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

　　一

　　百年中国文学中存在两种悲剧，一种是“鲁迅悲剧”，一种是“赵树理悲剧”。

　　所谓“悲剧”，是指这两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最后都以一种形式上被高度认同，而事实上却被完全否定的结局完成，作家本人的历史命运处在一种悖论中。

　　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只有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个作家，在一种意识形态中被高度认同。具体形式就是鲁迅和赵树理都曾被作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方向”提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几句话中，连续使用七个“最”来评价一位故去的作家，可以反映出对这位作家认同的急迫心情。这样的评价方式，在“文革”中又用来被评价评价鲁迅的人。1949年以后，几乎所有在此之前成名、当时还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曾受过各种形式的批判，鲁迅是唯一例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鲁迅已是故人。但就是这样后来还是出现了“鲁迅活着会如何”的疑惑，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是对鲁迅命运的一种追问，虽然是一种假设性质的问题，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鲁迅在1949年后命运的可能性，特别是传达出了高度评价鲁迅的政治意图，事实上是为鲁迅设定了批判的边界，鲁迅自由的批判精神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由，而这与鲁迅精神已相去甚远。据周海婴讲，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天，罗稷南也参加了座谈。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问题十分认真，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1关于是否存在“鲁迅悲剧”以及这种“悲剧”形成的原因，容当以后再论，本文从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讨论“赵树理悲剧”的成因。

　　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去世后，赵树理是唯一没有到过延安，但能获得延安文化高度认同的作家。1943年，《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很快得到杨献珍、彭德怀、李大章等中国共产党北方主要负责人的高度评价。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能在极短时间发现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是非常难得的。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最后得到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和他的文学成果，应当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2后来，由陈荒煤执笔写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由此开始，当时左翼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赞扬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赵树理对于农民有特殊感情。他能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缘于自觉的生活体验。他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就自觉实践文艺大众化观念的作家。40年代初，他在太行山根据地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以后，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批准了他过去的主张。3延安文化认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注重他的小说精神，而是注重小说的形式。彭德怀给小说的题词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个题词中的关键词是“通俗故事”，事实上以后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始终在“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层面上。表面观察，“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实际上，对形式的肯定是基于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越来越多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赵树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对于“三面红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写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国家对集体生产的部署，只管集体应该向国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他不要管。60年代，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建议。1949年后，赵树理虽然也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剧命运的作家，他一生为了“人能活得像个人”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没有人权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药蛋”派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离世的作家。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4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但凡被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常常为意识形态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鲁迅悲剧”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赵树理悲剧”中可能是“通俗性”，一为内容，一为形式，以此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小二黑结婚》在叙述太行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把主题集中在反封建的一个具体事件上，也就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方面。作为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精神扩展的基本内容，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成为赵树理这篇最知名小说的主题。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是从变革当时的婚姻制度开始的，因为革命运动以动员青年参与为主要方式，而对青年来说，变革婚姻制度是较有效的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这也通常被认为是启蒙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时，对女性权利的张扬和认可是以预设女性为旧婚姻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为前提的，这也大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但较少有作家深入揭示“娜拉走后”的问题。赵树理也没有超越这个历史局限，他以“大团圆”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人权、民主、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人权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在《小二黑结婚》的第六节中，赵树理这样叙述：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

　　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

　　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他们调解开。5

　　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斗争会”起源于何时，我一时没有查考。但从1942年延安整风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这种形式事实上已非常普遍，在当时延安的出版物中，这个词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名词。李维汉回忆延安抢救运动时，他曾主持过一个“斗争会”，他对此的评价是：“场内群情激奋，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6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中，“斗争会”的场面也司空见惯，如《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以“斗争会”单列一节叙述小说，但并没有对“斗争会”做任何形式的介绍。作为一篇以通俗化和大众化为基本追求的文学作品，对一个专有名词不做任何解释，可以说明这种“斗争会”的形式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用不着专门解释。农民对“斗争会”的形式不但认同，也非常熟悉这种斗争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赵树理眼中也没有特殊意义，它天然合理，所以虽然单列一节写“斗争会”，但对“斗争会”不做任何说明，就如同叙述平常的农村生活一样。不但作家本人对这种“斗争会”习以为常，就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金旺和兴旺在采取这种形式报复小二黑、金旺媳妇报复小芹时，也没有任何疑虑：“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在这个细节中，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作家赵树理本人，一是迫害者金旺兄弟（包括金旺媳妇），被斗争者小二黑和小芹，村长以及所有群众。他们对金旺随便捆人的行为要讨说法，但所有的人对“斗争会”这种形式并没有产生怀疑，而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以后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在《小二黑结婚》中，即使是金旺兄弟，当他们失意后，同样也面临的是“斗争会”的命运——“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报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最后，金旺兄弟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从《小二黑结婚》中的这个细节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在太行根据地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的生命权利被一种简单的政治悬挂起来，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没有意识到真正“解放”的含义，就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个人权利得以保障的法律基础何在。所以在延安文学传统中，我们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人的觉醒”和为创造“人的觉醒”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延安文学传统中并不具备真正的启蒙意义，事实上这个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启蒙的价值。

　　“赵树理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当他在平静中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里“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这种把“斗争会”形式自觉合理化的潜意识行为中，表达了作家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正面评价，但它在事实上却隐含了作家自己的悲剧命运。启蒙者在启蒙的时候，对自己命运中的悲剧因素没有产生警觉，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文革”时期，赵树理自己恰恰就是在一次“斗争会”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1970年9月18日，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场在山西省当时最大的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参加人数号称万人。事后有人回忆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批斗会开始仅几分钟，被拖在台上的赵树理就因身体极度衰弱昏倒在台上，接着被押解回监狱。

　　赵树理的后代在回忆他们父亲的悲惨命运时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7

　　三

　　把作家早年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细节和作家悲剧命运联系起来考查，可以发现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那些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启蒙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个性解放、反抗婚姻制度等具体内容，其实只是人的解放中较为平常的社会性变革，在这种变革之上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才更具有启蒙的真正意义。只有当政治制度以保障人权为基本追求的时候，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模式延续了延安的政治传统，同样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延续了延安的文学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真正意义总是被遮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延安整风中，在“斗争会”上批判过王实味的李维汉、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文等，后来都经历了和王实味一样的命运，成了“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对象。文学史研究，总是对既成文学史现象的反思，我们在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启蒙意义时，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早年作家的努力没有为人的自由解放显示清晰方向，没有在精神层面传达现代法治精神，那么这些作家在启蒙文学思潮中的历史地位就是值得重新反思的。

　　2007年

　　注　释

　　1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

　　2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308页。

　　3　董大中编：《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4　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

　　41页。

　　5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8页。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13页。

　　7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