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往事漫忆

往  事  漫  忆

陈  原

    11月5日中午接到曹健飞电话，告我今天早晨胡绳在沪辞世。我怅然，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人说80出头不算老，干嘛说走就走了呢。5月中，戈宝权在南京走了，我女儿给我打电话告我噩耗，我也怅然，第二天我想写一篇怀旧文章，写下题目《葆荃你慢点走，等等我……》，开了个头，却写不下去。如今未成文。如今胡绳又走了。几十年交往的师友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一阵寂寞和多少有点忧伤的感情袭击我的心房。流逝的岁月，如过电影似地一幕一幕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天地里，生活在后来称为白区或国民党统治区里，我们的心向着北方的太阳，我们带着那个时代青年人拥有的美丽理想走进社会，我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苦斗，不知疲倦，不怕艰险，然后我们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然后盼到了人民胜利的日子。然后又尝遍种种失误的苦果，直至艰难地熬过“史无前例”的10年浩劫，好容易才迎来了改革的春天，然而，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胡绳、叶籁士和我，年轻时都眷恋过世界语，都热衷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老叶在世的最后几年，在卧病中常常追怀往事，给我讲述一些值得纪念的人和事。他叨念最多的是胡愈老，还有逝去了的世界语者乐嘉煊和徐沫，也常常提到那时还健在的胡绳。我听他不止一遍地讲过，30年代搞语文运动，少不了一个胡绳，解放后思想界和文化界活动，也绝对不可缺少一个胡绳。他说这话时是严肃的，诚恳的，带着无比的敬意。当叶籁士离开我们后不久，许多朋友就着手编辑《叶籁士文集》，大家采纳我的提议，请胡绳为文集写序言，我说只有胡绳能写好这篇序言，因为他们两人相知甚深。因此我们特别叮嘱殷国秀亲自出马去促成此事。胡绳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序言在1995年6月写成，题名为《叶籁士和世界语》，刊在同年9月出版的《叶籁士文集》里。

    胡绳这篇序言，用平易如话的语言，将老叶的人品和对事业的奉献写活了；不但如此，它还精辟地分析了30年代党领导下跟“左联”同时存在的“语联”的历史，当然也深刻地总结了30年代我国进步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他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对问题的剖析自然举重若轻。这篇3000字的短文，刻画出一个时代，刻画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并非不重要的侧面)，也刻画出时代人物的心态。这虽是一篇序言，可它确实是一篇极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论文。

    他用寥寥几十个字描画了叶籁士这个令后人景仰的可敬的语文战士的形象，他说：“凡和他共过事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的踏实的工作作风，诚恳的工作态度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

我首次跟胡绳同在一个屋子里共事是在54年前——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946)。那是生活书店在国统区最后一个编辑集体，坐落在上海迈尔斯爱路霞飞路口中央药房楼上。组成编辑部的五个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胡绳是我们编辑部的主持人。五人中年纪较大的是沈志远，另外就是戈宝权、史枚和我，全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沈志远年过40，而胡绳那时还不到30岁。

    所谓编辑部其实不过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二楼前厅，纵横交错放着不大的办公桌椅。那时没有像现在的出版社那么多的“官”衔，也没有评什么职称，大家按照粗略的分工，自觉地肩负着力所能及的任务，有时也聚在一起议论选题和书稿，有时则热烈地讨论或争论某些学术问题。

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挑起内战，中共代表团从白区撤退。撤走前夜，周恩来同志在马斯南路办事处跟留沪的文化界人士话别，那天被邀请的大约有五六十人，杜老(国庠，1889～1961)跟我都去了。周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分析形势，指明动向，增强我们留沪人员的信心。事隔50多年，讲话的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最后两句话永世难忘。他说：我们要回来的，也许很快，也许迟一点，但终归要回来的!他说得斩钉截铁，甚至有点儿悲壮。到会者听了无不动容。那天下着滂沱大雨，散会后，恩来同志用小轿车送杜老回家，也顺带把我捎上了，因为我住在离杜老不远处。胡绳那天是否在场，宝权是否去了，都记不清楚了。

    中共代表团撤退后，胡绳、史枚、徐伯昕、沈志远先后撤往香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撤离上海了。胡绳和徐伯昕撤走前，分别给我交代任务。胡绳说，你留下接替史枚，继续把《读书与出版》编好，不要把杂志搞得太红，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去引导和团结更广大的读者，也让留沪的一些作者有一个说话的处所。徐伯昕告诫我，编辑计划不要搞得太大，守着现在的阵地，着眼未来——记得他让我研究一下如何编辑一本小字典，面向新形势下的中小学生。他们两人临走前安排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读书与出版》编委会，请杜老、周老(建人，1889～1984)，戈宝权、陈翰伯(1914～1988)参加，由我召集，每月聚会一次，主要是编杂志，也兼管一点书稿。四位编委由书店每月略致薄酬。

    这个编辑集体是在中共代表团撤走以后登场的，可以说是上面说过的那个编辑部的延续。按照预定计划，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一年多一点)，每个月在我家聚会一次，主要检讨上期杂志的得失，拟定下期选题组稿计划。我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家英国人货仓的六楼顶层(原是仓库看守人住的)，这个货仓大楼只有载货的电梯，没有载人的电梯，只能用两条腿爬上爬下——杜老和周老年纪比较大，他们每个月都这样爬楼梯，而且风雨无阻，参加编委会的聚会。

    这个编辑集体的每月聚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又是很愉快的，至今想起仍叫人向往。在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议论时局，互通消息，彼此互勉。在那黑暗的日子里，难得有这样谈心的机会，50多年后的今天，每一回想，心里还是热呼呼甜滋滋的。

    1948年底以前，我们这个编辑集体的五个人，连我在内，都先后撤离上海了。年底之前某一天，《读书与出版》宣布停刊，停刊启事与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停业启事同一天登在上海各大报上。

    这两个编辑集体，前一个是胡绳亲自领导的，后一个是他布置由我执行的，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版工作的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参加这两个集体前后共10人，宝权和我两个集体都参加了，所以实际上只有8人。解放后我们这8个人都在文化教育宣传出版思想战线上工作，其中沈志远和史枚被1957年的龙卷风刮进去了，沈在“文革”前辞世，他没有熬到春天的到来。史枚则熬过来了，并且在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操劳过度，加上不如意的事件不时向他袭来，他带着忧伤的心情于1981年突发脑溢血逝世。我写过一篇《记史枚》纪念他，刊载在史枚对它献出最后精力的《读书》上。杜老一直在广东宣传教育部门工作，却在60年代过早地离开人间。周老解放后一直从事和关心出版事业，做过出版署副署长，16年前以95岁高龄仙逝。翰伯晚年疾病缠身，终于在12年前的一个秋夜睡着睡着就走了。宝权是今年5月走的。如今胡绳也走了。这样，那两个编辑集体的8个人，7个都走了，只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个，这使我不能不感到失去战友的孤单——我们曾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并肩战斗过，战斗的情谊是永远抹不去，也忘不掉的……

    2000年12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