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湖书楼知多少|宁波帮杂志频道?>>?灵桥拾遗?>>?[宁波帮]

     文/崔  雨
“诗书之乡”的鄞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五千年的历史沉淀了灿烂的文化。享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美誉的东钱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映争辉——东钱湖七十二溪汇入、八十三岭环抱，湖面渔帆点点、堤岸人影簇簇；历代名宦墨客或筑室湖边、结庐湖畔，或行吟湖曲、史载千古。岁月如歌。历经二千多年的洗礼，东钱湖畔无数遗迹淹没在星移斗转般的岁月中，但仍然有许多名胜古迹烁烁生辉。
隐学书院
钱湖自古多古迹, 其中最古老、最著名的要数“隐学书院”，相传为宁波的文化始祖徐偃王所建。“隐学书院”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书院。
徐姓与黄姓同源，以国名为姓，他们的祖先为五帝之一的少昊。到西周穆王的时候，徐国君主为以仁义著称的徐偃王。《辞源》释：“周穆王时，徐子称王，号为偃王。”有一次，徐偃王在疏导河道的时候，挖出了一副红色的弓箭，并以为是上天给他的暗示，要他取代周穆王成为天子，于是就率领周围的三十六个诸侯，一起起兵进攻周朝。此时周穆王正在昆仑山西王母那儿做客，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镐京发兵讨伐徐偃王。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发生，徐偃王不忍让生灵涂炭，于是立即收兵弃国出走。公元前963年，徐偃王躲进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深山之中，继而从彭城经过会稽(今浙江绍兴)，来到了东海蓬莱舟山岛上隐居。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把他和仲尼、周公、皋陶、伊尹、禹、汤、舜、尧并列一起，看重的正是徐偃王的“仁义”。
后来，徐偃王来到东钱湖边的一座青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建造了一座书院，作为自己读书的好地方，并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开化一方蛮民。徐偃王去世后，葬在鄞县东钱湖畔的青山上。同治《鄞县志》考证古时“隐”与“偃”通，判断此山确因徐偃王墓而命名。据《延右志》载，徐偃王隐学于此。其墓在“县东四十里隐学山，旧名栖贞。”徐本原在《徐偃王墓》一诗中写道：“山以隐学名，上有栖真祠”。后人为纪念徐偃王，把他读书的地方叫做“隐学书院”，把隐学书院所在的青山叫做“隐学山”，把隐学山附近的一条山岭叫做“隐学岭”，把隐学岭背后的村庄叫做“岭后”。
晚唐时期，人们又在隐学书院所在地建造了一个“隐学寺”，成为东钱湖畔最早兴建的寺院。明朝鄞县人陆泶在《隐学寺》中写道：“谷口秋云薄，芙蓉一水香。荒台凝露白，残碣护苔苍。事云留陈迹，人来对夕阳。百年回首意，欲别更凄凉。”寺院的建立使书院的陈迹得以保存下来。目前，隐学寺附近有“隐学寺亭”，保存有“隐学书院”的碑记，寺内还供奉着徐偃王的神位，且有对联一幅相伴：“设书院教授子弟道德传遗，立楼真光前裕后千秋万古”。隐学山一带人家大多是徐姓，为徐偃王的后代子孙。
余相书楼
自宋朝以来，东钱湖一带成为官宦仁子躬耕苦读的好地方，诗词歌赋吟咏不休，形成了著名的“钱湖十景”。“钱湖十景”中更有以书楼命名的景点“余相书楼”。“余相书楼”原名“五柳山庄”，为明朝宰相东钱湖人士余有丁所建，美誉为“江南大观园”。
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东钱湖。余有丁少年时，生得清秀端庄、自幼博闻强记，日诵诗文数千言、文名遍播乡邻间。嘉靖四十年在顺天中举，次年中进士第三名列探花。隆庆元年任实绿篡修官，使他可以接近权力中心。万历元年以右庶子领南翰林，次年为国子祭酒。当时，在学馆念书的学生多喜结伴冶游讨厌读书。余有丁任祭酒后，觉得这样培养不出人才便加以禁止，并令诸生相互保证，若故意违犯不报则严厉惩处。此后便无人再敢违犯，学风为之一振。他还亲自校订二十一史，并重新刻印，使后学者有所遵循，得益良多。
余有丁因博学多才，为官正直，同时受到了丞相张居正和吏部尚书王国光的赏识，他们一个是皇帝的老师，权倾朝野的首辅，一个是统领六部之首，被称作“天官”的吏部尚书。本来两股势力是互相牵制，各自培养自己的人才，但余有丁却被两位权臣同时看上了，从此仕途一片光明。丞相张居正更是在临死前，极力推荐这位能臣，使余有丁一举登上相位，升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之一。余有丁告老还乡时已加封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余有丁为官正直，不贪钱财，且博学多才很有谋略。他在任翰林编修时，常为皇帝起草诏书。前几任编修总是先将诏书写个大略，然后把内容通给受诏者。受诏者为使诏书写得有利于自己，常以丰厚的馈赠让编修为其润色。余有丁说：诏书是皇上说的话，岂可利用草诏之权讨好受诏者。自余有丁始，凡为皇上草诏，拒绝一切馈赠。万历中，杭州府发生兵变，朝廷派兵部侍郎张佳允为浙江巡抚。张佳允感到为难，便去向余有丁问计。余有丁告诉他：“杭州府内的叛军如同困兽，明知死亦争朝夕之命。闻说河南徐景星曾率领过这支军队，此人有谋略，何不请他来解决这次兵变。”张佳允听从余有丁计策。杭州府内的叛军见是徐景星，便纷纷倒戈，把叛军首领缚至军门砍了首，兵变得以平定。由于余有丁处理政事光明正大，待人宽厚，与同僚共事相安无猜，朝政为之一新。余有丁被誉为“明廷硕辅”，足见其在当时朝廷上的显赫地位。
余有丁素有高世之志，酷爱山水，对故乡东钱湖十分眷恋。余有丁对家乡东钱湖的厚爱，从其诗可见一斑：“钱湖佳胜万山临，映水楼台花木深。开拓平畴八百顷，不知谁祀陆南金。”余有丁每到一处，大力介绍钱湖风光，且一直有志于在东钱湖畔建造一座集天下庭院雅趣的园林。万历元年，余有丁趁皇帝委任他为南翰林回家之际，买下东钱湖边月波寺旧址，建造读书楼，历经数年营造成山庄一座。因仰慕五柳先生陶渊明，故取名“五柳山庄”。山庄枕山面湖，地广百亩，规模宏大，景致优美，内设“日涉园”、“归来堂”、“觉是斋”、“晨曦亭”、“矫首台”等。山门前石柱上对联写道“月临三宝地，波荡万金湖”。山庄充分体现了余相入仕出世的人生态度和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明神宗皇帝御书“名山洞府”赠于山庄。传说余有丁还有一群鸥鸟为伴，每当有朋自远方来，从湖边绕过来探望他，早有鸥鸟感知人声，在湖面上盘旋鸣叫，主人远远望见便知有客来访。可惜余相书楼后来毁于战乱兵火，荡然无存，现地址为海军疗养院。
余有丁58岁时过世，葬于东钱湖畔。余有丁去世后，皇帝亲自下诏命人厚葬这位昔日的老师，且赠予太保，谥文敏。余有丁的墓道文臣武将立马蹲虎跪羊等等一应俱全。余有丁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宁波南大路边有一座纪念余有丁气势宏伟的“余公祠”。据说，旧时宁波府和鄞县的新任官员上任前都要前去祭拜余公。
二灵山房
东钱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以山灵水灵而得名的“二灵山”。二灵山房为鄞县人士陈禾所建。这里是“钱湖十景”之一的“二灵夕照”。
陈禾，字秀实，鄞县人。元裕初(1086年)试国子监抉第一，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初调郓城司汉，为民众昭寻了几起死囚案，被呼为“青天”，于是被荐于朝廷，除淮洲教授调婺州，召为学正博士，抉监察御史，殿中待御史。权相蔡京派酷吏李孝寿，为铸钱一案无故牵涉许多朝臣，陈禾查清后，奏明朝廷加以解脱。其时，东南武备久驰，陈禾加奏请朝廷增拨银粮，修缮城池，以备盗贼。可是却被一些朝臣诬为无事生非。不久即发生几起盗贼破城事件，朝臣都佩服他有先见之明，于是被朝廷升迁为左正言。
陈禾在朝为官，刚正不阿，不媚权贵。当时宦官童贯专权，与权臣黄经臣表里为*，排斥忠良，朝臣敢怒而不敢言。陈禾挺身而出，说：“此关国家安危之本，吾负言责，岂可不言。”遂上本徽宗，首劾童贯，复劾黄经臣心目中宠弄权种种罪状，要求把此二人发配远方。一时震动朝野。朝中大臣反复议论，日将晚而不决，徽宗皇帝不耐烦了，拂衣而起，正欲入内，被陈禾一把拉住袍袖，恳请徽宗议毕，不料拉得重了，“撕！”的一声，竟将龙袍撕裂了。徽宗道：“正言，你把朕的衣袖撕裂了！”陈禾哭奏道：“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措首以报陛下。童贯等辈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徽宗也很为感动。这时，内侍捧新袍上殿，请徽宗更衣。徽宗摇首道：“留此袍，以嘉旌直臣。”
东钱湖二灵山位于下水港口，长约里许，一面连山、三面环水，风光绮丽，有游龙入湖之势。元朝戴良称赞二灵山“东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数，而二灵为最奇”。有诗称赞道：“竞说山灵与水灵，连环看似卧龙形，独留青冢埋忠骨，终古残阳照石屏”。史浩称二灵山“乃东湖尊贵之地，有二灵胜绝之名”。
陈禾毕竟力不敌众，斗不过童贯的权势，被诬为“狂妄”，谪监信州酒税。陈禾遇赦后，便与乡贤陈瓘回到鄞县。陈禾钟爱东钱湖秀丽的山水，幽静的环境，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在二灵山建造“二灵山房”，又名“二灵院”，著书立说、攻读不懈，其一身正气为后人所敬仰。
茂屿山庄
东钱湖历史悠久，山青水秀，历代史迹如星罗棋布闪烁于湖畔，成为文士墨客探幽揽胜、抒怀吟咏的好去处。东钱湖畔不仅有“隐学书院”、“余相书楼”、“二灵书房”，更有“茂屿山庄”。“茂屿山庄”为明朝鄞县人兵部尚书、明朝甬上文坛盟主张时彻所建。“茂屿山庄”在宁波文人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张时彻，字维静，号东沙、又号九一，1500年出生于鄞县布政张家潭。据宗谱记载，公元南宋淳熙初年(1174年)，张氏始祖张原一从临安迁居到鄞县西乡布政寺。此地有鄞县的大湖槎湖（广德湖）和二龙潭，张家潭村由此而来，张氏宗族亦被人称为“槎湖张氏”，并逐步发展为甬上的望族之一。张氏宗族以耕读传家。十一世孙张邦奇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36年后又升为礼部尚书。张邦奇的叔父张时彻年纪小张邦奇16岁，自幼求师于侄子邦奇。正德十五年(1520年)中举，嘉靖二年(1523年)中进士。曾任福建参政、云南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四川巡抚等职。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犯东南，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抗倭寇保南就功不可没，还大胆揭露严嵩父子罪行。
后来遭到严嵩父子的陷害，晚年被迫弃官返回故里。东钱湖畔横溪的河头村、孔家潭村座落于鄞东前塘河上游两岸，孔家潭北为金溪山，金溪山北有茂屿山，旧时为风水宝地，风光秀丽。张时彻返归故里后，在茂屿山建造“茂屿山庄”，成为方圆文人骚客聚会吟诵的好地方。张时彻当时有两位至交，一位是屠大山，一位是范钦，都是官至兵部侍郎，也都是受到严嵩陷害被迫弃官，人称他们“东海三司马”。有史书载，一次苏州画家吴周时参观宁波时，在一个内部接待宴会中，就有张时彻、天一阁主范钦、诗人沈明臣、江北屠家两位等。三人中，张时彻文采最佳，学富五年、见识高超，堪称明朝甬上文坛盟主，年轻精英的良师益友。张时彻在这些较年轻一代人中的威望转而使他的家族处于当时的一个中心位置。
以张时彻为中心的文人雅士们因无法建功立业，便相约“登四明、扪石窗、观烟云日月之去来；距海门、看苍冥、见长波大风之回荡”，他们放情丘壑而洞视天壤，不复厝人意间事，专心致志诗与文。这些文人们不惜笔墨，为东钱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天一阁主人范钦的《泛东湖》写道：“澄波四望空，画舸溯泠风。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菰蒲临水映，洞壑与天通。即拟寻真去，花源杳未穷。”布衣诗人鄞县人沈明臣在《茂屿即事》中写道：“才到东山好，身心每晏如。满浮春院酒，高枕夜床书。松响山连阁，蛙喧水近居。五更残梦醒，月落曙窗虚。”同是茂屿山庄常客的余寅在《游茂屿从大司马张公》中写道：“渺渺白云封，闲闲水云重。秋花不作艳，晚景若为容。野旷无多树，天高几处峰。神仙初不异，亦与世人逢。”清朝大名士李邺嗣非常仰幕张时彻作为文坛盟主的风度，曾在《甬上耆旧诗》中云：“吾恨不与张大司马同时耳。”
张时彻从官大约三十多年，弃官返回东钱湖后的二十多年里，还积极参与大范围的社会文化活动，体现了士绅责任的儒家典范。编纂有《宁波府志》、《定海县志》、《救急良方》等，另著有《张司马集》、《芝园全集》、《东沙史论》、《四明风雅》、《明文范》等。张时彻的名字还出现在当地重大工程的众多碑铭、献辞和出版物上：为纪念减轻地方农民的赋税负担的桃源陈家而修建的“崇德寺”；士绅捐助的大型水利工程、能够改善鄞县东部平原的灌溉状况的“东冈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