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社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２００６年因两度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庄子》而“走红”，并受到数百万“粉丝”的追捧，其关于《论语》《庄子》的讲稿发行量竟然达到几百万册。

　　冰心曾说过：“成功的花，人们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它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能如此熟练地侃侃而谈，把“孔子”“庄子”信手拈来，具有古典文学素养，皆得力于我在吸取经典旅途中的引路人——我的父亲。

　　一般人对我们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很容易产生一种“膜拜”的心理，可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这得益于我小时候父亲的悉心培养。

　　父亲曾经做过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研究国学的父亲有很高的古典文学素养。他知道，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能够有学识修养，具有古典文学的根底非常重要。父亲认为，苏轼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从我３岁起，父亲就让我练字，当时，我对“柳体字”相当感兴趣，可父亲却“强硬”地要求我练魏碑。他认为，让我从间架结构练起，才有可能把字练得“标准”。 我４岁的时候，就被父亲要求读《论语》以及很多古代经典，而且要年幼的我尽快地熟读、理解、成诵。这样严厉到近乎苛刻的家教使我的童年显得很沉重，也很孤独。但如果没有父亲当时对我的严格训练，就没有我今日的成就。成人之后的我，在一次次经历人生历练的过程中不断地领悟经典文化中深厚的底蕴，我现在并不沉重，也不孤独，是一个爱玩、爱闹的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在我刚刚接触《论语》的时候，父亲教育我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让我和整个社会接触，和有修养的人接触，在接触中陶冶我的心灵。他经常带着我去和一些学者见面谈话，让我从小感受这些文人的学识素养。很多时候，父亲带着我和一群叔叔在一起，问我：“三人行必有吾师，你数一数，这里有你多少个老师啊？”我经常会数出２．７个、３．４个等带小数点的老师来。一开始，父亲和那些叔叔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数出带有小数点的人数来呢？“因为这个叔叔刚刚吐痰了啊。”我会这么说。这样，那个刚刚吐了痰的叔叔就很惭愧。他们就说起“君子慎独”这个概念——在人多的场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些都给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这些小节让我体会到“君子”应该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没有人看见或者以为别人看不见就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

　　我８岁的时候，开始读《红楼梦》、巴尔扎克的《贝姨》、莫泊桑的《俊友》。邻居们看到我这么小的年龄整天抱着这些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很担心地对我父亲说：“怎么可以让孩子看这些书？孩子肯定看不懂。”这时我父亲就哈哈一笑说：“我们家是百无禁忌，认得字就让她看吧，看不懂就不懂呗，慢慢她就懂了呀。”父亲的开明，让我带着玩的心态接触经典，对一个孩子来说，经典不仅是成长的一部分，也是孩提时娱乐的一部分。

　　父亲认为，阅世和读书一样重要，眼界决定世界。于是，父亲经常带着我到大自然中历练，让我感受事物的具体形象。不等到我真正站在开满花朵的杏树下，父亲不会告诉我“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非要等到我亲眼看到麦田，父亲才会和我说什么叫“麦浪滚滚”。我对自己接受的这种家庭教育非常自豪，开放宽松，有利于我的成长，虽然父亲要求我背古文名篇，但也是能记住多少就是多少，从不强求。因为在父亲看来，一个人的悟性比记性更重要。

　　由于父亲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耳濡目染，我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小小年纪就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而且还确立了自己的诗人偶像——李商隐。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选择了研究唐诗宋词，但是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的理由是，假如我以唐诗宋词为研究对象，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触摸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脉搏。

　　我只好听从父亲的建议，攻读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硕士。在这期间，我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经常摆放着许多新书。我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正在学习《论语》，我就可以在这一格书架上轻易找到各种与《论语》相关的书籍。我渐渐明白，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拓宽我对经典的多层次感知，他不强求，但是“润物细无声”。

　　慢慢地，我为自己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而庆幸。先秦两汉文学一读下来，我就很惊讶，我们后边两千多年的智慧，都是以这个阶段为起点，而且都没有超越它。以前我没有机会跟大众交流这些，现在“百家讲坛”给我搭建了这个平台，我就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告诉大家，你们就别费那么多劲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庄子的这些话拿出来领会，就是现成的“公式”。

　　尽管父亲已经仙逝，但是我走上“百家讲坛”的那一刻，觉得父亲就在自己身边。在我眼中，父亲就是一个师者的形象，让我体味到父爱的细腻、温润，更让我感受到经典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