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山寨版”奏稿引发的惊天血案 - Qzone日志

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0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该奏稿将矛头直指一言九鼎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朝天子乾隆皇帝，并罗列了其“五不可解十大过”，历数乾隆罪恶，遍劾满朝权贵。奏稿上还伪造了乾隆的御批，几可乱真。伪奏稿当时传抄甚广，几乎是遍播全国。一时间弄得举国震荡，朝野哗然。乾隆为正“大清国体统颜面”，更是大怒之下亲自督查严办。由此也引发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惊天血案。

孙嘉淦何许人也？奏稿为什么假借他的名义？这皆因其以敢于大胆直言而闻名于世，在朝野上下的声望颇高。雍正登基之初，在翰林院供职的孙嘉淦便上书劝诫雍正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赞曰：“朕也服其胆”。雍正为夺皇位残杀骨肉兄弟众人皆知，孙嘉淦上这样的奏章，直击雍正的痛处，当真是吃了豹子胆。也就是赶上雍正刚刚即位，急于树立威信，算是歪打正着，否则准得吃不了兜着走。等到乾隆继位后，他又上了篇被后世喻为绝代谏论的《三习一弊疏》，希望乾隆“予除三习，永杜一弊”，说白了就是叫他好自为之不要自以为是。笔锋之犀利读来令人直冒冷汗，所幸乾隆也是开明之君，看完后不怒反喜，还升了孙嘉淦的官，也真够悬的。孙嘉淦两谏成名，在仕途上也创造了升迁的奇迹，一生中当过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书”，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这么看来当时这篇奏稿假借孙嘉淦之名也就可以理解了，无非是增加它的可信度。

伪奏稿首先在贵州一地被地方官发现，总督硕色闻知后立刻密报乾隆皇帝，说发现“密禀一纸，词殊不经”，是由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到贵州的，内容“明系狂倍之徒凭空捏造，大干法纪”，还“假托廷臣名目，甚至捏造朱批，胆肆讪谤”，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给乾隆。伪奏稿中除数落乾隆“巡幸无度”外，还为当时因“贻误军机”之罪而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鸣冤，说“以张广泗为有功”。这可是乖乖不得了的事情，乾隆当即严旨追查，为了防止此事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先命步兵统帅舒赫德及各省督抚“密加缉访”，悄悄地进行。

可这一追查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简单，这份伪奏稿传播之广、传抄人数之多大大出乎乾隆的意料，全国18个省份甚至西南边陲土司之处都有传抄，涉及人员更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有官员、商人、乡绅、僧人、举人监生，甚至还有八旗子弟，缉查三个月，仅四川一地就缉获传抄人员280人。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送京城。乾隆皇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入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这么大的影响面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而案件的审理也是困难重重，不得要领。被缉获的涉嫌者不是互相指责，就是把责任推到已故之人身上加以搪塞，有的在严刑拷打之下认罪而后又翻供，还有的因私仇结怨趁机互相诬陷，使整个案件审理变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乾隆多次让军机处召开案情分析会，并要求各级官员把查办此案当做压倒一切的任务，主要精力必须用在办案上，对缉查不力的官员严加处分，可以说是下了死命令，乾隆为此案所发的上谕光是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多字，一年之内，降级或革职的督抚级大员就有十几名，看来乾隆是真的急眼了。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干脆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但尽管搞得举国上下鸡鸣狗叫，案子仍旧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用乾隆的话说就是：“查办伪稿至今已一载有余，茫如人海拣沙，万无头绪”。确实够挠头的。

可这事老这么拖着影响更不好，民间自是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朝中大臣也以此案株连甚多容易引起恐慌为由，上书乾隆要求停查。最后乾隆不得不给自己找个台阶，在他的授意下，军机大臣将传抄伪奏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定为炮制伪奏稿的主犯，“押赴市曹凌迟处死”，算是找了个替罪羊。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也一律治罪，对审理不力的官员交刑部严议。伪奏稿案就此草草收场。这场清查案件搞得可谓轰轰烈烈，不但劳民伤财，还搞得人心惶惶，就连被奏稿假名的一向以“胆大”著称的孙嘉淦，也因怕牵扯上自己，惊惧过度而死。

 但事情远未结束，伪奏稿案令乾隆惶恐不安，如履薄冰，他感到有一股社会势力在与他对抗，加之当时固有的满汉矛盾，使他更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简直成了一块心病。他认为此案“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禁挟仇诬告诗文”等仁慈宽厚政策造成的。为了进一步巩固王权加强专制，乾隆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铁血猛政，开始残酷地打击异己。一方面他继续深入核查伪奏稿的主谋案犯，一方面以清查“悖逆”著作为由，大兴“文字狱”，并下旨：“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说这种随意传播流言的行为影响极坏，不大力整治是不行了。于是“文字狱”在全国死灰复燃，恣意蔓延，达到了历朝历代的顶峰，不断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惊天血案。据不完全统计，伪奏稿案之后全国共查办130多起文字案，其中47起的案犯被处以凌迟极刑，死后戮尸，诛灭九族。以至于人们谈“文”色变，当时的惨烈和惶恐可想而知。

文/路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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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挽救帝国的一份检讨书

文/韩小博

 古代中国的皇帝们都爱乱认亲戚，明明姓王姓刘，偏偏说自己和姓张的玉皇大帝是一家，美其名曰“天子”。既然是天的儿子，继承了神的基因，自然就不会犯错，所以皇帝们一般从不认错，即使是杀了亲爹的大错。但是，个别皇帝偶尔也会认错，写个检讨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诚实，否认自己和玉皇大帝有血缘关系，而是他们被逼到了墙角的自救行为。这种检讨书有个官方的说法——罪己诏。据说历史上最早的罪己诏是商朝开国国君商汤同志写的，比较出名的说法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那么，罪己诏的作用有多大呢？让我们来看看唐朝的一份罪己诏，正是这一份百十号字的检讨书挽救了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

 故事的主角叫李适，他的曾爷爷是大名鼎鼎的唐明皇，他的爷爷是斩杀杨国忠、收复长安城的唐肃宗李亨，他的母亲是历史上被假冒次数最多的太后——唐代宗睿真沈皇后，算起来他也是出身名人家庭。然而名人家庭的光环却没有带给他多少幸福，相反，他的人生一直被造反者的阴影笼罩着。

 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李适出生于长安的皇宫中。他不仅是父亲的长子，还是爷爷、时为太子的李亨的长孙，而父亲又是爷爷的长子，这意味着他一出生就注定了自己是大唐帝国未来的皇帝。李适的童年正处于唐朝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全国人口一路高涨到六千万，达到了以前朝代从未有过的高峰。在这种背景下，李适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然而，他的人生刚刚踏入青春发育期，少年时代还没走完第一步，公元755年，把大唐搅成一锅大汤的安史之乱爆发了，那一年他才14岁。叛军先破潼关，再破长安，仓皇出逃的唐明皇老爷子十分狼狈，走时连自己曾经的最爱梅妃都没带，只带了杨贵妃一个老婆就一路南奔了。当时撇在长安的一干李姓宗室和女眷人数众多，其中就包括李适的生母沈氏。从此，他们一个原本幸福的双亲家庭变成了单亲家庭，再也没能团圆过。

李适跟着父亲、爷爷一路颠沛，多年间辗转许多地方，直到父亲唐代宗继位，安史之乱还未平息。战火中接受洗礼的李适迅速成长，曾被父亲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同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并肩与史思明父子展开最后的大决战，并最终取胜。此后他官拜为尚书令，受赐铁券。而他的父亲唐代宗也不是省油的灯，巧妙借助宦官之间的矛盾，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李辅国。外乱平定，宦官集团又被压制，唐朝貌似迎来了安史之乱后重新崛起的千载良机，但只是貌似而已。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病逝，李适以皇太子身份接任皇位，是为唐德宗。初登大宝的李适回想自己失去的母爱、少年时期的颠沛之苦，决心大干一场，重整大唐帝国的雄风。他在政治上实施多项改革，雷厉风行，大有老祖宗唐太宗的风骨。然而，这时的唐朝早已阴阳失调多年，是唐明皇、李林辅、杨国忠、安禄山、李辅国等多位破坏天才呕心沥血的结果，一两盒救心丸也就治治标，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李适的措施看似果敢，但也只是下了一两盒伟哥而已。而且，他本人又是个抠门儿鬼，最终导致了他的一片雄心变成了灰心。

安史之乱之所以会爆发，和当时地方藩镇势力的膨胀有很大关系。李适对症下药，在政治上做了一些调整后，把注意力转向了削藩，企图把藩镇头脑——节度使们手里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时机很快送上了门。自安史之乱后，地方上的节度使们很多成了土皇帝，渐渐地，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领地传给子孙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连中央都不能干涉。李适决定改掉节度使们的臭毛病，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皇帝。建中二年（781年），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去，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成德镇的土地和权利。李适一口回绝，坚决要自己任命新的节度使。

惯例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如果这次李适收回了成德镇，下次就是山南镇、淄青镇。于是，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几个土皇帝便武装联合起来，和李惟岳一起向朝廷示威。李适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于是他采取了以藩制藩的策略，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拉拢幽州节度使等人攻击叛军。这一招开始非常好用，先是淄青镇的李正己病死，他的儿子李纳不堪重击，被打得大败。接着挑头的李惟岳集团发生内讧，本人被部将王武俊杀死，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并被德宗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四路叛军，最后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打了一段时间，节度使们渐渐聪明起来，他们之间相互厮杀，等于是在帮了中央政府的大忙，到时候好一个个收拾。于是，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挑头自立为冀王，接着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这几个王深知孤掌难鸣的道理，于是联合起来组成造反集团，一致向唐德宗开战。李适还没有喘口气，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起哄，竟自立为楚帝，公开与大唐决裂。战局由此陡转直下。危急之下，李适开始全国总动员，召集全国可以调动的兵力先打出头鸟——李希烈。 

一时间，战火从河北一直烧到河南，也烧到了东都洛阳。其实当官的和当皇帝的弄得再凶，也不关当兵的事，他们所要的只是有肉吃，有钱花。可是关键时候，李适同志偏偏玩起抠门儿了。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从军官到士兵，都以为可以领到很多很多的赏钱，然后腰缠金银珠宝上战场。然而李适压根儿没把这些兵油子当人看，按叫花子的待遇打发。结果满心欢喜的数万泾原兵不仅工资没领着，吃的伙食都很差，没有肉也就算了，连米都是糙米，嚼起来塞牙。兵油子们一下火了，老子卖命，连工钱都拿不上，反了吧！顷刻间，平叛大军变成了造反大军，“泾师之变”由此爆发。由于事发突然，李适半点准备都没有，慌忙下令紧急调拨二十大车金银财宝犒劳这帮兵油子。该大方的时候不大方，事后大方已经太迟了，叛军不仅要了二十车珠宝，还要拿下李适的人头。没办法，李适只好带着一家老小跑出了长安，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反了之后，决定响应朱滔，就拥立朱滔的兄长朱泚为皇帝，国号大秦（后改为汉）。朱泚为了让自己的大秦取代大唐，立即带兵围攻奉天，搞得李适就像活到了世界尽头。

眼看大唐江山就要毁在自己手里，李适决定低声下气一次。他以和当初拒绝李惟岳同样的坚决，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这份检讨书的名字就叫《罪己大赦诏》。在这份著名的检讨书中，李适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己的指导思想，认真回顾了自己的错误，而且敢用重词，譬如“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等等。同时为了显示自我批评不是表面文章，他还赦免了除称帝的朱泚之外的所有叛乱将领，并指出国家现在这副混乱的样子，责任不在别人，“罪实在予”。这份检讨书因为态度诚恳，居然感动了很多叛军，“士卒皆感泣”。很快，叛乱人员王武俊、李纳、田悦主动取消王号，上表谢罪。当年七月，李晟打败朱泚一举收复长安，李适终于得以重返长安。国家局势也很快稳定下来。

此后，遭受削藩失败打击的李适心灰意冷，对地方的土皇帝们也开始听之任之。从此，唐朝藩镇割据持续恶化，直到唐宪宗李纯时候才稍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