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吴 波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严重挫折后，在新世纪如何走出低谷、实现复兴，是所有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一直思考的重大课题。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的原因以及探讨影响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变化因素，深入探讨“一国内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合”和“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这两个关涉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实现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重要任务。

　　一、总体评价

　　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两极鸿沟不断加深，两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阶级矛盾趋于全球化和尖锐化。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虽然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福音，但革命风暴也并没有因此来临，工人运动陷入了低谷，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虽然已经走出沉寂，确有种种复苏的迹象，但仍然处于低潮。

　　当前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首先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国内工人运动的萎靡不振。2004年7月2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2003年11月以来，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工资在持续下降。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无法跟上物价的上涨，不堪重负。有研究表明，过去30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劳动人民受惠较大的1995—2000年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劳工运动的景况不佳也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人入会率仍然走低。2003年，美国工人的入会率是12.9%，自1983年（20.1%）以来稳步下降。会员总数是1508万，与2002年相比减少369万。美国私营经济部门的入会率低得让人吃惊，为8.2%，自1983年以来减少了一半。公共部门的入会率自1983年以来也在稳步地下降。罢工数量仍然低下。据统计，1977年，美国企业罢1298次，涉及 120万人，损失劳动日2120万个，占全年劳动日总数的0.l%。而1997年仅发生罢工29次，涉及39.9万人，损失劳动日450万个，占全年劳动日总数的 0.01%。另一项相关资料表明，2002年美国全国共发生1000人以上参加的罢工 19起，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罕见。

　　工人阶级联合斗争的弱化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另一个表征。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球化。大型国际垄断集团的子公司往往遍布全球各地。以1997年世界最大的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为例，在国外雇佣的职工人数占雇工总人数的比重，最少的为40%以上，一般的都是50%以上，最高为95%以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2005年在国外的雇员有9.8万名，比2000年增长了6%。这就使得原本在一国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这一口号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没有成为显著的事实。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人阶级把中国的工人阶级当作对手的残酷事实。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造成阶级矛盾的全球化，但全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全球垄断资产阶级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以“血汗工厂”为主要特征的“沃尔玛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和发展就显得不足为怪了。

　　二、原因分析

　　当我们确认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事实，面对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与工人运动低迷之态的强烈反差，就不能不发出“何以如此”的追问。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需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的联系中深入考察和分析。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的新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自我调整无疑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首先需要注意的两个因素。新的科技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正面意义在于，它由于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承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等内外共同压力下的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妥协性调整就具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为了稳定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并取得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比较优势，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仅仅局限于采用经济手段，还包括采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给工人运动整体上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就足以证明这些手段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第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淡化。资本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从来没有任何改变，所改变的只是策略而已。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在资产阶级的“精心培育”下明白无误地淡化了。于是，对话、谈判和参与取代了罢工、示威成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以求通过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协商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目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全力争取推翻这种制度，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而只是局限于要求“公平一些”的工资以及稍好一些的劳动条件等眼前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

　　第二，工人阶级团结程度的弱化。新科技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阶级结构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以改良为政治原则的新中间阶层的扩大模糊了阶级分野，形成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缓和地带。工人阶级内部的层次化、社会来源构成的多样化以及就业方式的多元化和劳动的分散化，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相互矛盾增加。面对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不同种族、性别、民族和宗教的工人之间的不和与分裂，资产阶级自然乐观其成，不时还加油添火。

　　第三，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蜕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二战后劳动与资本的社会契约的签定，确立了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管理、劳资之间的问题都是在国境之内和平而有序地解决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确立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工会运动自此具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国际主义也由此开始蜕化为在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外交活动，甚至变为与工会会员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工会旅游活动。

　　必须承认，有着几百年成长经验的资本主义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往往要比只有几十年短暂历史的社会主义成熟和老练得多。由于在斗争中逐步具备了从各种内外挑战中汲取有利因素的特殊素质，因此资本往往能够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熟练地安排妥协和进攻策略的转换。阶级妥协本来就不是资本的本意，蕴涵有极大的被动性。如果说在苏东剧变、两个平行市场终结之前，阶级妥协为不得已之举的话，那么，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资本优势地位的逐渐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妥协的局面也即宣告结束。新自由主义获取了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由此获得了与工人阶级进行新一轮较量的新手段和新武器。资本和资产阶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战场上卷土重来。

　　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陷于低潮之中，不能不直接归于经济全球化的“功劳”。

　　经济全球化促成了私人资本地位的强化。随着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被打破和国家地位的削弱，资本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就越来越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跨国资本可以以削减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或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迫使国家做出降低关税、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等方面政策的让步。同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集体谈判分散化，也使资本家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突出。跨国资本家反对限制劳动力市场自由运作的机制和法规，强调尽量减少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以求得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等问题更多地由劳资双方自由约定或者由资方单方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集体谈判的分散化则促成了资本家们在谈判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并缩小了集体合同的覆盖面。正是主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强劳弱、资攻劳守的态势成为经济全球化以来考察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一个基本结论。一段时期资本家、工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协凋”的形成，虽然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得到了扩大，但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即事实上以策略上的相对主动导致了在战略上的绝对被动。这样，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一味地希望形成新的阶级妥协的局面，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了。

　　经济全球化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并且加剧了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们在为利润而进行残酷竞争的同时，也加剧了无产者为工作即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无论在母国还是在投资国都具有了特殊性的优势，因而随着资本在全世界各地播种开花，这种“残酷竞争”也由一国国内向国外溢出，形成全球性的景象。由于第三世界各国在能源、原料和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竞争劣势，从而造成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劳动力对母公司的劳动力的排斥。由此带来的双重严重后果是，一方面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妥协程度进一步提高，而且也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围绕工作机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所言，全球化破坏了阶级联盟。

　　2004年8月9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报道最能反映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窘状和困境。戴姆斯•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会为了使公司同意至少在八年内将6000个就业机会保留在德国，同意放弃2.8%的加薪，并将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5个小时延长到39个小时。但即使如此，由于西欧国家和东欧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额太大，因此，“目前工人们所做出的妥协十之八九只会稍微缓慢一下生产外移的趋势”。这无疑也必然加剧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程度。显然，这种竞争的加剧，也更有利于分散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这虽然主观上并非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更为有利于垄断资本家阶级的局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可谓风光占尽。

　　三、阶级矛盾变化的预测性分析

　　科学技术的作用不应被神化，它绝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并支配人类命运地位的力量。科技革命发展至今，虽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属性，也并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但我们也没有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导致劳资对立和冲突的终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除了经济的增长，科技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的还包括阶级矛盾在新的基础上的积累和增强。这是资产阶级不愿看到却又无法摆脱的尴尬。《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夏季号载文指出，资本主义的高利润率可以带来高投资率和高就业率，这就能够使劳资利益的协调成为可能。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一直没有从低水平中恢复过来。即使同意20世纪70年代的低利润率是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低失业率导致的工人高工资造成的，也无从解释过去20多年中资本在全球对劳工的进攻所导致的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低工资而利润率仍然呈持续走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恰是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非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的比例。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在不断深化之中。因此，从根本上说，科技革命只是帮助资本主义推迟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但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使资本主义社会摆脱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而走向所谓的“奇妙的新时代”。

　　资产阶级无论怎样把科技当作统治工具，企图以它作为巩固阶级统治的手段，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不断深化的科学技术革命一直赋予资产阶级以不断调整自身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精神压力。股权分散化、雇员持股计划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的不断推出，是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观努力的具体表现。由此，我们也看到了由“金钱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只要在不触动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自行扬弃”的智慧和能力。但从生产关系变化的未来趋势看，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的自我调整客观上存在一个自身无法逾越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可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却不可以损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实质。”“因此，无论是彰显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动力机制的美国模式，还是突出资本主义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机制的莱因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始终被局限于私有制的框架内进行着自我革新的努力。资本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形式的调整，一旦逾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资本就必然将其拉回。

　　在分配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遭遇了新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普遍面临着被削减的危机，工会运动普遍遭到压制，这与二战以后前一时期形成鲜明的反差。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来所有在分配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做出的妥协，原本就是违背资本意志的无奈之举。一旦资本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压力和威胁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自由猎取更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的条件时，资本就充分暴露出其凶残的本性，就试图挣脱和抛弃作为资本家总代表和整体协调人的国家。而且，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仅在本国内再次激化，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全面展开。具体说来，就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等各种矛盾的再一次激化创造前提条件。正如瓦迪•哈拉比所指出的，沃尔玛的崛起是面对全球生产过剩的垄断资本所选择的最坏出路，即力图通过削弱全球工人的力量，降低工人生活条件，重新恢复利润率。但是这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生产过剩的局面，并毁灭地球和人类。资本逻辑发展的趋势是资本的自我毁灭。正如法国学者德里达所精辟概括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无法愈合的伤口，最终会发展到无法调节的地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的否定趋势也在不断增加之中。在无意之中客观地为走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进行着质的积累，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性也从来未曾改变过。

　　四、两个重要问题

　　20世纪末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普遍消极不振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即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对反全球化运动进行深入分析，不能不是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振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关于一国内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合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的全面展开必然导致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对于资本主义，墨西哥著名学者海因兹•迪德里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资本主义如同癌症一样，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批判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的批判，标示着资本主义的矛盾暴露的普遍性；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阶级阶层，标示着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力量的广泛性。英国《社会主义工人》杂志主编艾伦•马斯认为，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种种被压迫状况，所以不同形式的压迫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孤立地理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并不仅仅只有工人阶级独自承受，由此赋予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启示是，反对压迫的最彻底的斗争不能建立在被压迫者各自孤立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工人运动的振兴需要注重工人阶级与其他阶层的联合斗争，需要实现反对资本主义的各阶级阶层力量的广泛联合。

　　需要特别分析的是：

　　第一，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合是以承认工人阶级仍然作为革命主体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要注意将工人阶级剔除出革命主体的理论倾向。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没有基本立场，已不能实现它的革命期望。政治和意识形态可以和经济基础相分离，劳资对立的分析已经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目标超越了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可以发展起来，但同阶级无关。吉登斯也指出，在过去人们进行为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时，阶级政治具有中心地位。一旦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们会对旧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关注的焦点就发生了转变，随着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的个体主义化倾向的发展，客观的阶级归属和主观的阶级认同的不一致性逐步增强，随着阶级政治的淡化，具有反思性的政治实现了对其的替代。上述观点在拒斥阶级政治的同时实际上也剔除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对此，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出发，马克思认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产业无产阶级，但如果认为变革资本主义的力量仅仅局限于此，决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指出：“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会和无产阶级一样陷入与资本对立的一极，失去对自己生活的任何控制的力量，最终成为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这是资本本义发展逻辑的必然，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否定，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第二，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性目标仍然是推翻资本主义，要注意目标的分散化和无目的性倾向。反全球化思潮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是全方位的，但拒绝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批判的有力并不意味着思想的成熟。英国《今日社会主义》杂志2001年5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没有任何清晰的哲学，更无意寻找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可谓一语中的。这一状况赋予工人阶级的启示是，在强调对发达社会新的斗争形式的回答是斗争模式应结合来自各阶层、各团体、各社会运动的众多利益的同时，必须进行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教育。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明确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将社会本义的根本目标和其他社会目标有效地兼容起来。为此，一方面，要强调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性。工人阶级的最高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根本目标和其他社会目标兼容的可能性。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存在着为所有人的解放而斗争的共同利益。米利邦德认为，工人阶级团结将能解决妇女、同性恋等运动提出的歧视问题。既不能让其他社会目标遮蔽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不能让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成为一种抽象的口号，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在“揭露资本主义同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各种形式压迫以及破坏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将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全球化运动与反对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找到实现工人运动复兴的真正的生长点。

　　2、关于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

　　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反抗资本的跨国界联合。强调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但也是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区别在于，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显然，就内容而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超越了一国范围。恩格斯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指出；“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这里明确了一国斗争之于国际斗争的意义。

　　马克思早就看到，虽然一国的资产阶级内部和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当资本跨越国界携手向劳动发起进攻时，工人阶级如果具有鲜明的国际主义意识，就必须联合起来，与联合起来的资本进行斗争。但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之所以踯躅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忽视了与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片面强调了眼前利益的对立性，寄希望于本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强调在本国范围内与资本妥协以维持自身的利益，而这一切正中国际资本的下怀。这样，当国际资本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联合的同时，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国际工人联合的波澜壮阔的场面就不足为怪了。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和主张，需要从迷糊和欺骗工人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重新确立起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意识。

　　与确立国际主义意识密切相关的是，需要摒弃民族主义意识。资本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意识，鼓励工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加强对“外国”的猜疑甚至仇恨。当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受损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包装为民族国家的利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让位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斗争，这样，就呈现出一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来反对他国工人阶级的局面。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有国外学者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互为表里，通过种族主义的宣传并将从边缘国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少量地分给本国工人，以使工会领导人和工人相信帝国主义是好事。结果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组织不仅支持本国跨国公司残酷剥削穷国工人，甚至也支持富国工人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以至于一些工人阶级父母鼓励子女应征入伍，当他们丧生时还夸耀他们是英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作用成为阻碍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主要障碍。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耶茨所指出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破坏了世界工人的团结。

　　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只有靠铁一般的事实说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教授杰拉尔德•爱泼斯坦认为，1985年以来，美国的工人阶级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从美国当前的帝国主义行为中获益。他分析指出，一方面，美国的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更为稳定而低廉的油价确实使美国的工人们获益良多，就像美国的全球霸权所带来的低廉的其他消费品使工人获益一样；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税收制度把帝国主义的负担转嫁到了工人头上。此外，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于形成一种大量进口海外廉价商品的体系，这降低了美国国内工人的工资，削减了就业。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帝国主义让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美国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工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只有以最广泛的劳动者联合对抗国际性的资本联合，才有可能不被民族性、区域性的局部利益所分化和削弱，工人运动才能成为真正有前途的世界性的事业。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今天暂时的利益就要靠明天更大的代价来换取。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