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灾害“追吃族”——往事杂忆之二

从1959到1961这三年间，中国经历了人类自有历史纪录以来从未遇过的连续三年超特大自然灾害，全国绝大多数农田颗粒无收，其时又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乘人之危，片面撕毁贷款合同，强行逼债，致使我国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幸亏有了伟大领袖和英明伟大的党的无比正确领导，终于带领全国人民迅 速走出困境，而且创造了超特大荒年没饿死一个人的超特大奇迹，至今仍在国际社会上传为美谈。
为了同全国人民共度困难，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带头，自觉戒掉了多年爱吃肉的习惯，每顿一小碗粗粮，一碟蔬菜，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作出表率，勒紧裤腰带，每天忍饥挨饿地操持国家大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模范带头作用，加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巨大鼓舞，使广大革命群众对战胜天灾、冲出困难充满了信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很多地区的干部群众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纷纷自觉要求降低粮食定量和减少副食品供应的品种，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自已动手，丰衣足食”。有困难自已解决，绝不向国家伸手。1960年春夏之际我正在汉口机械学院实习，适逢广大革命师生向党表决心，主动削减粮食定量，每人自报，党委批准。当时大家争先恐后要求削减定量的动力情景，至今回念不忘。（说来惭愧的是，我一直是落后份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赖着不申报，最后迫于压力，勉勉强强报了2斤）。
与这些作为革命主流的干部群众相反，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迷失方向，丧失信心，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人不体谅政府难处，只顾自已物质享受，为图口腹一时之快，成天变了法子找吃的，再加上一些大脑缺根筋的糊涂虫夹在里面跟着凑热闹、瞎起哄，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追吃族。
这追吃族一上来为数还不是很多，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人数居然到了蔚为可观的程度。记得在我周围一度到处可见这追吃族的成员，比起当今的追星族，数量差距之大难以形容。
这些追吃族们见面相互交流的首要信息就是吃，相互之间的联系钮带主要是吃。言必称吃，行必忙吃。在具体行动上，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搞到吃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谁能搞到吃的，谁就能赢得众人的尊敬，成员的社会地位，完全由搞吃的能力和取得的成绩来决定。那时尚无“X荣X耻”之说，如果有的话，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必然是“以搞到吃的为荣，以搞不到吃的为耻”。 如果某人嘴里一边咀嚼食物一边大谈吃地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他将享受众星捧月般的爱戴。追吃族们最高的梦想，就是从早到晚坐在餐桌上捧着胀鼓鼓的肚子大谈吃喝经。
总之，追吃族们成天想的是吃，讲的是吃，忙的是吃，吃成了他们生命的最高追求。
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所形成的印象，追吃族共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跟着感觉走”型的，亦可套用法学理论上的名词，称之为“间接故意”型；
另一种是“爱你没商量”型的，亦可称之为“直接故意”型。
第一种类型以体力劳动者居多，其中又于重体力劳动者为主。对这部分人，国家供应的定量和配给，根据人体热量消耗公式计算，已足以保证人的正常消耗。但这部分人过去大都习惯于放开肚子撑的一饱二足，现在稍微控制了一下进食数量，短时间内就显得很不适应。其中不少人过去本就有贪吃的毛病，胃被撑的老大，突然减了一点定量，饱涨感就没有过去那么显著。这胃虽说是一个可伸缩的弹性袋子，但它又布满胃神经，昨天撑的满满的，今天一下子少了一点，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再说，中国人历来有“一顿不饱百顿饥”的说法，只要一顿没完全吃饱，后面九十九顿不管怎么拚命吃都不会有饱足感。因此说，当时的所谓饥饿，纯粹是大脑神经的一种幻覚。另外，由于解放前每家每户天天挨饿，一个个实在是饿怕了，现在食物稍微少了一点，难免会触动大脑深处那旧社会留下的饥饿神经，这就加重了饥饿幻觉。
还有一种重要情况还得提一下。那时人们还没象七、八年后那样自觉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还没有尝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还不懂得“精神变物质”的奥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同样的官僚主义，延安的官僚主义和西安的官僚主义是有本质不同的。联系毛主席的这段教导，同样的饥饿，解放后的饥饿同解放前的饥饿当然有原则的区别。可惜好多人没认识到这点，只是盲目地跟着肚子的感觉走，最后背离了革命大方向。
这种人成为追吃族，并非存心去追求吃，而是由于饥饿幻觉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生理感覚，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成了追吃族。正因如此，所以称其为“跟着感觉走”型。
这第二种类型的人和第一种不同，他们根本不是粮食定量不够或副食品供应不足，他们完全能吃的饱，定量还有些富余，吃对他们根本不成为问题。他们之所以跻身进入追吃族大军里，是因为看到周围人都一亇亇整天为吃不顾一切地奔走，出于“从众心理”，唯恐落人后，被人讥笑，进而把吃作为一种社会时尚来刻意追求。这犹如当今谭咏麟、郭富城来开演唱会，明明自已对唱歌一窍不通，不感兴趣，但眼看左邻右舍家家都去听歌，为免被人耻笑，于是赶紧去买了几张高价黄牛票，带领全家老小一头钻进音乐厅。哪怕进去坐在那里打瞌睡也无所谓，只要心理上获得不落时尚的满足就行。
这种人成为追吃族，是从精神上主动地把吃作为一种社会时尚而刻意追求，从凑热闹、赶时髦到追时尚，吃对他们从没什么生理意义，纯粹是一种感情取向，因此称其为“爱你没商量”型。
也正因这种类型的追吃族有明确的主观故意，也称其为直接故意型，第一种类型的只能属间接故意型。
两者相比的最大区别是，前者通过追吃而吃饱后，一般不会再追；后者则不同，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表现的最积极。
但不管哪种类型，这追吃族的存在，给我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有些地区还被追吃族们搞的乌烟瘴气。我记得当时到处都是排队买吃的长长队伍，有时竟然排起一两仟人的长龙，搞的交警叫苦不迭。饭馆子吃饭时，每个座位后面都有七八人排队等位子。还有很多家庭，居然全家老少三代都成了追吃族，家庭内部为了相互争吃追吃，不惜同室操戈，个别甚至发展到骨肉相残地步。最严重的是，追吃族中一些极端分子最后发展成了追吃狂，出于对吃的狂热追求，竟不顾法律到处盗窃公家食品，抢劫百姓私人食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追吃族的所作所为，一度在很大程度上给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抹了黑，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增加了困难，为此受到全国绝大多数革命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一直到1964年末，追吃族才逐渐自行消亡。但追成族造成的那些“三年灾害饿死人”、“三年灾害缺吃少穿”等等恶劣影响，至今流毒尚在。
好多年后，当年的追吃族都对自已的荒唐行为懊恼不已，其中由于沉缅追求吃时尚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则更是悔恨无穷。
我在成都的一位至交老朋友即属此列，当年他就是第二种类型的追吃族，而且还称的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了盲目追吃，他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位老朋友出身半官僚半封建家庭，自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放着好好工作不干，偏偏呆在家里研究诗歌，成天和歌德、海湼、拜伦、席勒、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不三不四的外国人打交道，后来又迷恋上了一个叫惠特曼的美国女人（有人说是男子），被这亇姓惠的一首叫什么《草叶集》的诗集迷的终日神魂颠倒、无法自拔。到1960年，正逢追吃族的活动甚囂尘上之时，我这老朋友原本不是追逐时尚之辈，大概是被那些诗迷坏了大脑，居然神使鬼差地成了“追吃族”的一员，他自已追吃也罢，还把他那几十年沉浸在琴棋书画的老父亲也拖下了水。爷儿俩当时身居苏州，鱼米之乡的水土把他们养的白白胖胖，既不愁吃，也不缺穿。但就为了追求新时尚，不甘落人后，竟把家中祖传下来的一百多件古玩字画变卖一空，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购买食品，连吃带糟地挥霍精光。据他回忆，那些字画中，单八大山人的真迹，就有二幅，唐寅和后来的郑板桥条屏，不下有二十件。令他印象最深的一幅石涛的山水，他特地卷了这幅画乘车赶到上海博物馆去卖，鉴别该画的白发老先生审阅良久后惊讶的问要卖多少钱？我老朋友说您看着给吧！最后老先生按最高收购价96元付了款。我老朋友得款后，火速赶末班车回了苏州，刚刚下车，就急不可耐地到食品商店将全部卖画款换回了50块“高级饼”（当时不要粮票的一种类似月饼的食品），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家向老爷子交差，其神态绝不亚于现在排了八亇小时队好不容易买到一张刘德华门票那样欢呼雀跃。当晚爷俩为了不辜负这时尚之物，尽管晚餐已酒足饭饱，每人仍强咽高级饼数块，然后才带着时尚满足的愉悦沉入梦乡。
尽管这位老朋友一生从不为自已过去的作为后悔过，但在四十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对当年年轻时那种追逐时尚的孟浪深有悔意。世人无后眼，当年为了追吃而变卖的那些古玩字画，现在只要留得一件，早就成百万富翁了。那幅石涛山水若在，即便在房产天价的北京、上海、深圳，买十幢别墅也绝不在话下，这些只能算作追逐时尚的历史代价了。
进入老年的我的老朋友，现在经常用那些往事教育孙辈，据说收效甚微。每当看到小辈们废寝忘食地痴迷“港台歌星”“超级女声”时，总不免无奈的笑笑：“当年爷爷追吃追掉了亿万古玩字画，我看你们现在还能有多少钞票去追星？”
当然，也有不少从不盲目追逐时尚的明白人。我另一位姓李的老朋友就是较典型的例子。
这位李君干车工，自五十年代末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常被胃痛折磨的死去活来。那时他每月粮食定量32斤，自已吃不完，可又舍不得放弃，只好强吞硬咽地每月吃光。胃肠负担的增加，不用说使胃病症状越来越重。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定量一下减为21斤，当时其他人都成了追吃族，可李君从来不为所动，一天三顿七两米，多余的就支援别人，就这样三年下来，多年的老胃病竟不加治疗霍然而愈，且从此再也没发作过。后来他每当提到此事时，总禁不住满怀深情地感谢毛主席和党领导的三年灾害治好了他的病，从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这就是不盲目追求时尚的好处。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的定量削减确实有不少意外的积极作用。相当一部分胃肠病患者，正由于限制了进食数量，避免了暴饮暴食，从而使病情大大改善。即以现时朝鲜而言，百姓粮食定量是较低，可他们肠胃病特别是胃癌的发病率，绝对肯定大大低于我国。看问题如果缺乏“一分为二”观点，十有八九要犯错。近年来看了不少文章，一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总会说三道四，牢骚怪话一堆，有些话说的还很难听，而对于三年灾害的一些积极作用却只字不提，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有失偏颇。长时间以来，还有件事一直令人费解：至今为止，在大量的出版物中，还没见过一篇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积极作用的系统论述，这还真是中国文坛上的怪事一桩。
四十多年前的三年自灾害，到现在仍然有人妄加诽议，而对于当年追吃族的存在以及他们所起的某些不良作用却从未有人提起过，本文若能为史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略起参考作用，也不枉为人一世。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