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视野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战争与文明总是相伴而生，文德与武德总是相对而长。世界历史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战争与军事理论，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文化那样，孕育出数量如此庞大、质量如此优良、形式如此成熟的兵书战策。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中国目前存目的兵书为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为2308部，此外还有大量散佚的兵书。浩如烟海的兵书典籍，群星璀璨的兵家名将，荡气回肠的经典战役，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灿烂的军事文化。在源远流长、璀璨夺目的军事文化中，我国注重德性伦理的武德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放射着关注战争正义和军人德性的武德文化光芒。
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历代兵家的兵书典籍中，亦散见于儒、道、墨等各家的相关章句。不管是历代兵家还是其他各家的武德文化思想，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和核心都是德性。一般来说，德性指根源于人们内心道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获得性品质，它是道德的核心，是人类一切美德的总和，是道德真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德性犹如良好的道德基因，它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军人某种特定的一贯性的行为倾向。研究我国传统武德文化中的德性思想，寻找传统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是构建我国先进武德文化的历史基础。我国古代兵书典籍浩如烟海，武德文化思想丰富多彩，笔者选取其主要思想，从军事伦理、军人伦理和战争伦理三方面分析概括其德性内核。
一、古代德性伦理主流文化孕育了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
我国古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文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伦理特色，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伦理文化，德性既是其人生的起点，也是其人生的终点，是其人生的价值追求，具有本原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的根本目的就"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明德"就是昭彰、显明、完美的德性；"亲民"指新民，即造就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新民"。整句话意思是通过个体德性的修炼，达到提高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至善"理想。作为"东方圣经"的《论语》，主要就是教人在具体的境况中如何做出道德的行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践行德性伦理。由孔子创立，孟子、荀子完善，董仲舒、王守仁、朱熹、王夫之等发扬光大的儒学，实质是一种如何培养人、造就人、完善人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如何成德之学。儒家主流伦理文化的德性传统举世公认，受其影响，佛、道各家也很重视德性修炼，佛家讲去恶从善，道家讲修道积德，都把德性实践作为第一要义。可见，我国古代主流传统文化是一片肥沃的德性伦理土壤，它所孕育的军事伦理思想必然具有浓厚的德性特色，这点集中体现在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之中。
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兵家典籍和儒、释、道、法、墨等各家典籍中都可见到。这种"德胜"战略思想，内涵深刻，主要包含三层意思：（1）以德固国。我国历来主张德治、德政，注重政府道德形象。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儒家主流文化倡导下，德治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思想滲透在军事伦理中，就表现为以德固国，即依靠政府、军队和百姓的道德素养来巩固国防，增强国家凝聚力。我国商末周初最早的兵书《军志》就有"有德不可敌"的思想，可惜此书已佚，我们不能见到其详细内容，但这一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太白阴经》中同样强调国家和军队的兴衰成败在于仁德是否倡扬，作者指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祜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这说明对一个国家来说，仁德之状况比地势之险易更为重要。现今世界有些国家被美国称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这虽然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但也要承认这些国家政府的道德形象确有缺陷，这些缺陷也确实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是"有德不可敌"的反面教材，要好好领会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2）以德强军。我国历代兵家对道德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中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最透彻、最深刻的要数孙膑，他在《将文》篇中写道："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力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孙膑在这里明确提出"义"、"仁"、"德"等道德因素是军队战斗力的内在依据，是军人冒死进攻、克敌制胜、勇力倍增的原因，因而加强军队道德建设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3）以德致胜。"德胜"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兵不血刃就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被许多兵家当作用兵的最高境界来追求。管仲讲"错国于不倾之地，授有德也"，主张"竟于德"而"不竟于兵"；兵圣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孟子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他们的意思都是主张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不用流血牺牲或者少流血牺牲，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德致胜、不战而胜，才是"善之善者"。
我国古代军事伦理的"德胜"战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法家韩非，向来器重"法、术、势"的威力，轻视道德的作用，可他对舜征服有苗的历史事实称颂有加，说明"德胜"战略思想深得人心。殷周时期的文王倾商、武王伐商，也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文王武德战略的重要特征是施行"德政"，收揽人心，史称他"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他一贯"笃人、敬老、慈少"，关心鳏寡孤独。有一次甚至下令厚葬施工中偶然发现的死人骸骨，人们告诉他这是无主的，他坚持说"有天下者天下之王，由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故其主矣"。从此民间流传："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文王的"德政"对各地诸侯的影响极大，以至发展到"诸侯皆来决平"（请文王裁决争端）。最典型的是历史上的两个属国虞和芮（均在今山西境内）因领土问题争执不下，不找其主商纣而找文王裁决，但入周境看到周人互相礼让的道德风尚，感到惭愧，未见文王就"俱让而去"，矛盾解决了。从此，有的诸侯称文王为"受命之君"。武王继承文王的"德政"传统，广播仁义，积蓄力量，在商王朝动荡不安之时，乘机兴兵，直捣殷都，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一战而亡商纣，建立周朝。还有商汤王伐桀，"十一征而天下无敌"，这些都是"德胜"战略思想成功运用的战例。
"德胜"战略思想当然不是崇尚空谈道德，如明朝士大夫似的"平日拱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是主张厚德以载物，以深厚的道德修养智慧来"固国"、"强军"、"用战"，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想"德胜"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道德真理的力量，是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一客观规律在当今世界依然起作用。现代战争还没有开始，作战双方在道德战场的激烈交锋早已展开。现代战争中的各种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的核心就是道德战，而且这种道德战远远比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长。现代国家的元首，都承认道德力量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93年1月5日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发表演说时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资资源，以促进民主和和平"。他言下之意是承认道德资源在促进世界民主和和平中的巨大作用，这好像是我国古代"德胜"战略思想的现代版。
二、古代长期战争实践造就了军人伦理以"唯人是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我国古代战事频繁，先秦时期是一个群雄混战的时代。有人统计，进入春秋以来，在长达294年间，有史料可稽的战争就有483次，在战国的254年间共发生了战争230次。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我国也出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等分裂时期，加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内战频繁。此外，我国还经常遭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战争也不少。正是古代长期频繁的战争，锻造了古代军人高尚的武德人格。
古代军人和现代军人一样，可以分为两类：将帅和士兵，因而军人道德也可以相应分为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将帅道德和士兵道德在原则规范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两者的地位、职责和能力的不同，对将帅的道德要求一般要高于对士兵的道德要求。由于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者，普通群众不起作用，加上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体能战中勇力过人的武将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古代的兵书典籍在论述军人道德规范时，一般只论述将帅的道德，很少专门论述士兵道德。如果我们把将帅的道德规范作为军人理想的道德规范，我国古代兵书典籍对军人道德规范的论述就十分丰富了。历代兵书都从自己的价值观和分类标准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德目体系。孙子提出以"智、信、仁、勇、严"五德为纲的将帅道德修养理论；《六韬》提出"勇、智、仁、信、忠"之将帅五德；《三略·下略》指出了"道、德、仁、义、礼"五德等。归纳概括历代兵书的军人伦理思想，笔者把古代军人道德体系概括为一个核心原则和八个德目。
贯穿古代军人道德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唯人是保"。《孙子兵法》有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句话最准确、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古代军人道德的原则和核心。孙子这里的"人"显然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主"则指国家，这句话的意思是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当作手段，"唯人是保"。这里的人民和国家是统一的，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因而后来许多兵家把军人道德基本原则概括为"保国安民"。这种概括与"唯人是保"意思相同，但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唯人是保"的"人"包含的意思更广泛，这个大写的"人"不仅包括本国的人民和军人，甚至可包括其他国家的平民和战俘。这样解读孙子"唯人是保"原则，可以看出孙子这一原则包含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思想，对当今世界军人道德生活仍有指导意义。
依据"唯人是保"的道德原则，历代兵书对军人道德具体规范作了详细的规定，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八个德目：（1）"仁"，仁者爱人，既指对士兵的爱护，也指对将帅的爱戴；（2）"义"，义者人之所宜，指军人的行为举止符合正义、公道的要求；（3）"忠"，忠则无二心，指忠于君主，忠于国家，舍小我顾大我；（4）"智"，智指知识、智慧，即善于运用计谋、精于筹划；（5）"勇"，即勇敢，在矢石如雨的战场上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用岳飞的话说是"武臣不惜死"，用马援的话说是"马革裹尸还"的精神；（6）"严"，指威严，严于治军，严守纪律；（7）"信"，指诚信，赏罚有信，"严刑罚，明庆赏"、"赏明如日月，信必四时"，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8）"礼"，礼者人之所体，指军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军队交往中保持必要的礼节礼貌。我国历代兵书典籍对军人道德规范的论述是最详细、最完备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以上概括的八个德目并没有穷尽我国古代军人的全部美德，如戚继光对将帅的道德境界提出了"正心术"、"立志向"、"明生死"、"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尚谦德"等具体要求，以及"忧国不谋身"的道德理想境界，这些美德有的超出了上述八个德目的范围。深入挖掘古代军人美德规范，对丰富和完善我军现阶段《军人道德规范》仍有积极意义。
我国古代兵书典籍不仅提出了军人道德的原则规范，而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武德高尚的军人典范。名将霍去病在短短的军旅生涯中，斩俘匈奴军十余万，为巩固汉室立下了重大战功。汉武帝加封其为大司马并要为他建造府第，他辞谢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他以军旅为家、以身许国的高尚武德精神令人敬佩。东汉名将马援六十三岁战死疆场，实践了他"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志愿。抗倭名将戚继光，创建"戚家军"大败倭寇，屡建奇功，他"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终于实现了他"名香万古，立像庙庭"的道德理想。三国的曹操军队纪律严明，并且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当其坐骑受惊践踏了百姓的麦田时，他命主簿为自己定罪，削发代首。这些名将的武德人格是传统武德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今天军人修身立德的榜样。
三、古代农耕文明的保守本性产生了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
古代世界的文明有三种：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这种文明生产效率比较高，社会比较稳定，四季长期劳动，不能耽误农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被拴在了土地上；游牧文明则不同，属于短时劳动，效率低于农业，社会不稳定，当游牧业无法满足自己需要时，就要掠夺农业成果，有掠夺倾向，如蒙古；商业文明的特点是获利比较高，但生活比较动荡，创收也不稳定，有很大的入侵性，如地中海文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内蕴着侵略扩张的本性。在游牧民族看来，战争不过是对人的狩猎而已，通过战争获得财物是一条生财之道，不但不可耻而且值得荣耀。在航海民族看来，战争只是开拓和维护殖民地、争夺贸易霸权的基本手段，是"创造财富的工业"。在这两种文明中，战争伦理是尚武暴力型的。与两者相反，农业文明一直崇尚和平稳定，在他们看来，土地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了它，农民就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太平的生活。因而农业民族向来反对战争，把战争当作是毁坏田园、涂炭生灵的恶魔。正是在农业文明本性保守、求稳定、尚和合的社会环境中，诞生了我国古代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
我国古代战争伦理的"仁战"思想内涵丰富，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权力属"天子"专有。任何战争的爆发，都有一个是否符合正义、是否符合"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态度明确：战争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其直接的标准是看自"天子"出还是"诸侯"出。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明确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于"天子"就是"仁战"，而出于"诸侯"就是不义之战。虽然，孔子说战争应自"天子"出，有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一面，但也体现出了他的权威主义意识和渴望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积极思想。"征伐自天子出"的实质就在于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达到天下统一，政出一门，消除内乱，保持社会有序的目的。当然，这里孔子讲的"天子"是指尧、舜、禹、周公这样德高望重的明君。如果用今天的语言解读孔子的话，"天子"就是指一个道德权威，如联合国。任何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如果得到联合国授权，就是"仁战"；如果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就是不义之战。有的战争虽然军事上胜利了，但道德上失败了。
第二，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中国历代兵家虽然认真研究战争，但都不是好战分子，都不希望战争。对于一个农耕民族而言，战争带来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历代兵家对战争既可伤人、又可伤己的两面性有高度的关注和深刻的体认。兵法有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尉缭子》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三略》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太白阴经》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曾胡治兵语录》认为"兵者，阴事也"；《管子》总结战争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基于对战争破坏力的深刻体认，古代兵家都是在"兵凶战危"的基础上阐述其军事理论的。他们最后都得出结论，战争目的是"以战止战"、"止戈为武"。即使是对战争持比较积极态度的兵家（如商鞅主张积极的进攻型的战争观），也不得不讲"去战，慎战，善战，守战"，不得不把 "以战去战"当作核心。《商君书·画策》写道"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司马法》也讲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千万不要把这些话解读为对战争和暴力的支持，这样解读就忘了它的理论前提--"兵凶战危"，这里的战争是万不得已的战争，其目的是"止战"、"去杀"、"安人"、"爱民"。这里的战争只是一种实现"仁"的手段，是用不得已的战争这把"手术刀"割掉人类文明机体中的"毒瘤"。
第三，战争中双方军队必须有道德。战争是人和人之间的战斗，某些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春秋时期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虽然被毛主席批评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这并不能说明战争中军队不需讲道德。毛主席对宋襄公的批评是针对其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的，在军事行动中可以"兵不厌诈"，但在非军事行动，如对待俘虏、安抚百姓、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行动中，必须讲道德，特别是对胜利的军队。因而军队必须是"禁爆诛乱"的"义兵"。《荡兵》中说："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者则活人，得恶药者则杀人。义兵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义兵可以使"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这里作者把"义兵"视为人民的救星，把"义"视为一切行动的总纲领，只有兴义兵、举义战方可获得军事和道德双重胜利。
我国古代战争伦理中的"仁战"思想，在当今世界的军事斗争中仍有指导意义，如现代战争必须取得联合国授权、必须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必须善待俘虏、必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总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没有全新的事物。正如台湾学者说的"斩断传统的现代化是一条通往断崖的绝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先进文化可以摒弃传统而重新开始。我国先进武德文化的构建，必须从传统武德文化中寻找依据。用德性视角审视我国传统武德文化，其"德胜"战略思想、以"唯人是保"为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仁战"思想是我国古代灿烂武德文化的德性灵根，在人类进入数字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仍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