿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类似性，两个地区的这种类似性，源于生态学条件的彼此相似以及这种生态学条件中开发技术的类似。”9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两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类似导致了技术发展的类似，技术发展的类似又导致了文化的类似。因为斯图尔德重视生态环境，强调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所以，他的文化进化理论也被称作“文化生态进化论”。
怀特和斯图尔德为捍卫各自的观点进行了多年的论争，但是，事实上，由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出发进行的各种具体研究，大多很容易运用怀特的能量理论重新加以阐释。斯图尔德和怀特他们都最为重视文化的技术和经济侧面，他们的理论在实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后来，以马歇尔•赛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 E. R.)为代表的第二代新进化论者便试图把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统一起来。他们认为，这两种进化论并不对立和矛盾，不过是分别阐释了文化进化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怀特讲的是一般进化，斯图尔德讲的是特殊进化。
③塞维斯和塞林斯的文化进化观
塞维斯和塞林斯把文化进化分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两类。他们认为进化朝向两个方向运动。“一方面通过适应性变异导致多元发展：即从旧种类分化出新的种类。另一方面，进化产生进步：高一等的种类生成并超过低等种类。”10前一方面是特殊进化，相当于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描述的是文化在适应其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化的趋势。他们认为，文化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都是通过适应变化而产生多样性。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形态便不断地从旧的形态中发展出来，它们采取的是环境所要求的形态。从特殊进化的观点来看，进步就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周围环境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不同的文化时，不能说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进化。例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非常适应北极特有的环境，贝都因游牧民族的文化则非常适应西南亚干燥地带的环境，如果说爱斯基摩人的文化比贝都因游牧民族的文化更为进化是没有意义的。后一方面是一般进化，相当于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就不再作为基准，而是需设定某种绝对的指标，将各种文化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塞维斯和赛林斯认为，只要标准客观，就可以将文化从低到高排列。“这种标准应避免牵扯到个人的价值判断，如高尚的道德、复杂的宗教等等，而应该按照经济的生产量、能量的使用、控制自然技术能力的高低大小、制度的完备性等客观标准，如此就可以有效地衡量全世界的文化。”11怀特根据能量资源的种类及其使用量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塞维斯则根据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增加这一绝对基准将各种文化区分为五个阶段。
(2)20世纪新进化论的局限
我们看到，塞林斯和塞维斯的现代进化理论与19世纪的进化理论相比，已经更为成熟。塞林斯和塞维斯克服了19世纪古典进化论者的局限，综合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主义以及迪尔凯姆和莫斯等人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提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概念从理论上整理了文化进化论的论点，使文化中的“进化”的观念基本确立下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20世纪的新进化论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着两点局限：
第一，它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虽然怀特、塞维斯等文化人类学者也在探索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进化在时序意义上是生物进化的外延，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存在着相似的一面，而且在功能上是同源的。但是，他们反对用生物学因素解释文化现象。在他们看来，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定法则，应该独立研究。如怀特认为，“文化的解释是而且必须是文化学的”，12“人类的生物因素同文化进程的解释问题是无关的。文化进程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13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毕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遗传进化影响着文化发展的能力，而且某些文化现象是可以用生物因素加以解释的。如果像怀特等文化人类学者那样，或者把生物因素降至最低，或者完全忽视生物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制约，就不免有一些片面。
第二，怀特的文化进化理论隐含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在他看来，“是文化决定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14怀特并不认为生物与文化在个人的构成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他曾这样写道：“文化对人类的生物机体具有强有力而高于一切的影响，将他们种种神经的、解剖的、感官的、腺体的、肌肉的等等差异淹没至不重要的地步。”15可见，怀特虽未排除生物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已将生物因素减至最小。不但如此，他还否认在生物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第三体系，拒斥人类具有相对自主的人格体系，认为“个人并不具有一自由或独立的意志。”16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可质疑的。
(二)社会生物学的产生及其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了一门新的科学——社会生物学。这门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威尔逊把社会生物学定义为对一切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认为社会生物学的目标是从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和整个生物界的范围来把握动物行为的独特的生物学基础。就人类而言，社会生物学的任务就是从进化意义上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不仅人类一些简单的社会行为，甚至人类的一些所谓‘高等’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生物特型的基础”17，他们还试图用生物学原理来说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人类之间的物质交换、劳动分工、人类的交流、游戏、仪式、宗教、伦理、美学和部落凝聚等文化现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了文化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所面对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威尔逊认为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对理解人类的状况多少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它们却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将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物理实在性结合到他们的叙事中”18，忽视了科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现。在威尔逊看来，文化人类学是远离自然科学的，他反对“文化人类学家，即继承了博厄斯传统的人类学家，将文化看成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象，与人类的遗传历史没有什么关系。”19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根据丰富的数据，也理清并分类了一些社会现象。他们发现了一些预料之外的公共行为，并且成功地探索出历史与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可以成功地分析从社会到思维和大脑的各种层次现象的因果解释系统。社会科学由于无法做到这点，所以缺乏可以真正称作科学的理论。”20威尔逊认为，社会科学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
我们赞同威尔逊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真正契合起来。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威尔逊所提倡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利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特征，其实质是通过生物学来综合其他学科，如他在那部长篇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明确表示：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企图将社会生物学归纳为进化生物学，尤其是现代群体生物学的一个分支”21。并更进一步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分类学和生态学由于被综合进新达尔文进化论——即通常所说的现代综合进化论——而全然改观。在这个理论中，各种现象都按其适应意义加以评价，并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相联系。也许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一些最新分支是并不过分的。而社会生物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将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方式，重建社会科学的基础。”22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并不能完全赞同，“把综合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一些最新分支’还是有些过分了。”23但是，这并不是说从生物学一些最普遍的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毕竟是自然界的产物，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历程中生存和繁衍下来，其特征(包括文化及社会行为特征)必然具有某种适应意义。在我们看来，社会科学适当地借鉴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有益的，社会生物学家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从支配自然界的某些最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强调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以及人类行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人类学者仅仅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的不足，其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的进化机制，以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下面我们将详细阐释社会生物学的文化进化理论。
1．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2．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3．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4．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5．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6．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页。
7．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8．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施惟达、胡华生译，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9．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10．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11．杨善民、韩锋著：《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12．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
13．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14．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15．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16．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17．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18．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1页。
19．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4页。
20．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9页。
21．Wilson, E. O., Sociobiology (The Abridged Edition),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0, pp. 4.
22．Wilson, E. O., Sociobiology (The Abridged Edition),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0, pp. 4.
23．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