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思想的崛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0:23:10
——关于社会生物学所引起的争论
- 郭小林的薄学镜框
WORD格式
哲学的反省精神在近十几年里愈来愈受到人类的重视。虽然人类一直具备着审慎的考察和寻根究底的天性,但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对于自己本性的揣测。这一令人怵头的现象直到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威尔逊博士的巨著《社会生物学》[1]的出版才稍微有所转机。要理解作为精神文化最重要因素的科学,一定要考察这些活动过去的历史才行,威尔逊作出了类比,要想了解人类的本性,必须从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入手。从现代达尔文的意义上讲,有机体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而是为不朽的基因的繁衍活着的。人类的前面并没有特殊的目的,并由此推得,人类必须在自己的生物学本质所固有的伦理前提中作出选择。因此威尔逊断言:一切社会科学将来都可能包括到生物学里去,社会生物学就是以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方式重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为己任的。威尔逊的支持者特里弗斯甚至认为政治学、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及人类学或迟或早都会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分支。
一、什么是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就是研究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社会生物学”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的约翰•P•斯科特在1946年提出,当时不为人们所重视。斯科特是动物行为研究委员会的秘书,1950年他主张社会生物学一词应当更为正规地用作一种“学科间的科学”,它主要在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些学科与社会学之间。1950-1970年期间,“社会生物学”一语零零散散地被用在一些学术性论文之中,直到1971年在威尔逊的《昆虫社会》一书中才给予了很高的地位。此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展望统一的社会生物学”。他想在进化论的范围内解释从白蚁直至人类生命的全部“社会”活动。
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是要把个体群生态学、种群遗传学与战后迅速发展的比较动物社会学结合起来创立一门新学科。全书共分27章,由三大部分组成:(1)社会进化:从探讨个体群生态学的数学方法出发,阐释种群淘汰、血缘淘汰等问题。(2)社会结构:概述了动物界的信息传递、势力范围、等级体系等现象。(3)各种社会性动物:广泛研究了从社会性昆虫直到鸟类、哺乳类动物的社会行为。第27章里主要试图运用社会生物学原理去说明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如说明美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中的各种现象。威尔逊以笔锋犀利、富有挑战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后引用参考的文献多达2500种,足以说明他治学的严谨和诚实的态度。
二、历史的回顾
早在60年代,英国的汉密尔顿就认识到亲缘在社会行为进化中的理论意义。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个体通过帮助其近亲,即使自己付出一定代价也能够得到遗传上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把亲缘选择过程作为自然选择的一种扩展,但是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对自然界的合作与利他主义是至关紧要的呢?这个问题在70年代初还悬而未决。牛津大学的大卫•兰克在《鸟类繁殖的生态适应》中提出:大多数利他主义行为是在亲缘中进行的。当然,在决定利他主义行为时,亲缘关系和躲避天敌的安全需要,竞争繁殖地点等生态压力在共同发生作用。
1971年,特里佛斯还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进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如果利他者选择性地施惠于那些能够回报的个体,利他主义就能够由于自然选择而维持下来。80年代初,罗伯特•阿克赛劳特和汉密尔顿又进一步认为,只要在种群有足够多的回报者,便会使一个利他者遇到另一个利他者的概率趋向更合理。例如长尾非洲猴对录音机里放出的抚养过它的个体的呼救声反应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需要从新理论中吸取营养。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基因进化的变化来说是快得无法相比的。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甚至认为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马斯洛关于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或多或少地引起了社会生物学家们的思考。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C•霍曼斯于1961年接受了斯金纳关于使人类行为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假设,即在一段时间内奖励会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动力,但过于频繁也会失败。威尔逊对此说道:“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只是优先性的顺序。”([2],第30页)
社会生物学是进化理论发展的第三里程碑。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时候,较多地注意到生物物种之间,生物个体之间的激烈的生存竞争,而对生物之间的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缺乏深入研究。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生物的本能,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进化的真正原因,但终因他陷入了政治的纠葛而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60年代,汉密尔顿开始注意达尔文理论的这个缺陷,于1964年提出,利他行为有利于传播个体的基因,因而这种行为的主体被选择下来了。利他行为虽不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但对群体的生存和繁殖是有益的。他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不是个体或物种,而是群体。70年代,特里弗斯、威尔逊综合了动物行为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成就,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学说。他们认为自然选择主要发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选择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基因既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三、威尔逊著作所引起的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短短的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在20世纪科学史上是罕见的事情。现在已出版了6种杂志,每年有几百篇论文发表刊出,还发行了一些教科书和专题论文集。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范围,触动了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人们对之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它是“生物学的一场革命”。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把它列为70年代世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四项成就之首。但也有人认为它是“性岐视主义的理论”,是“种族主义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这位令人尊敬的昆虫学家威尔逊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呢?这是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激怒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宗教界人士和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坚持说是文化教养而不是遗传决定了人类的本质。
《社会生物学》刚一出版,1975年11月13日哈佛大学波士顿地区的16名学者、讲师、生物学家和医学系学生联合发表论文,批评威尔逊的观点。1977年这一集团增至45人。波士顿集团批评威尔逊的这种理论是一度被抛弃了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甚至是为纳粹的种族优劣论扬幡招魂。他们认为:如果威尔逊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存人类社会的各种特点,甚至像专制独裁、各族差别、男尊女卑等丑恶现象都具有合理性,因而,波士顿集团说《社会生物学》是一本有害的读物。
威尔逊的赞同者在其态度的激烈程度上不亚于反对者,普林斯顿大学数理生物学家R•M•梅 1976年初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书评,支持威尔逊以达尔文主义适应尺度为中心的生物社会进化论。同年,国际杂志《动物的行为》编辑部主持召开了《社会生物学》的“书评座谈会”,参加者有G•P•贝伦兹等14人。大部分学者赞扬了威尔逊的浩繁工作。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主次问题早在1975年11月9日威尔逊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已经指出“人类行动的90%来自环境,10%左右来自遗传。”([3],第77页)
威尔逊对于来自宗教方面的武断批评给予了严厉的回答。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危险的力量就是独断的宗教,他在《论人类的本性》一书中,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解释了独断的宗教的无所不在并且经常是危险的力量。他试图使社会生物学成为给神学的许多传统假想致命一击的炮弹。他写道:宗教教义“对于采取交流仪式——婚姻、死亡等等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丸药。我自己就愿意吞咽这些丸药。它的危险在于太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和疯子的想入非非的圈套。当代穆斯林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4]第 183页)
威尔逊被反对者看成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也是一种误解。当然他讲过一些有利于种族主义的话,不止一次地猜想过排外症(即仇视外国人)有某种遗传学基础。但是他不相信有“劣等人种”,也根本不是种族隔离的拥护者。即使是社会生物学的某些结论被用来作为种族主义行为的托词,也不能证明威尔逊有这种带政治性的倾向,当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利用达尔文的成就说过一些不利于人类伦理精神的话也丝毫没有影响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地位。实事上,社会生物学认为:生命是一个确保某些基因世世代代再现的过程。某些基因的携带者试图控制和消灭其它不同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只是到了人类,由于文化的反馈干扰,或者说某种反思的力量抑制了这种作为人的原始的本性。这样的解释才是合情合理的。威尔逊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反对者应当赞同社会生物学而不是去贬低它,因为只有对种族主义盲目的情绪力量的进化根源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能把人从种族对抗中解放出来。
在性的本质的探究中,威尔逊相信基因增强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这是威尔逊获罪的又一原因。真理不是主观臆测的东西,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生物学差异,甚至心理上的差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学者杰弗里•萨沃尔说过:威尔逊“并没有得出妇女因此应受歧视的过分简单结论。相反,他相信性别的差异很好地表明了,社会生物学如何能通过社会体制的各种不同的可能安排的代价和益处提供更精确的预测,从而改进政治科学。”([4],第185页)
四、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
英国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为论战的天平在倾向威尔逊一边增添了砝码。他对基因的特性进行了反复、详尽的论证和描绘,最后得出结论:无情的自私性是基因的突出特性,进而推得任何被称得上自然选择单位的实体,无论是基因、个体、群体、物种,都可以发现这种自私性。这样他把利他主义行为也归结是自私行为的一种表现,显然这与某些批评者所理解的自私完全不同。国内甚至有人把社会生物学理解为仅仅是论证一下人性自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它带有深刻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危机的烙印。据说这种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堕落并非由于社会的腐朽所造成,而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作‘巧妙’的开脱。”([5],第40页)在理想社会模式的设计中道金斯说道:“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这样我们生来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 ([6],第3页)
道金斯在解释文化现象与基因的关系时说:基因只是起到类比的作用,仅此而已。生物进化的单位或复制的单位用基因(gene)来表示,道金斯给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meme”(译作觅母),觅母可以看作是在模仿的过程从一个脑子转到另一个脑子的文化概念,从而从觅母库中进行繁殖。正如基因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从而在基因库中进行繁殖一样,苏格拉底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原因,也许早就没有了,但苏格拉底的觅母复合体在今天仍盛行于世,历久而弥坚。总之这种作为文化复制基因的觅母概念的提出是相当精彩的。
1978 年,威尔逊发表了后来因此而获普里策奖的《论人类的本性》一书,提出:“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增进了指导它自身合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与繁殖。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生殖的设施,思考正是它的各种技巧中的一种。”([7],第22页)1981年,威尔逊与生物学家拉姆斯登合著了《基因•精神与文化》一书,他们提出遗传与文化变化之间存在着协同关系,人类的遗传进化应是迅速的。其原因是,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相当迅速的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因而促进了遗传的进化。这种协同进化理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用于精确地预测人类历史未来的进化轨道。1983年,威尔逊与一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C•J•鲁姆斯丹合著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进一步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这一概念。他说道:“我们相信,精神突然出现的秘密,有赖于一种机制的作用。这种机制既遵从物理规律,又是独属于人类物种的。犹如进化中的人类物种点燃了普罗米修斯之火,这是一种使人类超越先前的生物学限制的自立反应。这个基本上还不知晓的进化过程,我们称之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这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相互作用过程。其中,文化是由生物学上的需要产生和形成的;同时,生物学特征又因对文化发明作出反应的遗传进化而改变。”([8],第30-31页)
五、作为战略科学的社会生物学
在围绕社会生物学的论战中,赞赏者和支持者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学者卡普兰。他在《作为科学研究战略的社会生物学》一文中指出:“社会生物学是要为研究社会行为现象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战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企图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传统内解释社会行为的进化和功能的方法。”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大致属于两个主要范畴——理论和战略。在科学哲学领域内,能够成为被人们“接受的观点”的中心原则,就是理论构成科学分析和科学评价的适当单元。经得起直接的证伪或验证,而战略通常具有复杂的程序,包含种种有关方法、本体论和因果关系的论述,很难去用经验的证明和反驳进行评价。战略的成败,一般来说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人们对特定的经验问题作出大量可能的和似乎合理的理论解答。在社会生物学文献中,许多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进化的记事,也有关于动物社会活动的思辨的阐述。社会生物学家提供了关于利他行为、统治的等级制度、警告行为、乞讨、追求异性、同性恋、杀婴等一系列行为的猜测性陈述。某些细节也许会有失误,但没有理由否认社会生物学为制定社会行为研究新战略的一种最好的努力。恩格斯曾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兽性。”社会生物学的结论无非与恩格斯这一看法相似而已。如果我们能从社会性和生物性两个方面探求人类的本质结构,必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崭新的科学图景。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昆峰(编译):《新的综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威尔逊: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科学与哲学》,第3期,1983。
[3]伊藤嘉昭:《社会生物学》一书引起的争论,《哲学译丛》,第6期,1980。
[4]杰弗里•萨沃尔:新学科之父:爱德华•奥•威尔逊,《科学与哲学》,第5期,1983。
[5]朱长超:评社会生物学及其“人性自私”论,《红旗》,第4期,1986。
[6]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科学出版社,1983。
[7]威尔逊:论人类的本性,《科学与哲学》,第5期,1985。
[8]张博树:人类社会生物学管窥,《哲学动态》,第1期,1987。
[9]L•卡普兰:作为科学战略的社会生物学,《科学与哲学》,第5期,1985。
[1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5。
[11]威尔逊:论人类的本性,一条理解人类本性的新渠道,《科学与哲学》,第3期,1983。
[12]威尔逊:什么是社会生物学,《科学与哲学》,第6期,1984。
[13]三浦贤一:当前的社会生物学之争,《世界科学》第4期,1985。
[14]J•史密斯:社会生物学的诞生,《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1986。
[15]John Krebs:社会生物学的十年,《世界科学》,第11期,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