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云龙：坚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和谐社会保证

2008-11-24 10:09:24　来源:人民网(北京)网友评论 260 条点击查看
如果民主和法制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这个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那就说明某个方面已经出问题了。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派生出来的利益集团、权势集团，正在威胁党的领导，正在挑战中央权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作者：鄂云龙，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财富大量涌出后，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正在破坏发展的平衡。而平衡是和谐的基础，没有平衡就没有和谐。人类的生存即系于大自然的微弱平衡中，社会的和谐也只能在利益的平衡中实现。而超级富豪太多破坏了社会平衡，不利于国家发展。请读二十四史（别总从肥皂剧里学历史），被权力豢养大的超级富豪都是动乱的根源。孔夫子不是说过吗？季氏富于周公，也不过是乱臣贼子罢了。读春秋，读左传，你会发现这不是季氏的问题，也不是富豪的问题，而是制度和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富豪。但在权力不受制约进而无法监督的条件下，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超级富豪太多必然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贫富差距、生态失衡是贯彻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不管姓社还是姓资，不管开放还是保守，不管现代还是后现代，只有让大多数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才算成功，和谐社会才能建成。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靠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靠传统手段也解决不了。只有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认为政治环境决定性地影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贫富差距靠市场自发调节无法有效解决，只有政治干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求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变革。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没有这种变革的能力，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自身的变革能力。所以，在马克思的逻辑结构里，政治并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碰不得的地位，马克思认为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工具。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一个方面变了，另一个方面也必须变。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然目前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坚持党的领导，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基础上，我们当然应该更换这个工具。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权力的制约开始，首先要制约大大小小的无限膨胀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它追逐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和大众的利益。归根结底，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起破坏作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无论姓社姓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摆脱这个魔咒。所以才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上边让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底下该做什么他还做什么的局面。比如土地流转是好政策，但执行过程中如果不尊重农民意愿，不符合农民权益，如果主动权落入不受制约的地方官员手里，这个好政策，也可能会成为豪强兼併的工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键不在于私有化还是非私有化，关键在于这些土地在一段时间内会落入什么样的人手里。在于一段时间里参与流转、交出土地的农民有没有最后保障。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这个农民的一生。所以，土地流转，执行过程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无限放大私有化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果我们承认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一致性，问题的实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更可怕的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环境中，官员中不缺乏将中央政策转化成为已所用的地方特色的天才。你做了一把手，千万张笑脸向着你，那不等于你什么都说了算。架空你的可能就是千万张笑脸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部份。这就是专制体制的悲剧，权力不能制约的悲剧。皇帝并没有无限权力，但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骂名。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耐人寻味的部分是，在权力的分立和制约之后，首先是扩大和巩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使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而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所以能在中外历史上发生，也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突发善心，想把权力分给别人，不是！首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我们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一样，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权力真空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大混乱。但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扩大执政基础，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进行坚决果断的政治体制改革。退一万步讲，仅仅为了保证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仅仅为了共产党自己也应当这样做。
要制约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力不一定从多党制开始，不一定从选举制开始。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一百年来，香港在英王的统治下并没有实行普选制，但香港的民主法制却建立了很好的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民主制度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即使在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撤销种族隔离制度。欧洲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地球上没有例外。这些都说明，民主制度的建设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迈出第一步，从权力的制约和分立开始，比如说，英国在封建统治下也能搞君主立宪，为什么在党的领导下不能搞一党立宪呢？而权力的制约和分立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如果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所有的美好愿望、伟大理想都可能在腐败放纵中消亡。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封建帝王都懂得要实行宪政，共产党人难道比他们愚蠢吗？五四时期国民党元老戴传贤曽不无远见地指出，专权非国家之福，尸位终私人之祸。这两句话入骨三分地刻画了当时统治者的困境，顶着权威的大名实际上并无多大权威。同时宪政不能只是纸上的宪政，宪政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看的见、摸得着的东西，但中国人往往很幼稚，头脑太简单，总觉得什么东西只要印在纸上，昭示天下，那就是真的了。不可分割的是国家主权。但权力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良好的制衡机制，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有效的分立和制约机制。
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当各类统治者提出不同程度的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时，第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这就是君主立宪的目的。当治理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当权力的行使遇到中梗阻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收拾一两个人，而是制定新的符合新的现实的规矩和制度，这就是人类社会对宪政制度的朴素需求和宪政制度的最初来源。因此，依法治国必须要搞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说，为什么不能让各级财政受到同级人大的有效制约呢？在专制制度下，国库里的处长、司长等等自大狂和耗子们支配财富的权力一定会大于皇上，皇上不可能知道国库里的钱是怎么进、怎么出的。所以进步的财政管理体制一定要受到同级人大的有效制约。没有制约就不可能有监督。而目前这种体制下，个别地方和部门管理机构即不代表中央，也不代表当地老百姓，只代表部分围绕着自己的利益群体。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欲望和素质，决定性原因还是制度和环境。而中央的权威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中被逐步蚕食。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和个人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县长只是书记的跟班，如果一个县的财政只在书记一人的管辖之下，我们就不能怪书记个人了。
应当指出，我们强调中央权威不是要搞中央集权，而是因为在目前这样的即不专制、又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削弱。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财富转移天天进行的条件下，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需要不可动摇的中央权威。而权力的制约和分立不仅不会影响领导权威，事实上只会加强和巩固领导权威，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美国是三权分立，但美国政府的权威不是比哪个国家的都大吗？美国也是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家的移民组成的，但美国人的团结程度也胜过任何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强调中央权威的目的也是因为如果共产党垮掉了，中国必然会四分五裂，陷入自相残杀。而中国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那就是地球的癌症。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共产党必须进行自我改革，必须与时俱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不改革，不坚决地解决深层次矛盾，党和国家都没有出路。不要以为有了财富，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没有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和钱的好的规矩和制度，这些东西可能反过来加害社会。例如一栋摩天大楼即使用黄金打造，如果不打好地基，如果没有好的结构，盖的越高也越危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意义。
如果民主和法制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这个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那就说明某个方面已经出问题了。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派生出来的利益集团、权势集团，正在威胁党的领导，正在挑战中央权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和民族的梦魇。只要任其横行，任何社会和民族都无前途可言。 （原题为《坚决果断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