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主体视野下的湘江战役

孔祥增   党史文苑  2009年6期
［摘 要］ 本文以湘江战役的组织、策划、部署、实施的主体——国民党为视角，阐释湘江战役的大体进程，探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冲突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湘江战役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进一步审视湘江战役。
［关键词］ 湘江战役 国民党军队 “追剿” 中央红军 )
一、蒋介石的杰作——湘江战役的老辣策划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组织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央红军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21日突围西征，并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从宜章坪石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有突围的迹象，立即召集会议，对红军行动方向作出判断。从东路军作战所获资料分析，蒋介石认为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以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军队从战场上获取的资料越来越意识到红军不可能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据此，蒋介石于1934年10月30日电令“追剿”方针及行动部署，倾力在湘桂边部署大兵团追堵红军的计划。
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发布委任电：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湘漓水以东地区。［1］(p220-221)。电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在湘江以东“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指示要点如下：1、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4个师，即开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2、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5个师（归薛岳直辖），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3、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4、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5、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2］(p224)
蒋介石的这一“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可谓颇具政治智慧。何键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他和后来的桂系白崇禧、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好友，曾歃血为盟义结金兰。而他又在历次“围剿”红军过程中不遗余力。蒋介石委任其为“追剿军”总司令，一是相信他会决死堵截红军入湘。二是由他率湘军入桂不会引起地方军阀的猜疑，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韫珩为湖南宁远人，李云杰为湖南嘉禾人，所部多系宁远、嘉禾子弟，跟踪追击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中央军周浑元部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部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红军于湘江东岸与其决战的有利态势。蒋介石认为这必能造成红军的最大伤亡。
继而，于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又拟定《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防西窜之匪一部或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不使该匪长趋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消灭之……［1］(p222-223)此令下达之日，红军不但离湘江甚远，而且还没有渡过潇水，十天之后红军先头部队才到达湘江。而且从后来看红军渡过湘江后不管是李德、博古坚持的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毛泽东提议的进军黔境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全都在蒋介石的预计之内和追堵计划之中。
二、新桂系的抉择—“防共防蒋，让路送客”
从蒋介石的部署来看，红军此去湘江在战略上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然而“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战略实施地几乎全在桂北之境，因此湘江之战能否得到桂系的全力配合与支持就极为关键。为了拉拢桂系，蒋介石曾在发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慷慨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并随即派飞机送去两个军3个月的开拨费100万元、堵截计划和电台密码本等。李、白也复电“遵命办理”［3］。虽然如此，由于蒋、桂之间疑忌已深，桂系怕中央军乘机入桂不下于怕红军，遂采取保存实力、“防蒋送客”的策略，逼红军出境，同时严防中央军乘虚而入。
基于此，1934年11月上旬，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堵红军的对策，制定了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的作战方略。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当广西部队部署妥当后，中央红军已抵达临武、蓝山、嘉禾地区，并继续分两翼部队向道县、江华、永明（今江永县）地域进发。这使白崇禧认为红军会由湖南江华入龙虎关深入广西腹地从而动摇桂系割据老巢。于是，桂军于11月20日以李宗仁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故拟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贺、富、兴、灌……”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桂军立即将原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十五军撤往恭城。［4］(p429事实上桂军不待湘军接防便从全州、兴安一线突然撤防，遗下全州城防改由民团负责，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三天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防守，这等于给已陷于困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
据第十五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当时桂军曾决定当红军通过雷口关和永安关第五日夜后，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至11月27日晚，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以莫德宏团在新圩展开。由于中央红军不能轻装前进，行动过于迟缓，使桂军本以为是收尾的“送客”式追击行动，却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枪。1934年11月28日清晨，新圩战斗打响。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十分激烈。两军相持竟日，双方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桂军第四十三师黄镇国部在兴安以北之光华铺一带与红三军团第四师洪超、黄克诚部亦血战三天两夜。12月１日，红军奉命撤离阻击阵地，桂军紧随向界首渡口蜂拥而至，并与湘军占领了所有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
为进一步夸耀战绩，桂军特别注意把收容来的红军落伍士兵作为俘虏告捷。据蓝香山回忆：白崇禧在桂林大摆宴席，唱戏三日，慰劳堵截将士，并将收容在兴安的红军拍成电影，自吹俘虏七千，向蒋介石夸耀胜利。［5
整个湘江战役期间，新桂系势力为了保全实力，一方面对中央红军采取“让路送客式”的追击，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敷衍行事，处处提防，坚决抵制中央军入桂。这说明，蒋介石和地方势力之间，尽管在对待红军问题上有一致的利害关系，但当蒋介石利用追击红军来对付地方势力时，又和地方势力产生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湘江战役的进程和结果。
可以说，湘江战役一定程度上是桂军防堵策略促成的。是桂军有意开放北四关，中央红军才能比较顺利地通过雷口关、永安关进入灌阳、全州、兴安之间的三角包围地带而四面受敌伤亡惨重；是桂军突然撤防使得湘江防线整整三天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防守才使红一军团抢先于湘军占领湘江渡口一线，成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是桂军仅仅使用部分兵力用于兴安、灌阳一线的侧击，才使红军经过英勇顽强的阻击持续整整五昼夜。
三、惨烈战场硝烟背后的政治博弈——湘军输了
当时，作为西路军的湘军共分3个纵队，计14个师另5个旅，其数目之大，战斗力之强，远非桂军可比，军界一度流传着“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的说法。对于这样一支军队，蒋介石深感其尾大不掉，虽何键在“剿共”方面不遗余力，然蒋介石依然处心积虑趁机拆分湘军，一部分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清剿”，一部分用来“追剿”湘西贺龙、肖克军团，剩下的用于“追剿”突围西征的中央红军。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率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其指挥，并兼任“追剿”军前敌总司令。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使何键更加卖力地“追剿”中央红军，同时将其部队调离湖南，使何键更易受控制。
薛岳率部入湘的北路军第六路军是江西第五次“围剿”中主力兵团之一，其受何键节制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实际上薛岳担任“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则使湘军刘建绪部、李云杰部和李韫珩部皆受其指挥，薛岳作为前敌总司令虽在何键节制之下，实际上却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据时任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劻的回忆：薛岳在长追一年中，蒋介石给其亲笔信达20余封，皆是机密指示。
湘军各追击部队均按照衡阳军事会议所指定路线和时间向预定地点集结并“追剿”。至27日第一纵湘军各师皆奉令开至预定位置，同红一军团在全州湘江防线展开殊死搏杀。
湘军第十六师章亮基部与红军在全州城以南脚山铺之下坡田先行接触，由11月28日夜打到29日夜。在朱蓝铺、白沙铺的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也与红军发生接触。何键得报，即由衡阳派飞机十余架轮番助战。 
湘江战役中的全州之战是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多的一场血战。据当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梁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6］(p72)12月1日对红一军团来说可谓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这一天，一军团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7］(p227)
12月1日国民党中央社电称：“湘剿匪各师，30日与匪一、三、五军团在觉(脚)山、朱蓝铺、白沙铺一带苦战十小时，匪全线击溃，匪伤毙近万，获枪匹千余，机枪迫击炮四千余挺，残匪一部向西延窜走。”这虽有夸大成分，也足以说明战况之激烈。南昌行营更是通令嘉奖，对刘建绪大加赞许。后来，蒋介石收买了湘军悍将刘建绪，蒋、刘直接发生关系，由刘接替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实际上夺了何键的军权。
湘军第五纵队指挥官李韫珩率其第五十三师按既定部署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由于行动迟缓，沿途基本上没有和红军接战。湘军第四纵队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圩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王东原部自18日奉令向嘉禾开进，于21日越过嘉禾西进，于22日出宁远与蓝山之间的下灌镇，在此与红五、八军团激战两日。据国民党军战报：“此役毙匪千余，俘敌四百余名，夺获步、马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一挺，通讯枪一支,我伤亡连长罗简以次官兵百余名，俘匪分送道州、宁远县府收容。”［8］(p830)26日后，该师渡沱江经新车渡、寿佛圩进出广西灌阳属之水车、大塘圩一带，于12月4日抵达全州。而此时红军已远离全州西进，该师奉令西进。
综观整个湘江战役，何键“追剿”红军不可谓不卖力，正如他在就职通电中所言：“兹奉新命，誓当益矢有我无匪之决心，穷匪所至，不歼不止。”［1］(p221)为表“剿匪”决心，何键还电令各县：“加重奖赏缉拿匪首，捕获：朱德、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李特者，除照行营规定赏外，每各加奖五万元。”［9］然而，蒋介石千里“追剿”红军也未尝没有将中央势力渗透并控制地方势力的意图，所谓“一石击二鸟”早已成公开的秘密。显然，在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博弈中，何键面对蒋介石的打压紧逼，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四、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中央军的“北堵”和“西追”
薛岳、周浑元所率8个师附一个惠济支队的中央军，在湘江战役中并没有与中央红军发生大的正面激战，但在这场大兵团追堵红军行动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就是红军会在湘南重建根据地或是入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成一片新的苏区。因此，蒋介石将中央军的大部分兵力布置于沿湘桂公路的祁阳、零陵（今永州）、黄沙河一线，其战略意图主要在于防止红军北上进入湘西实现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将重兵部署于可通往湘西的湘桂公路一线，对中央红军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使中央红军不敢轻易北上直入湘西，从而利用周浑元的“追剿”军压迫红军进入蒋的“天炉阵”。此点可在李德的回忆中得以佐证：“同时我们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三四个师的兵力由周将军（周浑元）指挥在我一侧平行方向进行追击，并力图夺取位于广西北部的县城全县，同时打算渡过湘江，在这里堵住我主力，乘我军渡江之机消灭我们。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县城时，发现周已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因此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12］(p100-109) 
中央军的“北堵”和“西追”是湘江战役部署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何况周浑元压迫红军西进的第三纵队还有着窥伺粤、桂地方势力的意味。但总的来说，薛岳所率的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没有从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该部在湘南境内几乎没有战斗。周浑元部一路尾追中央红军，至20日进抵宁远天堂圩附近与红一、三军团接触，互有伤亡。25日进占道县后，继续跟踪追击，在龙虎关、永安关以东水车附近，将红五军团后卫击破，29日进至文市，随即对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发起攻击。30日后，周纵队继续尾追至湘江附近。
五、余论：湘江战役的新诠释
湘江战役是红军自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从11月27至12月１日是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血战，每天都有敌我双方频繁、激烈的战斗行动。［11］(p102)湘江战役，作为长征中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实施的第一次大兵团追堵战役，首先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继续。其部署和策划是在中央红军突围西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湘江战役计划又有借“追剿”中央红军之机，来削弱地方势力，实现中央对地方势力控制的双重目的。这就决定了湘江战役过程中，湘、桂地方势力同中央之间利益协调和冲突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湘江战役的进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