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绳全书》第七卷 文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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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全书》第七卷 文集-评论
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郑惠（以下简称郑）：趁《百年潮》杂志创刊，我们想与您作一次访谈。知道您从去年10月动手术出院后，至今还在恢复健康之中，不好过多地打扰，就作为一次漫谈吧。
胡绳（以下简称胡）：得知你们在筹办《百年潮》这个刊物，看到你们的发刊词和创刊号要目，我感到很高兴。我曾多次谈过，历史学中既需要主要供研究工作者读的专门著作，也需要适合一般读者口味的、大众化的历史作品，使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你们的刊物表示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很好的，希望能坚持不懈地做出成绩来。
《百年潮》的所谓“百年”，当然是取其成数，实际上是150多年，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这个时期，无论中国或世界都经历了巨大、深刻的变化，而这又是与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并在实际生活中发生非常显著的作用分不开的。现在，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又成为国内外知识界、政治界以至社会各界许多人士十分关心和议论的问题。我今天就再谈谈这个问题。
郑：我们读过您
胡：我当时并没有料到那篇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其实那不过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一个提要式的说明，许多意思没有展开。也有的读者看到那篇文章后写信给我，表示了不同意见。虽然我一直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我来说已是力不从心了。我把承担这一任务的期望，寄托于理论界的新生力量。
郑：我知道您在1995年11月又同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谈过这个问题。那个谈话没有公开发表，人们看到几个不同的“版本”，引起了一些或赞成或怀疑的议论，当时我们就想看到经过您校订的正式谈话稿。
胡：那是我去年动手术后即将去南方休养时，与少数几位同志的谈话。当时是就社会科学院正在制订的“九五”研究规划，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后来传出去的谈话内容，是有关同志对我的意见的转述，说得不那么完整在所难免。最近我还看到有的香港报纸在传播我的那些意见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样了。今天借此机会，也不妨把若干误传澄清一下。
郑：那次谈话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阶级问题，二是革命问题，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也是现在人们想要寻求解答的重要问题。
胡：是的。我当时对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说，社科院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机构，应该抓住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要对有关阶级和革命的问题作新的研究
现在先谈谈关于阶级的问题。
有的香港报纸只报道说，我提出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却没有报道我紧接着说的一段很要紧的话，那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比如说，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很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有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很大。工人阶级中又有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分。在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前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后者。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也大为不同。还有的国家有外来移民，有多种不同的民族。马克思也没有说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现在这种情况是更加复杂了。
郑：的确，经过一个半世纪，情况变化非常之大。像不同民族的矛盾和冲突问题，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就要复杂得多。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一位资深学者在民族问题研究上的远见卓识。这位学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的心得，曾多次预言苏联会很快解体，并且会按民族界限四分五裂。这在美国学术界是罕见的。现在这位学者的学术声望与日俱增，他所倡导的族性（ethnicity）研究的重要性也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重视。我们姑且不去估量这一研究的科学价值如何，它至少为民族问题上的大量新事实要求理论上的新突破提供了一个例证吧。
胡：这一类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说明需要有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现在我们来谈关于革命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永生，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样简单。我在1994年研讨会上的那个发言中曾谈到，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加剧。人们在回顾20世纪的世界时，似乎只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倒塌了一大半的事实，却不够注意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发生的另一个大变动。我在最近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强调地并提了这两个变动。后一个变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殖民制度的崩溃。而且我现在还想说，前一个变动是一种新生的制度向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曲折，而后一个变动（改变了大半个世界的面貌）却是一个在没落中的制度走向崩溃的前兆。去年我跟社科院的同志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但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矛盾将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香港有的报纸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时，又是只讲了前一句，不讲后一句。
郑：您在1994年研讨会上的那个发言中曾说：“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这是很有创新的见解，您能不能再作一些阐述？
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南非的曼德拉被关了十几年，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他根据自己的考虑，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功。我们难道能说他不对吗？现在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的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
我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和另一个也曾相识的朋友宣告说，要告别革命。其意似乎是要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大概工业革命不在被否定之列），是表示不赞成以后再有革命。我想，如果以为革命将因“告别”而不再发生，未免过分幼稚，至少与科学研究相去万里。
要总结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在中国，这集中表现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这个理论，已经有不少同志作了精到的论述，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
郑：您在1994年6月16、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是受到人们称道的一篇。那是就几个重要问题，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所作的解释和发挥。同年年底那次研讨会上您的发言，好像不只是着重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是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立论的。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近百年来已在很广大的领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您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这引起理论界很大的兴趣。
胡：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这个说法是个洋典故，有点费解。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由此提供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科学性。因此，我提出要加意维护这个观点。
现在，世界上国家有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异。各国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中国人只能解决本国的问题。各国经验虽然可以互相借鉴，但绝不能照抄，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不过，我以为有一点值得注意：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郑：我觉得，您那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章，谈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四个问题（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即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都是与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观点紧密联系的。比如说：
——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认定我们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一系列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这不就是“经历一些过渡阶段”最切实的起步吗？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坚持按照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促进它的发展，坚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求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经济体制。所有这些，不就是为“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吗？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就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吗？
胡：当然可以这样说。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一块空地上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任务显得更加艰巨。
应当说，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十分出色的继承和发展。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国内大的政治风浪中岿然屹立，安如泰山！
郑：这是举世瞩目的。我们国家的兴旺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您在1994年的那次研讨会上，还谈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但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这些国家原来的经济大多比较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能不能说，社会主义在它们那里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上述观点的正确呢？
胡：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应当指出，忽视马克思这个思想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没有把这个思想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合适的方针政策，为发展生产力做出巨大的努力，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这些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对僵化的体制所造成的经济停滞很不满，作过种种改革的尝试，但是都失败了。有些很有见地的改革思想和创新活动，都被冠以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扼杀。如今海内外一些史学家重新研究这段历史，都对这些改革作了新的评价。然而，国内有些人至今对这种情况不作切实的考察，仍旧袭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观点，指责那些国家过去的改革，甚至指责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这真是不可思议！
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研究
胡：对所谓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批评，其中是有许多是非不清的问题。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革命，应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今年7月在全国党史系统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讲到对党的七大研究的深化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举出一些过去不为人所知而又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材料，并作了深入的分析，由此引起了我的注意。
郑：我们都注意到了龚的那篇讲话。他谈到毛泽东在七大前有一篇向六届六中全会作的内部讲话，题为《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在这里，着重讲了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指出，《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所不同的，就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在作为七大结论的内部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用，有它的生命力，“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龚的讲话还历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八大和八大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变化过程。其中谈到八大过后不久，毛、刘、周都出来讲“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八大后毛、刘、周的这些讲话，在80年代党的文献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将它们介绍出来了，并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宣传。这次又将毛泽东在七大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论点介绍出来，加以研究和宣传。这些成果，对于理论界、史学界了解和吸取历史经验与智慧，联系着思考新时期的新政策，的确是很有益处的。
胡：我赞同你的评价。我也是从这里受到启发，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里不妨简略回顾一下我们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历史情况。
“五四”以后，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现在看来，梁、张等的观点虽然有许多是不对的，但有一点认识不能说是错的，那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对他们的反驳，无非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怎样跨越呢？陈等回答不了，因而并没有驳倒他们。直到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提出，中国革命就像写文章要分上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做下篇。在做上篇即建设新民主主义时，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到了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对这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说，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使本国资本主义有适当的发展，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这样的话，在此之前我们党内恐怕没有人说过。1943年党中央派林伯渠、林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当时也在重庆。毛泽东给他们的一个电报中说，我们的主张是可以搞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事。这是认为资本主义总要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当时封建主义在中国占的比重很大。当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还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1944年我们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同国民党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并且举行国共两党和有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政协的决议被国民党破坏而未能执行，但如果执行，这时是不是就是搞新民主主义呢？也还不是，但显然资本主义占的比重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更多一些或者多得多。
郑：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大概算是带有改良性质的妥协吧！
胡：是的，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经过长期的战争时期，人民渴望和平。如果不是经过大规模的战争，使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能够建立，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那当然好。
郑：问题是这种改良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从19世纪末期的康有为，一直到20世纪中期的共产党，都碰了壁。
胡：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像人们换件衬衣那样，可以随意选择，而是要受种种客观历史条件限制的。前面提到的所谓“告别革命”，要否定一切革命，其错误就在于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
郑：我记得1946年您写过一篇《论发展生产力》的文章，提出中国要解放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农业生产力；要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从官僚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工业生产力。文章的结论是：“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任务归根到底就在于解决这两个问题，使中国生产力发展。”在谈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文章说：“中国目前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来，却是由于资本主义太不发展而来。”这些显然都是在宣传《论联合政府》中党的纲领的有关精神。
胡：这就是前边谈到龚育之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观点。当时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在七大的多次内部讲话，但这种精神是从公开文件中能够体会到的。
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在坚持“左”倾观点的人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但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毛泽东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我们看到，在建国头几年也确实有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20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们现在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它的积极作用有了明显的发挥，它的消极作用也有了明显的暴露。怎样看待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人们非常关心而又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在七大时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那么，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害怕私营经济的发展呢？
郑：事实是，我们现在不但社会主义的力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而且私营经济的情况较之过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两者都有很大的变化，问题是要了解这些变化。我在今年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工商联小组会上有个发言，就是谈的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研究。我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有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它们是什么性质，与旧中国的这类经济有何不同？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进行研究。但不是教条主义地搬用本本，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经验，而是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前边我讲到对阶级问题要根据新情况作新的研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也涉及到阶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问题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郑：我看到某些批判现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论述目前中国阶级形势的文章，总感到还没有摆脱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还带有二三十年前大批判文章的“流风余韵”，因此并不能弄清是非曲直。
胡：我最近读到社科院社会学所张厚义、刘文璞写的《中国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一书，这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这方面实践经验进行认真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够严谨，有些论证不充分，恐怕还不足以服人，但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如果我们的这种研究能够不断深入地进行下去，取得更多有科学价值的成果，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发展，使我们实行的政策得到充分的理论根据，也就能使这些政策的内容更加完备，贯彻执行得更好。
应当相信，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既有胆识利用资本主义，又有能力管理资本主义。经过切实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监督、管理工作做好，充分发挥它们三个“有利于”的积极作用，抵御和克服它们的消极作用。同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更加发展强大。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贡献。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郑：非常感谢您的这次谈话，这对我们的广大读者是很有教益的。
1996年10月接受《百年潮》杂志社采访的谈话记录整理稿。
原载《百年潮》1997年创刊号，
在世纪之交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可以说没有一种思想是万世永存的。某种思想总是某个时代的反映，有大的时代，有小的时代。反映某个时代的某种思想，总是随着这个时代而过去。前代的思想可以在后代的思想中用某种方式留下它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前代的思想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后代中。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也许可以说是永恒的思想。当然不赞成它们的人不会这样认为。其实它们只是思想的方法，而不是思想的实质内容。用这些方法来观察自然、社会、人生，得出的结论，才是思想的实质内容。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社会主义不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而是历史现实发展中必将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统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精神实质的内容。列宁在将近一百年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灵不灵？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远地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兴起，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不灵的。但20世纪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矛盾仍然存在着，而且更加尖锐化了。
20世纪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变化，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由统治全世界而终于全部崩溃。历史经验证明，人类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长远发展中间所面临的一切矛盾，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而且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只会使这些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经历了从发生、发展、扩大，到受到严重挫折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灭亡。从长远的历史趋势看，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兴起，仍然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主义会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是会过时的。但在看得见的将来，它还不会过时。在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趋势实现以前，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过时的。在今后几百年间，人们有可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成为过时，而另一种新的思想，指导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前进的思想必然出现。但我们并不是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过时以前，它可以高枕无忧地绝对保证自己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积极的思想而存在。不是的。在世纪之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正在面临着许多严重的考验，这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今后若干年内的命运。以下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否一定要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人们通常总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程，首先或者一般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现，而在资本主义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不是正常的事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似乎是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来的。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看到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不可能知道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
打开20世纪末的世界地图，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地图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几乎为少数几个国家所支配、所统治。有的欧洲国家本土并没有多大，但在海外却拥有比它本土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领土。全世界不过寥寥可数的二三十个国家，是有完整的独立主权的国家，而其余大部分的领土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有的是半独立的半殖民地，没有独立的主权或者没有完全自主的主权。极端贫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滋养着少数主宰他们的宗主国，使那些宗主国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回顾20世纪，应该认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体系的全部瓦解，是这个世纪的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原来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都成了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现在联合国的参加国家有一百八十几个。在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前，这些地方的人民一般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中。一百多年乃至二三百年殖民地被奴役的历史，使它们的社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以至有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占有支配地位。但是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21世纪世界生活的基调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判断看来大体上是站得住的。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大小国家，特别是那些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个别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可以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的高度，当然它们走的路并不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同。但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发展到像现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通常把西欧、北美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一般说来，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发展到它们那样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达到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水平，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那不过只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嘲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嘲笑。
一个国家如果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某种经济社会形态，因而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在那里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是一种空想。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基石。但成熟与发达是相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或者说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决定于许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只是决定于资本主义成熟和发达的程度。20世纪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许多资本主义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中成为现实。通过几乎烧遍全球的烽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站立起来了；而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又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崩溃了。这些确实是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的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甚至不发达的国家里，在积累某些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是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点已经由事实反复地证明了。事实又证明，刚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如果发育不当也是会崩溃的。所谓发育，当然是要从它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并且符合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揠苗助长，与客观要求背道而驰，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世界上既然存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法等方面，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已有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社会要代之而兴，就必须在一切方面至少和它并驾齐驱，以至超过它。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要得到这一切，除了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没有其他方法。在一块空地上是不可能建成高楼大厦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首先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这已不是未知数。社会主义决不能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置之不顾，千方百计地去学习它、继承它，是应取的态度。对这个方面注意不够，可能是20世纪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现在地球上，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只是几个孤岛，虽然其中有个很大的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都是走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而其中资本主义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又占绝大多数。它们已经不可能像16、17、18世纪的古典的资本主义那样地成长发展。下一个世纪，至少在其前半时期，世界可能是基本上处于和平的状态。虽然在这世界上仍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主义的浪潮，卷进这个浪潮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且甚至多数是资本主义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将不是特殊的个别的例外，甚至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如何根据20世纪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来迎接新世纪迟早终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的浪潮，这无疑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首要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和确认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20世纪的末期，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国家的狭隘的界限。某些高科技项目，已经甚至是发达的国家单独所不能负担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都迫切地摆在人类面前，而不是一个国家单独所能解决的。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国家数目，已远远超过几十年前和一百年前。如果说过去全世界具有完整独立的主权的国家只有几十个，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独立的完整的主权，或只有不完整的主权，只能让自己的命运由别人支配，那么现在，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要求享有独立的完整的主权，享有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当然是。从此人类社会的一切角落都有了共同发展的可能，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发展只成为一部分人的特权，而其余部分的人注定只能长期在沉沉睡眠中。过去从这种特权中得到好处的势力，不甘心于失去这种特权，于是它们就以全球化的趋势来宣布国家主权已经是过时的废物，实际上是要取消比较弱小的国家的独立发展的主权。
马克思主义承认和重视全球化的趋势，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标志。国家的消亡和全球一体化，是资本主义世界转变到社会主义世界以后将必然达到的一个前途。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和全世界争取共同发展的人民一起，为精心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而斗争。20世纪的经验证明，谁也不能把大国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淆起来，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即使在社会主义形式下的大国沙文主义也绝对不能容许。革命不能输出。虽然榜样可以起某种影响，但是强行输出革命，经验证明总是要失败的。任何国家在发展中走什么路，怎样走法，都只能由本国人民来决定。每一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参考别的国家的经验，但总是要根据本国的情况作出决定。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才会真正有全球的一体化。
全世界人类以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维护人类所居住于其上的这个星球，将是人类在并不太遥远的将来所必须进行的一个大斗争。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保证这个斗争的胜利。在那样一个遥远的时期以前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如何不断地调节在全球化和保障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所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第三个问题，主要是防“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要进行反对“左”的和右的这两种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有两种倾向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两条战线的斗争。这里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从20世纪的经验和当前的世界形势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马克思主义为了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健康地发展，将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把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方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基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出现许多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要求人们提出新的思路，采用新的做法。而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思想和这种新的形势与新的要求格格不入。正因为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占绝大多数，它们不可能再重复走过去的老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它们在完成某些必要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以后，还需要经过若干非社会主义或泛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它们所需要走的路，要经过它们自己来寻求，但决不是“左”派思想所设想的那种笔直的痛快的路。这还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当然必须与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要善于汲取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提供的一切积极的财富。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克服“左”的倾向才能这样做。
在20世纪初年，列宁谈论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时候，主要论述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列宁看来，修正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的武器。这样的修正主义现在当然仍要警惕和反对。但是现在主张资本主义的人，一般都已经公开打出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值得再利用的废物。现在最足以损害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是披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外衣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思想。
第四个问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的问题。
要使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如果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它是最没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派，它能够并善于吸收其他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是有些人，也许可以称他们是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吸收了以往的思想中的一切积极因素而形成的，但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思想都是毫无意义的消极因素。的确社会上存在着种种荒诞不经的反动的思想，存在着反科学的、反理性的、反人类的各种思想，甚至反映到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中。这种种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可以发现。但是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学术思想流派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值得重视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固然如此，在社会人文科学中也同样有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成见，虽然妨碍科学的认识，但资产阶级的各个学派的社会人文科学，仍然往往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经产生以后就凝固不变的，必须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借鉴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某些方面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反映，以及它们所作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解释，是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坚决排斥和抵制各种反人类、反科学的思想（如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同时要继续吸取全人类的一切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先进的思想，但它决不认为除自己以外，一切都是落后的、反动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流派。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真诚地为贫穷的、丧失起码生存权利的民族和人民谋福利的人权主义思想，真诚的环境保护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不是惟我独尊，而要和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流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五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危机问题。
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思想。20世纪的经验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甚至因此产生危机。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思想由于僵化和教条化而丧失了生命力。我们看到，锐利的思想武器变成了简单的标语口号，甚至变成了用以吓唬人压制人的神奇的符咒。在“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条件下，人们苦苦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放到宽敞明亮的课堂中讲授的时候，却成了令人厌烦的经典。这不是遇到的危机吗？
当一种思想成为官方规定的不可违反的信条的时候，成为用来打开对自己有利的门户的砖头的时候，成为不需要独立追求而早已安排好供自己享用的方便餐的时候，那么这种危机就不可能不出现。
怎样能免除这种危机呢？把指导国家工作的思想，和任何人都必须信奉的思想区别开来，可能是必要的。前者是根据事实使人们一致承认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或都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做不到的，勉强去做，只能适得其反。
其次是要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是具有深邃的远见的。但当时世界上不说所有的、至少是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讥笑和非议这个方针，而中国后来也并没有认真地执行这个方针。认真执行好这个方针，显然有利于避免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危机，这和上面说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学派思想的问题有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只是使儒家的学说成为僵死的教条。这是有历史先例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
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如何认识处理这种关系。
在20世纪的最初至少20年间，社会主义的声音虽然已经从外国传入，但中国人讲到国家的命运时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范例。只是在此以后，国内国际的条件逐渐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人中占据压倒的优势。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有真有假，有各种不同品种的货色，这固然会引起无穷争论；但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但长话短说，这里先说80年间，有下列几种在中国有影响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它在中国虽早已被实践否定，但仍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毛泽东说：“民粹主义在我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孙中山的名言是“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相反的另一种看法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辩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梁启超、张东荪就是这种主张。梁、张持此说当然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其实也有类似的论调。当时马林、鲍罗廷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把“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思想灌输给中国共产党人。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根据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形势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但胜利后的政权总为资产阶级所取得，接着无产阶级就要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才谈得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顾20世纪中国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结果遭致右倾机会主义而陷革命于失败。
经过这次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初改变了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这种“左”倾观点也来自共产国际，又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并且留下很深的毒害。这是第三种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以上所述，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即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考虑，当然不可能不和当时的实践有关。但到了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则完全成为在实践中的问题了。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这似乎近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前的第三种看法）。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这近似于前述第一种看法）。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
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3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得对于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胜利。胜利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1998年7月于大连
原载《瞭望》1998年第33期，
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一
从历史经验讲起。党对知识分子问题到60年代以后就拿不出什么政策，以前大体上多少有一套政策。这套政策总的说是比较正确、比较好的。为什么政策是对的，一做起来就容易出乱子？从两方面看。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常常有不同意见，什么问题都议论纷纷，不像农民那样叫怎么样就怎么样，几句话一说就照办。知识分子花样多一点，想法多一点，各种意见多一点。有独立见解，这本来不是坏事，党的政策就是要集思广益。但反映出另一面，就是不大听话，领导说了还另外有意见。如果领导独断，那知识分子就有点讨厌了。张国焘本身是知识分子，他就是不喜欢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怕不同意见，听不进不同意见。独断，怕不同意见，有一个思想根源，就是教条主义、简单化。只会发号施令，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是说出道理也是非常简单化的道理或书本上的一般公式。用这种方法对工人、农民也许还行得通，对知识分子就行不通了。知识分子并不是有意对抗领导，只是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用教条主义思想、简单化公式发号施令的人，必然与喜欢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发生矛盾，反右就是具体体现。究竟什么样的是右派，毛主席、党中央也没有讲清楚，一到底下就更乱了。胡风就是喜欢提意见的典型代表。他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派有不一致的地方，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胡风知道文艺界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辩论已经受到了批判，他还是写了五万字的文章给毛主席，让毛主席去做判断。他的文章我想毛主席可能就没看，其他的许多人也不会看，结果胡风的问题一下变成了政治问题。当然知识分子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随大流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敢于说不同的意见。当时打成右派的人有好多是敢于提问题的，当然也有个别人讲话有些偏激。如果遇到独断专行的领导，那么提问题就是右派，说的话不是大家所讲的那些话就是右派。这方面的经验一定要注意。
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总的看来知识分子是好的，政治上可以说1989年后基本是稳定的。当然知识分子今后还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发生。现在出现了贫富差异、职工下岗等各种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影响。但这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几代知识分子希望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普遍提高的时期，特别是不搞运动，讲究民主，讲究法治，这些显然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满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引起许多复杂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到知识分子中。而且苏东剧变这个事情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过去50年代只有毛主席敢预言说亡党亡国这样的话，现在哪一个不敢说，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能搞多长，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党到底能不能万岁……现在真是什么都可以说，而且谁都不敢扣大帽子。还有一种情况，随着知识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贡献越来越大，知识分子可以翘尾巴的本钱也越来越大了。
有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叫知识分子，我不是很清楚，这本来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解放初农村都是文盲、半文盲，初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现在虽说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讲大学毕业生还是太少，但从发展趋势上看会越来越多。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是毛附在皮上，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现在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靠无产阶级吃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你跟这张皮都是不能脱开的，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还是皮毛关系。
在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许多是自由职业者，这种人我们过去是很少的，随着今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上独立的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开业医生、文艺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流动性大一点的教授等等，这些不是靠拿国家工资吃饭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人多了，他们的独立性就会多些，他们可能提出各种问题。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知识分子中间各种意见分歧恐怕会越来越多，但这种事不可怕。
总的看中国知识分子素质是很好的，解放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转变过来了。这个情况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大不相同。十月革命后俄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反对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多得很，有些人是大科学家。人家讲的一个故事，也不知是否是真的，说有个教授上课前先骂布尔什维克10分钟，然后再讲课，有人反映到列宁那里，列宁说谁让你去听前10分钟的，你就过10分钟后等他骂完了再去上课。到了斯大林时代实行高压控制，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了。到了赫鲁晓夫上台一开放，出现所谓不同政见者，而且有的是大科学家，是最有学问的人，萨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看许多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坏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高压政策一旦发生某些松动，就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美国现在不是在中国找持不同政见者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对不同意见采取错误的办法，不同意见会慢慢升级。现在不同意见还是很多，有的涉及政治问题，有的是原则性的。有些原则性的问题处理得好还可以，搞得不好就会出乱子。最大的教训就是斯大林时期，控制得那么死，一切强求一致，结果问题一旦爆发就会很严重。
三
统战部主要是管党外知识分子的，实际党内知识分子问题也不少，党内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甚至超过党外。过去就是靠打棍子、戴帽子解决问题，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了。有些是年纪大了，到了七八十岁，反正我说了你也拿我没办法。
无论党内外，要求一切都跟党中央一致，我看不能这样，这方面的问题不少。事实证明处理不同意见不能用教条主义的简单的公式，用这类概念压制人，人家不会听的，这种办法过去是无效的，以后更加无效。要是拿这些没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弄不懂的概念来说服和教育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服教育不行，就又拿棍子，这样的经验教训很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举个例子，1979年提出四个坚持时，我记得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四篇文章。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想问题。现在想起来，他提的问题不能算错，邓小平也说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没有搞清楚。谁知这下可翻天了，这人在党内受到严重批评，整了他好久。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不准人家思考问题，人家想问题就不行。这种简单作风不改变的话，知识分子工作就很难做。以后如果再用这种办法对不同意见进行处理，搞得不好甚至将来中国也可能出萨哈罗夫。如果我们不是采取简单方法，而是提高水平，增加能力，听得进不同意见，像苏联那种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四
要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问题。过去各种经验证明，不能强求一致，什么都强求一致，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不强求一致，是什么作风？我看就是你们统战部的作风，统一战线的精华就是求同存异。当然统战不能就叫求同存异，也不能说求同存异就是统战，但可以说统战是求同存异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团结一致。要团结一致，但大家总有些不同看法，求同是大目标，观点完全相同，就不用统战工作了，统战部也就该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抗日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抗日但是不讲民主；有的说现在联合抗日，以后到底应怎样？对将来前途有想法。所以“同”中也有不同。现在说起来，范围最广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就是爱国、统一祖国。如果从我们现在大陆来说，不包括香港、澳门，我想“求同”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共产党领导一定要承认，第二点要承认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看，这里没讲马克思主义，没讲无产阶级专政，但真正承认了这几条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我们搞的建设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承认这个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没必要什么都加上马克思主义。
现在宣传教育往往用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用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最怕这种把自己看不清楚的事情一定要让大家都一致。可以举个例子，说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可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意思是说，要相信中国和世界会慢慢走向共产主义，中国现在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要不断发展，社会要不断进步。前几年，曾经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说老实话，当时我就怀疑，怎样才算渺茫？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在党内恐怕也难。《共产党宣言》本来是说公有制社会，《哥达纲领批判》讲到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也说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特点。我说谁也不懂，共产主义就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可能。如果我们国家真的五十年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谁也不清楚。明明自己都弄不清的事，一定要大家承认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这是很不现实的。我们可以让人们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可以说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社会，但一定要强迫大家相信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我看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做也没什么意义。党的文件也说，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至少一百年，整个社会主义是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事，这样说得远一点，免得大家急于求成，我看这是对的。我们可以想想，孔夫子的后代到现在才72代，已有二千多年，几千年后到底怎样？我是说不出来。
五
我想了一下反“左”反右的问题。“左”与右本来也很难解释通，做任何事情冒进一点叫“左”，保守一点叫右，或者怎么解释？现在所说的右是什么东西？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即反对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这种右是有的，是要反对的。所谓“左”就是共产党领导要的，社会主义要的，就是改革开放不要。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名义，用反对腐败、反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用苏联、东欧剧变的情况来说明改革开放是危险的，认为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将走资本主义道路。
知识分子中这两种倾向都有，要注意第二种倾向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要反对腐败，反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他根据的材料都是事实，但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否定改革开放。我认为这在当前是最为危险的。中国可以有各种不同思想，但这种“左”的倾向不能任其蔓延。比如，有一个时期对反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提得很高，甚至提到两个中心的地位，一个是反和平演变，一个是经济建设。和平演变是什么问题？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和平演变就存在一天。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策略的转变，转到要用和平方法，在拉手中改变你。如果是政治家，就要懂得这点，也要用策略对付他。他是要在拉手时搞和平演变，你就要在和他拉手中间想办法和他作买卖，引进各种技术，执行开放政策，发展我们自己。如果他们采用抑制我们的政策，就没有开放的局面。当然也不能说我们要开放就是拥护和平演变。但是如果反对他搞和平演变，想让他实施一种真心帮助中国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这样恐怕只能帮助他们实施抑制中国的政策。他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和实施抑制政策，到底哪一个对我们有利一些？当然和平演变政策对我们有利一些。蒋介石过去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就是实行和平演变政策，他就是要利用联合抗日进行溶共。我们是赞成他和平演变，还是赞成他剿共？我们当然是赞成他和平演变，利用他和平演变、联合抗日的机会去发展壮大自己。实行开放政策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这与过去和国民党共同抗日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一样。这些问题不是用简单、抽象的概念能弄清楚的，如果用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什么也说不清楚，什么也办不成，求同也同不过来，存异就更加危险，各种意见会越来越高涨。
知识分子中间“左”的思想的根据就是和平演变，从说和平演变有危险，就可以引申到改革开放很危险，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许多政策有危险。最近为什么强调学习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可以说就是要摆脱框框，要有一套不同于老框框的说法，就是有异议也可以讨论，求同存异，逐渐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六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仍很盲目。
我在50年代和党内一个领导同志闲谈，说党内有的同志很奇怪，怎么说他都不听，说他是资产阶级他就听话了。这是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是长期以来党内经常用的一个办法，是有经验教训的。比如罗瑞卿、彭德怀都是这样被打成资产阶级的。
在党的历史上，中国革命中怎样处理资本主义是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认为革命成功以后不是马上搞社会主义，而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甚至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太少了。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后来这些说法都抛开了，再后来兴起“兴无灭资”。邓小平的文章也讲过兴无灭资，但是后来说不能用，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用。1987年我写了篇《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文章最后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联系，有继承性，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指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尽量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中合理的东西，继承资本主义中有用的东西。1992年我找到一篇1985年的旧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作题目给《人民日报》，在报社引起争论，有的说可以登，有的说不能登，主编说登就登吧，但文章太长，把一段空想社会主义的例子删掉了。
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学习，要向资本家老板学习。其实这个话我们党过去也讲过。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向资本家学习以外，没有其他的学习途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没有资本主义经验的国家，许多东西如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向哪里学习？现在分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些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薛暮桥1988年在香港和中央党校讲话，讲到社会主义里可以有点资本主义，可以有点剥削。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不敢讲。比如说，香港就是资本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搞资本主义比搞社会主义还优越，对我们也很有利，好像我们在家门口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
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以往历史上所有剥削制度中最进步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搞一点资本主义对发展有利。比如私有经济在我们国家，跟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不一样，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所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是指中国现在这个生产力水平下，不搞私有经济，不搞个体经济，用公有经济包揽一切，结果对经济发展不利。苏南好多集体企业垮下来，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对凡是带一点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就加上帽子，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消灭资本主义思想。现在有的人天天在计算，私营经济发展到多少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有危险性。我认为不能说一点危险没有，但现在是必须这样做，客观上符合三个“有利于”。明确可以这样做，反而可以防止产生消极因素，防止可能产生的风险。前两年我到各地跑跑，省里公开发文件，让给私营经济创造条件，使它们有所发展，到十五大，党中央作出决定，将私营经济的地位提高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困扰着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要放开眼界认真考虑才能采取政策。当然并不是说私营经济好得不得了，要拼命发展，关键是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加强管理。
这里还有一个政策问题应该明确，私营企业者到底能否入党？过去说私营企业者不能入党，如果党员搞私营经济就要退党，虽然没有普遍执行，但有这一条就有顾虑了。共产党党章从来没有规定什么阶级出身的人可以参加，谁不可以参加，只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入党，那么农民、小资产阶级都不能入党了。列宁时期的党章没有这个规定，我们的党章也没有这个规定。但我们党在解放前对于某一个范围的人入党的批准权限另有规定。比如过去国民党中央委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报中央批准。现在私营企业者入党也可以做个规定，必须报省里批准，不能地方支部批准。让私营企业者当中愿意承认党章党纲、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人当党员，总比对他们另眼相看，逼得他跟你不一条心好。但批准权不要放在基层组织，不然只要捐点钱就给你党票，这就乱了。
私营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共同点，但也有不同。比如对个体生产者，过去在搞历史决议时乔木同志特别讲到，列宁认为个体生产者中间每日每时都产生资产阶级，这个话我们必须否定。当时我们都赞成乔木的意见，认为把个体企业家当做资本家不大好，个体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同，社会主义应该允许有个体生产者。当然，列宁那句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有个体生产者就会有发财的，换句话说，如果个体企业家雇工若干人就大吃大喝、瞎胡闹，说我不想变成资本家，我再投资变成资本家在政治上就要倒霉。你希望他变成大企业家，还是喜欢他大吃大喝挥霍钱财？这些问题都要认真考虑。
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一 关于“中间势力”
(
这本书讲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已出过很多书。讲中共党史的不少，又有中华民国史，讲国民党历史的也有了。再来写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这段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写呢？我想还是主要讲政治史，涉及经济、思想、文化，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五四”后，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现在看，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未产生阶级意识；倒是游民很多，大多数人失业、无业，生计成问题。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民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后来苏联、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行，靠农民运动搞不成社会主义，所以不重视共产党，而支持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要共产党为国民党抬轿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反对革命党人主张的社会革命，已开始表露出这种观点。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是靠后来的实践才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这不行，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的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反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写这本书，要有点议论，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平均用力。有些事件过程，可以利用二手材料，叙述一下就行了，当然来龙去脉也要交待清楚，不要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
二 关于“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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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还不如殖民地。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记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评过孙中山的说法。
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
这些统治者，包括蒋介石，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例如赶走史迪威。蒋介石看透美国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到台湾后，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毛主席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旧统治者的这类经验。毛主席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不过，毛主席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经验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旧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讲中国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好像过去也没有讲清楚。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已经门户洞开，外国商品、银行自由地进入中国，统治者也不是不愿开放，连爱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也没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不过，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对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说清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海关问题，也要仔细弄清楚。
三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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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不是说要去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
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中国的进步，这是不错的。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至今却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五四运动时的思想，很幼稚。
所以，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国民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蒋介石刚上台时做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姿态，拉了一些知识分子，翁文灏便是一个。翁193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未就，1934年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这是个不公开的机构），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先后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当过短时间的行政院长。1951年自香港回大陆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都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毛主席说他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接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们否定社会学、政治学是不对的，这看起来有点荒唐，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学、政治学，实际上是利用它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中间派一些知识分子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四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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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对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失败了。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不是假的。记得当时我亲耳听延安来的何思敬说，我们要用选票代替子弹。不过毛主席、党中央是两手准备，也准备国民党撕毁协定。协定既然签订了，准备国民党实行它是很自然的。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占主导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势力，也只有相当的地位，主要的还是国民党。当时苏联也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刘大年对我说，国外有档案证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苏联提出来的，这也有可能。不过毛主席即使是接受苏联的主张，他的想法和苏联也可能不大一样。不管此事如何，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确是苏联主张的。中央开始决定不去，怕蹈张学良的覆辙，苏联坚持要毛去。后来毛主席去谈了，最后有了“双十协定”。既然谈成了，说我们不准备实现它，也不大可能。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说的两次机会，都没有搞成功。这两次都是国共合作时期。
除了这两次，其他就都没有可能。清末新政也可说是改革，但当时决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土地制度也根本不可能去碰，也没有“立宪”，只说准备立宪，这样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政搞了一点办工业之类的改革，都是帝国主义所允许的，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孙中山同盟会是真正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孙的南京政府，而是支持半封建的军阀，支持袁世凯，可见帝国主义不是要中国资本主义化。后来军阀混战时期，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苏联、第三国际在中国找的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人，而是找进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吴佩孚，同时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并不指望中共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但仍坚持民主化、工业化目标，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苏联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帮助它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召开“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原先的三民主义，其实际内容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不明确的。通过苏联、中共的帮助，才渐渐明确起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孙中山主义中本来应有的东西。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有了生气，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不会出现八国联军那样的外来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国家个别地搞武力威胁可能有，但主要是从政治上破坏。这样搞下去，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可是，国民党蒋介石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农民运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国民党代表的是最害怕农民起来的势力。它与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也想利用国民党，因此国民党一反共就成功了。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真正搞资本主义。要求这十年资本主义有大发展，也不客观，但应有一点像样的发展，连这一点也没有。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会这样？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露头的。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却敢于不听美国人的话。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党派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五 关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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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既是指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等人认为只搞政治革命不行，必须搞思想革命，就是建立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宣扬“法兰西文明”，大体上是搞全盘西化，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发生十月革命，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于是，随着《新青年》发动的思想解放，出现了新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这样，新文化运动开始产生分化，新旧并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讲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来写的这本书，便可以从这里讲起，从新东西出现讲起。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就是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
总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释。新的东西产生了，不等于旧民主主义就敲起了丧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很小，不可能独霸新文化、新政治，还需要和旧民主主义联合。因此有后来的国共合作，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虽然其成分相当复杂，也还是要和它合作。马克思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突破出去，而许多人仍然留在那里面，其中有很杰出的人。例如宋庆龄，在历史上就应当给以相当的地位。大革命失败，蒋介石上台后，曾让戴季陶找宋庆龄谈话，要她改变立场。当时宋对戴说的话过去没见到，现在翻译出来了，很了不起，立场非常鲜明、坚定，拒绝戴的威胁利诱。没有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法西斯势力斗争，单靠共产党孤军作战，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新中国成立时，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不是搞苏联式的苏维埃政府。
在社会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大多数，中间势力有一大批人。他们可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甚至跟着国民党走。决定他们分化、变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民族主义。有的人开始对共产党有疑虑，甚至反共，是因为把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也这样宣传，而中共党内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恰恰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很失人心。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深入敌后坚持抗日，大得人心。而国民党对抗日消极，把心思用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所以中间势力发生变化，大多倒向中共一边。另一个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忙于打内战，不去认真努力地发展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又不敢反帝，使许多原来跟着它走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终于离开了它。在中共“左”倾时期，仍有一些人如胡愈之、邹韬奋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过来，靠近共产党，甚至参加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的缘故。
总之，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这种联合对新力量的发展有利。例如，在20年代，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呢？因为当时孙中山、国民党是中间势力的旗帜，中共和国民党合作，就能扩大中共的影响。如果不和国民党合作，单靠中共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形成革命局面的。
国民党内也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此外，蒋介石也想拉中间派，但没有什么成绩，被拉过去的人很少。中间派自己也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但一直搞不起来。资产阶级没有支持他们，也无力支持他们。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力量也具有两面性。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所谓“大胆假设”是有所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想；“小心求证”的意思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抓到一点就作判断。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
六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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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党史，已经有了许多书，但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究竟怎样搞暴动，现在的读者不知道。虽然不可能一个一个暴动都去具体讲述，但要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具体地加以描述，讲清楚头尾始末，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规模的不著名的暴动，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讲，不能光讲井冈山。这是写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点。
关于中共党史，首先是党成立时期。五四运动中分化出一些知识分子，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先进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过去都是这样说，也是事实。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这当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资本主义暴露出种种弊端，在十月革命冲击下，西方世界更是一片恐慌，国际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潮流。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确是科学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这种崇高的信仰，把人净化了。开始社会主义者人数很少，搞了一点工运，影响不大。为了进一步发展，就实行国共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社会联系，迅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但中共的队伍也不可能是绝对纯洁的，党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分化。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的人不久就退出了，有的跑到国民党那里做官去了，后来还当了汉奸。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的、叛变的都很多。党内各种人都有，这是正常的现象。30年代“左”倾统治时期，退党、叛变的也很多，这与对党失去信心有关。有的人脱党并未叛变，有人倒退，有人退党，有人叛变。对于这一现象，书里应当说明，不要回避，这并不妨碍党的主流是好的。况且又有人在转折关头参加到党里来，如湖南的朱剑凡。宋庆龄在30年代也仍然靠拢党。
另一点是党领导群众革命运动是有很大困难的。中国工人中原来也有工会一类团体，是由帮会把持的，实际是帮会组织；农民中也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落后组织，这就给组织群众运动带来许多困难。特别是游民很多，他们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冲，但破坏性也很大。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很不容易，袁文才、王佐起了大作用。但红军中游民习气很厉害，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都是同游民习气斗争。改造游民和游民习气是个难题。党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
还有一点就是“左”的问题。犯革命急性病，急于攻打大城市，过去党史著作讲得多。对排斥中间势力也讲，但讲得比较少。当时胡愈之在一次会上批评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党刊上就以敌对的态度来批他。30年代“左”倾中央把知识分子弄得很“左”，经常要党员、进步作家、文化人举行飞行集会，不搞创作，不做文化工作，办刊物至多也是像丁玲的《北斗》那样。刊物上登的都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以及“保卫苏联”一类文字。后来中央移到苏区去了，上海文化界反而发生了好的变化。由于没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只能自己找出路，进步文化人便搞起了文化事业，如电影、文学，办杂志也请郑振铎这样的人出面主编，还进行农村研究，出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愈之也去生活书局做韬奋的工作，等等。这样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可以说，这时候上海进步文化界自发地表现出一种反教条主义的趋向，当然这不是自觉的认识，更没有理论的指导。后来毛主席通过概括、提高实践经验，第一个从理论上自觉地、明确地提出了反教条主义。
“左”的问题和第三国际也有关系。例如关于革命高潮的看法，就是第三国际来的。当然，犯“左”的错误，政治上的责任应由中国党自己负，谁叫你听人家的呢？今天研究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来龙去脉，要适当地说到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为什么当时那样听第三国际的话，把它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原因恐怕很多，如中国党的理论水平低；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上要服从；特别是王明是由米夫一手扶植起来，派到中国来的，等等。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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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从当时客观形势变化看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合作是搞社会主义的人与搞资本主义的人合作。孙中山、国民党实际上要搞资本主义。国共合作的纲领是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国民党里只有左派接受，其他的人主要是右派并不真正接受，他们不愿搞受限制的资本主义，不愿承认中共的存在。在国共合作破裂时，中间派当中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有出来讲话的，如上海胡愈之等曾发表宣言，其他中间派的人并不反对。对于“清党”，何香凝开始也未反对，只有宋庆龄反对的态度很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这样干也行。
张知本是一个典型。张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当过军政府部长，与宋教仁一起起草鄂州临时约法。后来当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失败后在上海教书。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候补中委，后列名西山会议派，被汪精卫开除党籍。1927年站到右派一边，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和湖北省长，创办武汉大学。后来随李宗仁反蒋，又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四届候补中委兼任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到南京参加起草宪法，主张军人不干政。1936年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该校抗战后迁成都，张请邓初民、黄松龄、马志民当教授，受到陈立夫的攻击，被撤去校长职务。抗战后，当选制宪、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张出任司法部长，因主张释放政治犯，被撤职，同年去台湾。像张这样的人，是要搞资本主义，搞民主的，1927年时是反共的。蔡元培也如此。为什么中间派那时几乎都反共？这与反帝、反封建有关。反帝是得人心的。当时帝国主义很狡猾，先低调处理，暗中活动破坏革命，冲淡了革命需要反帝的一面（与中共被看成是听苏联指挥也有关系）。到了农民起来反封建时更不行了，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这样，中共就比较孤立了。
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关于肃反，过去书上没有怎么讲。过去说“左”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怎么样？乔木也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妥当。小资产阶级有两种，一种是有点资产，一种是无资产，近似游民。“左”可能与后一种小资产阶级有关，但也不能说死。恐怕要多从认识上找原因。毛主席说，与资产阶级合作时容易右，分裂时容易“左”。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杀知识分子？恐怕与个人专断、独裁有关，也要多讲认识上的问题。
近些年党史研究中争论的大问题有两个：一是西路军，一是项英。
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都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
这里顺便说一下，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中间力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一个。这个总结很了不起。武装斗争是不为中间派赞同的，搞武装斗争，又要搞统一战线，二者看似不相容的，但在抗战时期把二者统一起来了，相容了。这和抗日，和民族矛盾有关。到抗战胜利后，二大法宝并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拥护。遵义会议后的大转变，都靠统一战线。王明时代，送上门来的“统战”都不要。1931年本已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机，但“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丧失了时机，直到毛主席领导才加以利用。上海文化界的变化，书中要好好地写一下。脱离了“左”倾中央的领导之后，上海文化界党员开展文化工作，带动了大批知识分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虽有缺点，但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陈伯达、杨献珍竭力贬低它是不对的，应承认其历史作用。当时还通过李公朴的关系，在《申报》上开辟答读者问专栏，由艾思奇、柳回答，向群众灌输新思想。这比“左”的宣传要好得多，是摆脱“左”的错误的第一步。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变动。
再说项英问题，项英是受王明长江局的影响，不去开辟敌后战场，发展势力。有的说项不听中央指示的路线，另作主张，这个说法恐怕不行。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大吃一惊，带着情绪发电报，把项的问题提得很高。当时中央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提出有理、有利、有节是很有道理的，居然把局势缓和下来了。记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四一二政变就在眼前，周总理也把重庆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去了。后来局势竟能缓和下来，这表明中央的确成熟了。
抗战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处理好很不容易。抗战，是谁领导谁呢?事实上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日领导权。国民党要利用抗战来溶共。抗日时期国民党的一大转变，就是从武装剿共变为对中共施行和平演变，甚至想要中共整个地加入国民党。对此，中共不是拒绝，而是加以利用，利用它来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日，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抵制它的溶共，所以，必须有理、有利、有节。
八 关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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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历史很长。现在谈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前的历史。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毛主席把它分为两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说，情况还更复杂得多。资产阶级自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如何发展？这就有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对此，资产阶级中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对土地问题，更是如此。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927年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的方向，但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不过她也还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家。当然国民党内也有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这是另一回事，可以不算在内。还有一些人，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主流派，如于右任、宋子文。宋子文的资产阶级倾向本是比较多的，他与宋庆龄的关系也较好，但他自己无法形成独立的力量，只能和主流派搞在一起。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和杂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其他还有冯玉祥等。就派系说，站在右边的是政学系，以张群为代表。张群原是陈英士的部下，后来在北洋军阀那边当官，和护法时期形成的政学系有些关系，1926年南下广州在蒋介石手下任总参议。除此之外，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至于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
国民党统治共22年。台湾说国民党黄金时代是抗战前10年。我写过一篇讲国民党历史的文章，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台湾的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因为那10年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全国范围的抗战还未开始。可是我们要指出，这10年，国民党虽然拿到了政权，却没有干什么好事。事实上，国民党在这10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
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
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首先是没有搞土地改革。不仅如此，它对农业也没有认真抓过。这和毛主席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还进行抗美援朝，这时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农业，注意治水，抓治淮、荆江分洪，这是抓生产力，不是只注意生产关系。所以，尽管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农民至今还怀念他。中国封建统治者有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治水的传统，毛主席也是吸取这个传统。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
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本来，蒋介石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蒋却没有做出什么事。
这里牵扯到一个国家有没有实现统一的问题。表面统一了，实际上没有统一。蒋上台后，就大打内战，后来又剿共。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独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为什么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统一呢？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抓大题目。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大题目。抓住这样的题目去做，才可以统一地方势力。蒋介石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到了抗日时期，蒋抓住了抗日这个大题目，情况有了变化，除了沦陷区，大体是统一了。就是共产党在形式上也承认他的中央政权。
还有民族独立、反帝问题。国民党是在“打倒列强”的旗帜下取得政权的（顺便说一下，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原先是有的，但30年代确实没有了，估计就是大革命中群众反帝运动起来时去掉的，对此可以做点小考证），但上台后并没有真正反帝。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这使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如果经济上有所作为，情况就会不同。
在政治上，蒋介石又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允许任何党派存在，连邓演达的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的党也不容。国家主义派毫无革命性，而且在青年中还有些群众。蒋介石也不去利用，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蒋介石做出一点姿态，想把中间派一些人拉过去，如翁文灏就是一个，但只是为了做幌子，并不是真正要搞民主、搞资本主义。
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但国民党是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时期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有一篇材料说，当时长沙有一个资本家，他家的后门就在江边，一有人来要钱，他就上船逃到汉口租界去。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还怎么发展呢！
农村问题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
九 关于“三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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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头说过，我们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是只有两个角色（即一个是共产党，代表着工农、小资产阶级；一个是国民党，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是有三个角色，多一个中间势力。当然中间势力是在不断分化的。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有个简单的看法，认为当时是两军对垒，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法太简单化。外国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国内有人也这样说。简单地讲这种说法不对，也不行，要分析。从一种观点看，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因为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无论如何不是民粹主义。但是中共一开始是提出中国当时就要搞社会主义，不是搞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也有“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两军对垒”这样意思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惟一进步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五四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些发展，但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而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也发生危机，这时社会主义思潮就起来了。中共一成立就主张搞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说与民粹主义毫无关系。后来经过实践中反复认识，毛主席才总结出要搞新民主主义。分两步走，先搞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看看列宁关于民粹主义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中国既然目前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这样就存在着矛盾：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为什么不能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呢？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是困难。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了困难。解放后，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搞几天，毛主席急着搞社会主义，认定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就拼命反对资本主义，这又有点近乎民粹主义了。
但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的人。在此之前，共产党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毛主席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在本书所讲的这30年里，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不应当排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当时，毛主席把主义问题撇开，只讲抗日，在实际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而过去“左”倾时代就不是这样。过了“左”倾时期，1935年后来了抗日问题，这时党就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的，只要抗日，就团结你，这完全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价。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对于那时民族资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业，也应当予以肯定。他们虽然不赞成革命，但至少他们对国民党是不满意的，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例如，吴蕴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独霸中国市场，便发奋制造天厨味精，可能他没有发表什么政治见解，但他做这件事至少是在具体行动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的意识，应当说是进步的，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革命就予以否定。
当然，中间势力同中共之间是会发生某种矛盾。中间派中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彻底反帝、反封建，不需要革命，只要发展工业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大家都去搞工业，反对人们参加革命，这就同革命、同共产党发生了矛盾。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却是错误的，不能不给予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靠办工业、办教育是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的；而反帝、反封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中间势力同共产党存在着矛盾（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社会学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解放以后还否定社会学就不对了。我曾对
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势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抗战时期这种分化最明显。中共把抗日的旗帜拿在手里，举得最高，吸引了许多人，加速了中间派的分化。有的人并无社会主义思想，却同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坚决反帝、反封建。如章士钊在20年代就资助过毛泽东，是由于为毛泽东的艰苦斗争的精神所感动。这种感佩，包含有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的某种肯定，可是章士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的人开始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出于抗日的爱国情绪而靠近共产党，最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如邹韬奋，就其文章看，前后判若两人。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但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所以，中间派分化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还不是在民主问题上。又如张奚若，1936年他还反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终于转过来。可见抗日战争是个关键，问题在于要懂得利用它。如果那时还是“左”倾路线领导，就不可能利用好这个机会。
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不像王明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那样随便、草率。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是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左”倾领导时期根本不懂得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了革命和共产党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共产党、国民党这两头，写它们与中间派的关系。国民党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士，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十 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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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本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对这两本书，比较来说，还是更喜欢《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后一本就有点教科书的气味，什么都有一点。前一本日本人翻译时就叫它《中国近代史》，但如果用中国近代史这题目大概写不出那么一本书来。他们翻译出来，叫它中国近代史，一方面大概是生意经，另外也有他的道理：不是中国近代的事里边都有了吗？这本书的好处，是写得比较自由，许多事情三笔两笔带过去，可以着力说一些重点的东西。这段时期（“五四”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怎么写，以前没有想过。这段时期共产党是个重要角色了。共产党的历史怎么写法？也照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写？这种书不知道有多少了，这就难办了。所以我今天说说最近想起来的一些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出版后，也有些方面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写作的当时还是反潮流的，那时不正是在讲儒法斗争什么的吗？1981年出版以后，人家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时了，说你那个不行；不是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什么呢？主张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纲。第二个是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特别是讲你抹煞洋务运动。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学术界就已经有这种观点了，说洋务运动应该是主要的。所以我在序言中写了一句：有人主张中国近代史要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来写，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不对。这本书出来以后，这种意见颇为盛行，最近去世的
我在前面说的这本书的再版前言中答复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那么我到底怎么写法？能写些什么？现在我把我最近想的概括成四个问题讲一讲。这四个问题中间也可能有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在老生常谈中间也可以发挥点新意。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的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你说一个国家不独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能不能现代化，不能说不可以。殖民地也可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时，它也现代化，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国要高。但是，一个总括的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国统治下面，宗主国总要想法在那里搞点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总是不彻底的。可以搞些工厂，发展经济，但一定是这样：许多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它要保留着。所以那种现代化必定是极不平衡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独立以后都是叫做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实际都是落后国家。有没有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了？那也有，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原来是殖民地。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的状况是不同的，它不是殖民地当地人民当权而是外面跑来的殖民主人取而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是极为有限，但是是有的。孙中山曾经说过，殖民地还比半殖民地高一些，它只有一个主人，我们有好多主人。这话被瞿秋白还是谁抓住了，大骂了一顿。其实，孙中山这话也有点道理。殖民地被一个国家管住了，发展还好一些，现代化的程度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要高一些。在中国是直接殖民地的香港，以及青岛、大连、威海，还有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租界，现代化也多一点。其他地方大家都是老板，谁也不管，让你落后去。实现现代化在中国不可能不同独立的问题联起来。我去过津巴布韦，原来以为它落后得很，可到它的首都哈拉雷一看，很漂亮。它自己夸是全世界游泳池最多的国家，差不多每一座洋房子都有自己的游泳池，当然是白种人以及少数高等黑人住的，农村当然是不行的。它的城市比我们中国以前内地的城市漂亮多了，也可以说现代化程度很高。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变成殖民地几十年就好了，就现代化了。这话没有人好好驳，其实应该好好驳，它容易造成一种糊涂观念。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目改造全世界，它到了哪个地方就要改造哪个地方，殖民地改造的程度非常有限，不过不承认它改造是不行的。
那么中国的事情呢？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专门有一节讲中国最初推动现代化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要中国现代化。因为军队都戴个“勇”字，都拿着大刀、红缨枪，那怎么能到外国去买枪炮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经希望立刻开辟一个很大的市场，结果失望，它的棉布、呢绒在中国销路很少。结果发现是中国穷，没有购买力。有购买力的是谁呢？是政府、官厅。结果必然走这条路，让政府用封建的办法去剥削人民，聚集财富，拿来向外国人买东西，如果这个政府完全是顽固不化，一点不想现代化，那它就不会去买枪炮、火车、轮船。所以帝国主义总要推动中国政府改革。我专门写了一节，说帝国主义总觉得你改进得太慢，头脑落后，不解放，不肯多走几步路。帝国主义侵入初期，在中国阻碍它前进的倒是中国封建统治势力。这个问题，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写了，但在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时，因为当时没有好好收集材料，没有展开，讲得很少。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要你至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还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至少它应该完成这个任务。帝国主义是只限于这个范围内要你现代化。这个时候的中国封建官僚有了变化，有一部分顽固不化，说洋人的东西绝对不能用；有一部分觉得可以采纳，这就是洋务派。洋务派，我以为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它的标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现代化。我的书上并没有否认洋务派对中国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即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还起过积极作用。我觉得，没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靠中国人自动发展，晚一两百年都有可能。但是洋务运动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多少向现代化前进一点。因此，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发展现代化。我甚至也可以承认，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我的书叫它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是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这部分就不同，比较地提出要独立的问题来了，提出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而且还提出政治上的问题。第一代根本不讲这些，就是只讲洋枪、洋炮之类。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这一派。第三代里又分化出来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刚才说的第二代（第一代无所谓资本主义，它所做的只是在封建主义容许的范围之内），开始要求资本主义了。不但是康、梁，康、梁以前有些人，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从洋务派里分化出来，趋向于要求资本主义。大体上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候，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方针来搞现代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当时要现代化，惟一道路就是按西方国家的那一套做，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可是一到俄国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后，慢慢情况变了，社会主义潮流来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靠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通常很容易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五四”以后，一方面发生了十月革命，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闹得非常恐慌，许多人感觉这个制度简直不行了，只有社会主义行。这样一来，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五四”以后到共产党成立，当然是主张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实际上不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一个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就讲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还搞不了社会主义，好像不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太落后，现在不配搞社会主义，将来才能搞，现在还是要搞资本主义。陈独秀、李达等人去反驳。我们过去的书上照例说，这一斗争是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现在看，恐怕很难说取得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的答复顶多就是说，现在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再反过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然后到了第二年，共产党自己也懂得了，苏联的同志来也一再说，中国第一步还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搞社会主义。说起来，那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讲资产阶级、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讲点社会主义；共产党讲社会主义，倒先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也有人是例外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又批资本主义，又批社会主义，结果他自己最后的落脚点可能就是封建主义。还可以补充说一句，中国洋务运动的传统很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哪一个军阀统治一个地方，总要搞点现代化，修马路，搞工厂。阎锡山在山西多少年，他也总搞点建设。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自称为模范省，无非就是修路。他们也可以说搞了点现代化，但总是有限的，实际上都是洋务官僚的传统。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搞得混淆在一起，在实践中间也变成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在于是否要在中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于是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空讲社会主义没用，空讲资本主义、民主也毫无用处。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如果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以后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已经是历史上的老问题，不值得注意了，问题只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恐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在我们也是老话，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还加上一个要反封建，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真正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不能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毫无作为，应该说比北洋军阀时期还稍微进步一点；但不能说真正为现代化做出什么成绩了，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一个不反帝，一个不反封建。这里可以稍微讲远一点。有一个问题，这几年人们好像不大讨论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是不是实行了现代化，是不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我看不管它里面还有许多政治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应该承认在台湾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是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搞现代化？我以为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些进展：一个独立，一个土地改革。独立问题，稍微讲远点，中国半殖民地有个特点，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所以中国统治者都有一点半独立性，和完全的殖民地受制于一个主人还不完全一样。它同时有几个主人，在这里面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一点自己半独立性。吴佩孚反日就很厉害，甚至连共产国际也认为吴佩孚可能可以合作。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到了台湾，他并不因为丢掉大陆以后就落荒而逃变成只是一只投靠美国的小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到台湾以后，因为美国丢掉大陆，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地位的本钱也更多一点。蒋氏父子到台湾以后，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我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看过一点材料。他们到台湾初期的确搞了一次土改。办法是这样的：政府向所有的地主收买土地，用年产三倍的价格，不是给钱、黄金，而是给工厂的股票，股票值你土地的年产的三倍。然后把土地都给种地的农民，种地农民也不是白拿，钱由农民出，每年拿年产的十分之三交给政府，交十年，刚好是三倍，政府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这事一搞，农民高兴了，少花钱得了土地，十年后土地归自己，有了生产积极性。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基础不稳定，经济上很困难，搞了几个工厂，把股票给地主，拿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三，这对它初期维持自己的生存很重要。就是地主吃点亏，有的地主还不相信股票有什么用处，据说当时有的地主就把股票卖掉了，结果工厂搞得还不错。1981年我在欧洲碰到台湾那边的人。我说你们的办法还不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照我们的做？我说我们已经做过了，你们的做法大陆做不通，中国那样大的地方，买地要花多少钱，开多少工厂啊。国民党在大陆上根本干不了，到台湾可以干，原因是：穷了，没办法了；同时在大陆上跟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台湾它牺牲一点地主的利益，不心痛。它开始搞了一个什么“二二八”，镇压了一下，它给你来那么一下，地主阶级也不敢反对。美国也主张搞土改，美国在日本也搞了。日本人过去在台湾也搞现代化，但是有限得很，土地问题根本没接触。国民党去后做得比日本好，应该说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搞土地改革。当然我这些都是老话，只是说一点新的证明。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什么立场。本来一开始时好像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没出来以前，大家都觉得要学西方，学资本主义。共产党产生后，几个青年跑出来说不行，我们要学社会主义。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果发生了问题，还要搞国共合作，还要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还不是搞社会主义。这一来，问题就复杂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我现在感觉，陈独秀这个人有一个长处，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这点和毛主席的情绪有点相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要有点民族骨气。但他吃亏在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他开始感觉到第三国际来干涉，来指手画脚，要共产党去跟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他就是反对，就是反感。后来第三国际马林来了，讲这个办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已经加入共产国际了，只好就听他指挥。以后有许多事情，他没法有自己独立的主张。那时候，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马林、鲍罗廷这些人的确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觉得中国现在的确谈不上社会主义，而且的确瞧不起共产党，认为你就那么几个人，不会有什么作为，现在只能是帮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掌权，这是天经地义，你就是去给他做苦力。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查一下，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跟资产阶级合作，推翻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掌权。然后你又和资产阶级左派合作，推翻资产阶级，一步步，最后还要和小资产阶级合作，推翻资产阶级左派，最后才轮到无产阶级当权，不断革命嘛（列宁这种议论也不少）。那时候要中国共产党去帮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共产党是为着干社会主义，可现在要给蒋介石跑腿、做苦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可能有中国自己的情况，但苏联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个资产阶级代表，它哪里知道在中国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代表，实际它还是“半封建”。中国那时候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当权的局面。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情绪，主张搞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主张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到莫斯科开“六大”时，斯大林再三强调，中国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跨越阶段。不过，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右倾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也没有弄清楚。我看李立三实际也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觉得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省两省首先胜利，立刻就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抛开。李立三甚至设想，中国革命一胜利，立刻就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就起来了，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都打倒。这一条意见把第三国际惹恼了：你中国革命变成了世界中心了，能引起世界革命，还要我共产国际干什么？世界革命得由第三国际领导。李立三的问题，是因为讲世界革命触犯了第三国际。以后王明来了，他除了不讲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成功，马上就转成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如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就不该严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要冲出去，超过这个界限。于是他就采取排斥中间势力，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就又回到老一套了）。
怎么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前途，这个问题总是闹不清楚。这就的确应该说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澄清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澄清了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也有很多议论，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怎么样呢？人们觉得大概还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第三次“左”倾讲“非资本主义前途”，还不敢讲社会主义。其实，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嘛。毛主席强调了，胜利后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还要资本主义有发展。新民主主义，又不是资产阶级当政，又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当政。到《论联合政府》时，这思想搞得就明确点。在《论联合政府》里，毛主席讲，中国不是吃资本主义太多的亏，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余地。好像《论联合政府》原稿讲这个问题的话还要多一些，现在删掉了一点。从《毛泽东文集》看，与讲联合政府的同时，他讲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还很多，甚至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但是新民主主义里，社会主义成分占多少比重，资本主义有多大程度发展，这个的确得看形势。讲《新民主主义论》时，它还不是一种具体的形式，而是一种假定的情况，那时说社会主义成分要多一些，资本主义要少一些。到讲联合政府时，是根据实际形势来讲了，你说社会主义要很多，在政府里要共产党领导，这不可能。当时你还要承认国民党嘛。这时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就要多一点。到了抗战结束时，从旧政协决议里面看，又让步一点，资本主义更多一点。这个的确要看形势。但是旧政协被国民党撕破，结果内战起来了，打了3年，出乎意料，一下把国民党都干掉了。这下发生问题了，虽然还保持了新民主主义，但好像觉得这时候跟讲《论联合政府》时不同了，共产党做主体了，虽然资产阶级还允许存在。这时候发生争论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资本主义可以存在，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当时倒是没有表示反对，到了后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坚决反对了。到了1952、1953年，“三反”、“五反”以后就宣布了。1949年当时是说，要过若干年，到了大家都同意了，才采取社会主义的严重步骤。1953年毛主席反过来说，我从1949年开始就已经搞社会主义了。后来他从“八大”决议的错误讲起，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又说，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没公开提，但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是干的社会主义这件事。这等于是说，解放初讲的到某个时期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不算数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干社会主义了。这问题恐怕要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说起。既然是主要矛盾，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又发生问题了，1945年还在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资本主义还要有大的发展。隔了4年，实际上是打了4年仗，资本主义更少了。如今已经打败国民党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了，再说要资产阶级占主要地位，当然不可以。形势的确有变化，但不能变得那样，实际上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当时还在摇摆，思想的确也有点矛盾。1952年《学习》杂志上说敲了资产阶级丧钟，毛主席说不行。结果不久他就给资产阶级“敲了丧钟”了。
这就证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解放时毛主席容许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存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又索性提出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兴无灭资，而且是全世界兴无灭资。邓小平文章里讲到：有人问我，“兴无灭资”这话能不能讲，我起先说也可以讲，后来一想，说这个话不要讲了。邓小平同志也没讲什么道理，没讲什么原因。很显然，“兴无灭资”这个话太简单了，绝对化了。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1995年3月至1998年10月在湖北、河南、北京与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进行的10次谈话录音记录整理稿。原载《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
龚育之同志向我讲了大家要在上海开会的情况。我身体不好，不能前来与大家一起开会，深表歉意。
江泽民同志为这次会议的召开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了亲笔信，对党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对我们的会议是个很大鼓舞，也是会议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讨论，把会开好。
最近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1949—1978）的一些稿子，感到我们党在建国以后这29年的历史甚为曲折，要把握好、写好，不是很容易的。我在1996年6月全国党史系统表彰大会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讲过如何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问题。这是从总体上讲的，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来讲是站得住的。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不是我的意思。近来有人发表议论，说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覆辙云云。我读了《党史》中卷的几章书稿后，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因为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更不能夸张，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到的教训，我看也应该是这样。
最近我还在想，我们的党史研究重点已转入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也不是不能再深入研究了。比如，对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我以为研究得还不够。过去讲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往往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讲得多。这固然应当讲，但仅讲这一点是不够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博大，内涵更丰富。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其中谈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回顾党的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严格区别于民粹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毛主席是第一人。对这个思想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当然，我们不能回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但是对新民主主义上述方面的理论的深入研究，可能有利于我们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甚至也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的认识。
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1978年后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史研究的任务。对这20年党史的研究，相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史的研究来说，还是薄弱的。当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许多困难。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党史》中卷的任务取得一定成果后，在继续修订《党史》上卷的同时，就要把对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我们的党史工作大有可为，党史上要研究的问题也还有许多。我希望同志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关 于 宪 法 的 谈 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于1954年，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年就制定了自己的宪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虽然不是宪法，但是它在建国初期起了宪法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宪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举行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它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宪法。
1954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这个宪法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很好的宪法。它很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这种规定到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它反映了当时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的国家状况、社会状况的特点。现在从这方面看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部宪法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指出了社会主义前途，说明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并且大体规定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些方针、办法。这部宪法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当时对于怎样叫做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许多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认识清楚了，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理论。所以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规定，如简单地以为实行公有化并不断提高其程度，同时用国家力量通过计划发展工业，达到工业超过农业即实现工业化，这样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未免太简单了一点。这部宪法在这方面来说，还是不完全的。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1954年6月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关于宪法的讲话，讲了宪法的一些问题。最后他讲到一点，他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这里说的删掉的个别条文，就是提到毛泽东名字的地方。毛主席认为不应这样写，这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在国家根本大法中那样写是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的。那时苏联的宪法被称为“斯大林宪法”，当时有人建议把我们这部宪法叫“毛泽东宪法”。毛主席断然拒绝了。
我们国家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应该具有稳定性，在比较长时期是稳定的。但是也不排除在社会发展中作某些变动。因为现实社会在发展，新的情况出现了，过去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宪法的某些方面必然需要有某些改动。我们的宪法从1954年产生以后，实际证明还是适用的，但也暴露了原来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不适当，这些想法也反映在宪法中。
但是1975年进行了一次很大的修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甚至应该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75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文化大革命”造成社会很大的波动、震动，是不正常的。所谓“天下大乱”，乱总不是正常现象。1975年宪法反映了当时这种变乱。这部宪法好像故意地极力要求简化，竟把1954年的106条改成只有30条。它虽然说是继承1954年宪法，但实际上是推翻了。虽然1954年宪法的框架还维持着，有些语言还保留着，但是缩短成30条，某些本来正确的话非常简略地提到，在这里变成是个过场而成为具文。这部宪法突出了“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这种错误的观点出发，作出了许多实际上是否定民主、否定法制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把党与国家的位置完全摆错了，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所以“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不能不加以修改。于是就有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部宪法。
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许多东西，也改正了1975年宪法里完全错误的一些提法。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两年，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若干年的许多“左”的观点。因此1978年宪法仍有许多缺点，不得不在1978年以后四年1982年又作了一次相当大的修改。
1982年宪法基本上是我们国家现行的宪法，不过后来也作了个别的修改。1982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1954年宪法。在国家的国体与政体各个方面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正确规定，并且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根据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已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对1954年宪法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与1954年宪法比较起来，1982年宪法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呢？我想讲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点，1954年宪法总的结构除了序言以外，还有四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以后几次宪法修改大体仍沿用这个框架。1982年宪法也维持这个框架，但是做了很大变动，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第二章，摆在“国家机构”前面，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摆在第二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机构当然很重要，人民的权利义务更重要。人民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它的权利义务怎么样？这是国体问题。政府机构怎么组织是政体问题。不但这章的位置改变了，而且里面有许多条文也很值得重视。比如说，这章开头就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条补充是过去几次修改都没有的。它的意思是，再不能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不享受公民的权利，另一种人享受公民的权利。有国籍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享受公民的权利。又比如，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条在1954年宪法里是有的，在以后几部宪法包括1978年宪法都把它删掉了。这方面是1982年宪法很重要的特点。
第二点，1982年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另外还有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规定。这样一个精神是1954年宪法里有的，但没有像这样用文字强调出来。这也是通过我们国家许多曲折的经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必须强调一切党派和团体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我刚才说，1975年宪法犯过一个错误，把党的地位凌驾在国家之上。在1982年宪法中固然明确规定共产党是领导国家的党，但是它在行动中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制定党章时也作出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章与国家宪法相呼应，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1954年宪法和后来的宪法都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但是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法令，不能制定法律，对宪法和法律只有解释权。这种规定不适当，实际上是不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只开一次大会，制定法律，能制定多少？所以1982年宪法就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是制定法律的机关，但是它只是制定一些最根本的大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也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就是说，除了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基本法律以外，其他法律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去制定和修改。这样常委会立法的权利增加了。这几年，实际就是这样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适合中国走向法制国家的要求。要法制就需要制定大量的法律，不制定法律就无法可依。1982年宪法这条规定，从实践看也是非常重要的，保证法律不断地完善和完备。
第四点，1982年宪法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时，移到总纲内增加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是以前没有的。1982年还没有这个事实，当时经济特区有了，特别行政区还没有，但已经预见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一条规定对香港、澳门以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回归祖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82年宪法虽然作出一些很重要的适合的新规定，但是这时改革开放才起步。后来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经验和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识，根据这些实际，就感觉到1982年宪法也还是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不恰当的规定。所以后来在1988年和1993年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发展、人们新的认识，又对1982年宪法作了若干处重要的修改。比如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82年宪法里没有，是后来修改的。经过这些修改以后，我国现行宪法不能说就是1982年宪法。
重述一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应该有必要的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动。像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对1954年宪法那样的修改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发现有错误的内容，当然必须尽快排除。国家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实际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也会使得对宪法必须作某些修正。因此，对现行宪法不排除以后仍需要作这样那样的修改。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总的来说，现行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的传统，总结了过去50年来国家生活丰富的经验（包括其中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所得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符合实际，是适合于国家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一部好的宪法。
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直接参加这部宪法的制定，宪法里的许多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当时有人曾经提议，这部宪法应该命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这种提法。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否定了突出个人的行为。他解释说，这不是谦虚，是因为这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今天我的讲话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所谓再评价，当然不是说，要推翻过去的评价。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满典型。但我觉得，学术界过去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评价还有些不够，它有一个方面的内容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
一
为讨论现在要谈的问题，我想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这个问题，恐怕是由研究毛泽东的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很严重。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国内的学者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说要分析研究。我认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
首先，我想引用毛主席讲过的几段话，这些话可以表明，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对民粹主义，为什么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在中共党内反对民粹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报告，他在此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的说明中指出：“报告中……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七大开会时，因为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主席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其中提到“民粹派的思想”。他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接着，毛主席指出，民粹派最后变成了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他说：“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同上书，第323页）
毛主席这段话牵涉到俄国革命时的一些问题。社会革命党在俄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里不作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被斯大林中止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有人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不是停止得过早？对这问题，也不作讨论。我只想指出，毛主席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像俄国的民粹派，对消灭资本主义不能急，太急了不行。
民粹主义思想的内容，在毛主席这段话里也交待清楚了。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是19世纪在俄国革命史上出现的一种重要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花大力批评它。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毛主席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错误的。毛主席的以上两段话都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俄国民粹派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那时也许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并不知道俄国民粹派。说民粹派思想在中国有很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内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
我介绍的第三段话，是
从上面所引的毛主席的三段话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革命就会发生破坏工商业和城市的举动。试看太平天国的历史，那时的人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民粹派，但太平天国明确地提出了，实际上也执行了一套自己的政策。他们在打到南京后，用现在的话说，一进城就“共了产”，把所有商铺的财产都分门别类地收归军队所有，实际上就是消灭社会上存在的工商业。太平天国也主张实行一种农业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按照人口来计算，平均给每一个人分多少土地，规定每一家人能有多少财产，能养几只鸡等，多余的财产都要交公。虽然太平天国的这套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但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中国农民中自发产生的民粹主义思想。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全国解放的前夕，毛主席特别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提醒全党注意，而且加上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称呼。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什么删去这个称呼，未听到过权威的解释。大概是因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很容易在字面上引起误解，使人以为是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实，到了革命大军进城时，绝对平均主义成为极需十分注意的问题。如毛主席所说，农村中流行着一种破坏工商业、分配土地主张绝对平均的思潮。在旧中国，私营工商业差不多都和土地剥削有联系。当城市不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地主避到城里，农民就没有办法了。但到了城市已经解放，如果农民纷纷进城分地主财产，就可能导致破坏工商业、破坏城市的后果。在分配土地上不能采取绝对平均主义，在城市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更加有害了。看来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比绝对平均主义含义更多，突出地显示了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不要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的问题。
这里说的是全国解放时的情况。那么在此以前，在农村打游击，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呢？不，这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沾染一些民粹主义气味？是不是能杜绝民粹主义？是不是因避免民粹主义而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端？需要认真研究。实践证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就顺利；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
中国革命说得长远一些，可以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那时候，中国先进的人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前进，走什么道路呢？他们认为，应以西方国家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那时，这种主张是惟一进步的主张，如果能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在世界上充分暴露出来，大不吃香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时期有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讲社会主义，起来跟他们争论的是陈独秀、李达等人。有的党史书讲那时有三大论战，其中就有这次论战。一般的叙述是说，社会主义是新生力量，论战一展开，社会主义论者就把资本主义论者打垮了，“得胜回朝”，好像容易得很。但是仔细看一下论战的材料，并不是那么简单。梁启超、张东荪大致是说，中国现在太穷，很弱，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工人很少，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发展工业，这就只能靠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现在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这些等将来才有用。这些高谈阔论中夹杂的一些话虽然是符合于或近似于实际的，但是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
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论战中的确生气勃勃，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但是他们在论战中也有弱点。其弱点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还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研究，因而还不能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他们不懂得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大家都应当一心一意奔资本主义。为反驳这种观点，显然要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借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家很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进一步的认识。这时候来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教员”。他们满肚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就向中国共产党人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力量还太小，现在还不能独立干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先搞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将来才能自己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并不相信，不愿意照这样做，后来觉得老大哥的话不错，就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开始懂得了，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必须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可是，当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真正了解。他们教条主义地看问题，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等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了，共产党才有自己的“戏”，现在只是帮忙、跑腿，甚至于当苦力。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来中国的这些俄国人以及共产国际的专家，误以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代表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果国共合作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他们并肩协力，反过来屠杀共产党人了。党史书说，党在这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错误在中国党内应由陈独秀负责，也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指挥棒下造成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出于这样的估计：既然中国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政权也主要由资产阶级执掌。这种想法固然避免了民粹主义，却走到了和民粹主义绝对相反的另一错误极端，是和中国实际不符合的，既导致革命惨痛失败，也解决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问题。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这番大挫折后，又站起来重新开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左”的情绪，不甘心再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为不如干脆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候，俄国的老大哥又起了一点教员的作用。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斯大林亲自出面，指出中国现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有高潮、低潮，现在是低潮，以后还会出现高潮。老大哥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懂得多一点，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又发展了起来。
这时发生了两个问题。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党在农村中组织农民武装、打游击战、开辟根据地。共产国际和俄国领导人历来看不起这种农村斗争，认为共产党长期陷在农村中是没有前途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怎样才能快些进城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已全部离开以至反对革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搞下去呢？共产党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怎样连接起来呢？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人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争取赶快进城，并且尽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为例。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在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的政治大罢工。”“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带着（他们不明确说“是”，而说“带着”。——引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是在直接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它在取得胜利时就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话很明显地是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个决议还说：“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这些话显然在当时中共党内很容易煽起一种“左”的情绪，以至形成“左”的路线。从当时“左”的路线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反帝反封建，还要一般地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哪里呢？主要在大城市。李立三、王明路线的领导，都承认我们现在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只好先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但是在那样落后的农村中谈什么反资本主义，未免太可笑了。所以他们都不顾条件是否成熟，急于攻打大城市，以便进一步结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任何“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李立三、王明认为，革命一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在那时说过的这句话可谓典型：“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李立三1930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语，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而且那时的立三认为，只要拿下一两个省，就是“革命胜利的开始”。30年代前期“左”倾错误的结果，大家知道，几乎葬送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
30年代前期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人们很少讲它和民粹主义的关系。这种“左”倾论调并不表示对小农经济的崇拜，这的确是和民粹主义不同的，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联系着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
三
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党进入抗日战争。这里讲一点个人的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刚刚参加共产党，当然完全拥护党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当时头等的大事。但是心里不能不怀疑，现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胜利后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怎样变成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懂。我就请教一些老同志，和他们讨论。老同志说，咱们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讲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当然应当不是资本主义前途。但非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吧！可为什么不说社会主义，而说非资本主义？搞不清楚。一些老同志也解释不了。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解释新民主主义的这两篇论文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解决了前两个时期的经验仍说不清楚的问题。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这就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提出来，使人们眼界豁然开朗，一下子清楚了，明确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为中国革命当前任务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易于了解的论断。
1945年，毛主席在写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许多观点更进一步往前推进了。《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这个思想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是一致的。《论联合政府》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里又加了一个短语，“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同上书，第1060页。参看《论联合政府》的各种旧版本，如东北书店1948年的《毛泽东选集》第316页）他特别申明：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的。（同上）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把过去的有些文章做了若干文字修改，可是这段话没有改动，甚至还如上所述加了一个短语。
毛主席关于七大的其他一些讲话，过去人们只能在档案馆里查阅，现在有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都可以看到了。那时，毛主席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同上书，第322—323页）
这里，毛主席又联系到民粹主义问题。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那就和民粹主义区别不开了。那么，毛主席的这种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光找书本，拿马克思主义的书来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话。那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书本里面，没有讲中国搞新民主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看是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一个估计，具体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总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是认为在抗日战争前夜（那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上述基本国情后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从这种具体情况出发的。由此得出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上书，第1431页）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这些的。
毛主席还从抗日战争的经验得出一个现成书本上没有，令教条主义者吃惊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四
研究新民主主义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可以看一下1944年毛主席给博古的那封有名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这里又一次讲到民粹主义。可见，毛主席那时候经常想到要防止民粹主义的问题。信上接着说：“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这里的观点非常鲜明。有人以为毛主席出身农村，就对农村偏爱，他不是这样的。
当时在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社会，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毛主席确实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1881年在给一个俄国友人写的信稿中说：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马克思对传统的俄国农村公社的这个指望后来并没有实现。但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正是在这点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
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旧世界崩溃以后的预见，都是科学的。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年轻的时候，曾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那时已经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了。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欧资本主义陷于崩溃的形势。恩格斯晚年说：“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导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页）所谓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要根据事实，根据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不能凭主观的愿望。历史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是不是有力量夺取政权，这和就经济状况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并不一定是到了铲除它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政权；当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时，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取得胜利，掌握政权，与各种国内国际条件有关，只要形势有利，就应该紧紧抓住时机，毫不放松，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在胜利前，毛主席又早已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种种设想，而对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还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怎么办呢？那就要经过迂回的道路。
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等着而不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这究竟是否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呢？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这句话，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一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兴社灭资”论。但如果脱离上述的这个原理而只知“兴社灭资”，那就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民粹主义，或别的什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最能显示它的特点——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原来书本上没有的，但又的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个方面是农民问题。这就是，在农村党领导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和革命中提高农民水平（可以说，使他们逐渐摆脱自发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全国胜利。另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问题。和“左”倾机会主义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主席的理论是，要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前者要采取慎重的政策，不是一概打倒，一律反对。解放战争时党的三大经济纲领，一个是土地改革，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还有一个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从农村进入城市，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十分注意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团结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同他们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因为中间阶层虽然有其弱点，但在中国是最有文化的，并且有一些资本和办工业的本领，是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如果不团结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纵然进了城，也将在城市中站不稳脚；而且很可能助长我们队伍中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那就更有招致失败的危险。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因为有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动员了中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还组成了一个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一切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当时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依靠包含上述两个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才可能有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广大的统一战线，也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五
也许有人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我以为不是这样的。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在召开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有的民主人士建议要在共同纲领里提到社会主义，我们党的领导人却说暂不提。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那时涉及这个问题的讲话，都是按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讲的。例如，1952年10月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这里，我讲一件自己经历的事情。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后，当时很流行的《学习》杂志上有篇文章写了“给资本主义敲了丧钟”这样的话。毛主席看到后，大加批评，说现在怎么能给资本主义敲丧钟？还远不到这时候！
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个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建国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1953年，宣布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而原来党内的共识是，这种步骤要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之后才采取的。应该说，在建国后三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
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成不变的，是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翻天覆地的显著变化就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随着这个变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当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还没有能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农民使用的几乎还是两千年前老祖宗使用的工具，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支配着农村），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的百分比的情况。这也就是说，毛主席1945年在党的七大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用普通常识的眼光来看，既然最后要消灭资本主义，那么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愈少愈好，因为愈少就愈容易消灭。过去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孙中山就这样看，他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拿1949—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的很大部分跑到外国去了，还有一部分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更多，而是更少些。解放以后，由于人民共和国实行公私兼顾的政策，私营工商业有过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1953年党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这条总路线的标准语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相当长的时期，是指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这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18年。按这些叙述，过渡时期的结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但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出乎人意料。在1953年后三年，1956年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5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年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年均增长18％。可是因为起点很低，虽然速度快，但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当然还遥远得很。所以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当时人们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总路线的“主体”，而称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与两翼不像预计那样平行地发展，其原因是什么，后果会怎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作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那时社会上有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的说法，虽然这是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创造，但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党的领导，首先是毛主席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采取步骤纠正“共产风”，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有些方面作了些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相适应的，是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实证明的恰好相反，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80年代初才终于被取消。
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间，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一直扰乱人心，在实践中起坏作用。这里只说一下“穷过渡”。那时人们所说的过渡有种种层次：或过渡到大队所有制，或过渡到社有制，或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或过渡到共产主义，总之，是过渡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更高一级的台阶上。其所以能过渡，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是“趁穷过渡”。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一穷二白”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只凭纯洁的底子，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六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深入理解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正确性，并且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深入认识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历史不会绝对地重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的确有时候像列宁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通过实践看到，想用一个冲锋就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就毅然地改变方针，实行革命的退却，开始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即十月革命后5年曾这样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因此要求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640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差不多前30年，回顾起来有许多毛病、错误，甚至于有些是根本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经验。经过30年的曲折道路，无论如何工业水平比1949年高得多了。但是仍然远不能说是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地。那30年间得到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条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加；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政策时，党的文件中往往特别标明，开放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例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党在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和准备施行于台湾的和平统一政策中，都明确宣布要按“一国两制”的原则办事，即在这几个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以宪法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私营经济中的大部分（也许有些是例外），在性质上同旧社会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部分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如果按民粹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民粹主义思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以保证不致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即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注意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
那么，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利用资本主义，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应该说，不能绝对排除各种大的小的风险。做任何新的事情，走任何新的路子，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风险，没有一点副作用。一帆风顺，坐着不动，打瞌睡就可以到达彼岸去，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现实，按照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新的路子，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绝对平稳安全的、毫无风险的路。
所以，我认为，重新学习、认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1999年3月定稿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工作
30年代中期约有三年时间我是在上海度过的。1933年下半年，我从苏州到上海，转学到徐家汇的复旦中学上高中三年级。1934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上了一年大学。1935年秋天我又回到上海，从此结束了学校生活，开始写作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上海，这一段日子正是上海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时期。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又侵入华北，中国民族危机正日益深重。而国民党统治者却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专制政策，广大群众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受到极大的压抑。许多人由于看不到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陷于无比的愤懑、困惑和苦闷之中。当人民急需正确领导的时候，我们党内却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执行的结果，是使党严重脱离群众，党的整个工作、包括白区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大批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以至被杀害。到1935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被破坏后，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再存在，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上级领导，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
然而，就在这个存亡绝续的关头，党的工作却随着整个民族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大转机。就上海的左翼文化工作来说，一个显著的进步是逐步摆脱了狭隘的关门主义的限制，形成了党和非党人士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广泛联合。30年代初期，左翼文化组织出版的书刊(包括文学刊物)往往以鲜明的“左”的面孔、甚至以党的面孔出现，因而出版不久(出过一两期)就被查禁，经过禁了再出、出了再禁，始终是地盘很窄，每期印数不过一二千册，影响不大。1933年7月创刊的《文学》就不是这样。这个刊物由进步文化人傅东华、郑振铎主编，能够容纳多种不同题材和流派的文学作品，作者不限于左翼人士，内容丰富多彩，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普遍欢迎，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初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原来就得到众多读者的信任，九一八事变后刊物实现了政治上的进步转变，成为鼓吹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有力号角，赢得了更广大的读者。此后虽屡遭封禁，仍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最多时达到20万份，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是空前的。郑振铎和邹韬奋当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党领导的“左联”、“社联”、“剧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组织的许多党员和非党盟员实行“四面出击”，通过多种方式打入国民党办的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入民办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不断占领和扩大革命文化宣传阵地，形成千军万马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声势。它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过去困在狭小圈子里的左翼文化活动相比，自然是有天壤之别的。
那时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进步，是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能够从实际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宣传。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如1934年冬创刊，柳湜、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徐步、沙千里主编的《生活知识》(被查禁后改名《新知识》、《新学识》，它一直出版到1938年在武汉的时候)，还有较早一点创刊，由薛暮桥等编的《中国农村》，胡愈之、钱亦石、金仲华等编的《世界知识》等等。这些刊物通过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大至世界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小至个人遭遇问题)，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的文章都注重实实在在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采用那种盛气凌人、空喊革命口号、空洞说教的做法。因此，受到他们影响的，就不仅限于本来已有革命要求的读者，而是大大地扩充到许多处于中间思想状态的读者群了。当时从事这项宣传工作的同志们还没有明确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认识，也并不能系统地反对教条主义，但他们从长期的斗争经验中，对这种不良的学风文风已经感到厌恶，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注意努力克服，这是并不奇怪的。可以说，30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工作者在理论宣传中克服教条主义的觉悟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提供了最初的历史见证。
左翼文化工作出现这些新的转变和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从1933年到1935年，民族危机的加深，群众爱国情绪的高涨，使上海和平津等大中城市逐步形成比以往更为广泛和更加有力的群众性抗日爱国浪潮。我们党原来的那一套“左”倾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愈来愈与实际生活脱节、与群众要求脱节，实在是非改弦更张不可了。形势比人强。客观形势迫使人们去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此时，许多党员、盟员本身的努力应变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挥，他们早就产生怀疑，有所抵制，并在工作中逐步改变了一些“左”的做法。特别是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党的基层组织与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的时候，他们在各自作战中，更加能够跳出“左”倾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的樊篱，独立自主地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新创造，开辟一片生气勃勃的新天地。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全国范围的很有特色的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迎接了1935年底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高潮的到来，迎接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几次波澜壮阔的抗日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因此，这段时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功绩和经验，是应当深入研究并在党的历史书上大写一笔的。
2000年9月间与郑惠同志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