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信：迎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读《胡绳全书》第三卷有感

迎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读《胡绳全书》第三卷有感

汝  信

    去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发表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三次讲话。在十六大的报告中又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切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极为重视。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努力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十六大精神，无疑地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胡绳同志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为了推动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过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精辟见解，就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过诸多文章和讲话（大部分已收入《胡绳全书》第3卷）。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对我们学习和贯彻党中央关于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胡绳有长期从事和领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丰富经验，学识渊博，在学术研究中有很高成就，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深刻的理解和亲身体验，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他的真知灼见，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叙述，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体会。

    第一，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胡绳首先要阐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谈不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有些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往往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多大用处，对经济建设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比较重视和支持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轻视人文学科和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这样，就在社会上造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为了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的同志援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说明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所以很重要。胡绳则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很广，有些领域和科学技术有直接联系，但是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因此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其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来认识，要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由总结经验而得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胡绳全书》第3卷，第806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并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努力进行探索，在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又把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个实践和理论循环往复的双重探索中，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其重要性也正在于此。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是急功近利的“小用”，而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用”。胡绳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有过重大失误，而失误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胡绳全书》第3卷，第465页）所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讲，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再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也会直接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充分领会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两个“不可替代”的深刻含义，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第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胡绳始终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针对社会上某些人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他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事实做出坚定的回答，认为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易事，关键在于要克服过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要正确地解决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和发展是互相联系的，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是由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而发展的。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封闭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适应当代世界的形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适应我们在开放政策下参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形势，适应我们国内改革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形势”。（《胡绳全书》第3卷，第441页）如果不顾世界状况，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决不是真正的坚持，而只能有害于实践，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新形势，面向实际，研究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得到发展。胡绳认为，就社会科学战线的每个人来说，应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努力解决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说出一点新话，讲出一点新意，而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他提出要彻底废止那种教条式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决不能使理论工作局限于注释经典著作，重复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定论和观点，而真正说出一点新的道理来。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下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论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是胡绳着力论述的问题。除了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它看作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和应倡导的优良学风外，他谈得较多的是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因为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却往往并不容易。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意见，既有正确的，出现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要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鉴于过去执行“双百”方针的经验教训，他告诫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所谓“大批判”，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混为一谈的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出现了错误也要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去解决。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不是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而是靠真正讲道理。还是要有民主精神，大家要平等地讨论问题，在是非问题上要摆个明明白白。所以我赞成这句话：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是反对你的意见。”（《胡绳全书》第3卷，第443页）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倒”某人，更不能着眼于“整人”。道理要辨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这是胡绳长期从事思想理论战线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

    至于学术自由，是和“双百”方针紧密相联的。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讨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强迫人相信，它是靠科学真理，靠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博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经验证明，依靠政治权威，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人的思想，不会有好的结果。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我们虽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为指导，但决不强迫别人接受，而且并不排斥任何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只要他们的研究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有贡献，对于人民有益，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应得到肯定和尊重。学术自由还体现在研究无禁区，一切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有益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独立地进行研究，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学术上、理论上的责任应由研究者自负，不宜公开发表的，则可以用内部方式发表或提供有关方面参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有这样的学术自由。正是“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除了以上几个问题外，胡绳的论述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方面，如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面向世界和研究世界、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普及和提高等等。他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对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曾起了重大作用。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期，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他热切地期望这一大发展早日到来，号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贡献力量。他特别寄希望于“跨世纪的一代”青年学者能担当起这一重任。他晚年形象地说，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虽然也希望能看到下个世纪，但至多只能把头伸到二十一世纪大门里探望一下。新的二十一世纪，应该说是属于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他们担负着二十一世纪开辟航程的任务”。（《胡绳全书》第3卷，第805页）他鞠躬尽瘁，捐献稿费，连同友人的捐赠，建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就是为了鼓励青年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2002年12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