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古稀之年忆往事--曾经沧海(当代人物 历史反思)

谭天荣:古稀之年忆往事
1. 引言
在我心灵的系统里，"未名湖"这个词链接着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我仍然爱未名湖，因为在未名湖畔，我曾经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消逝，痛苦的往事逐渐淡忘，而这些财富却日益显示它们的价值。
我在未名湖畔获得的精神财富之一是进取心，在学习上表现为"用功"。
记得在80年代我参加过一个关于"纤维丛"的学习班，其中有几位北大的校友，有在校的学生，也有中老年人，从事各式各样的职业，年龄不一，口音也南腔北调，应有尽有，却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共同特点：用功。在一个休息时间，我见这几个北大人一个个都像"拼命三郎"一样埋头自学，就对身边的一位同学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班里，用功的不一定都是北大人，但北大人都用功。"
用功，这是北大的传统，特别是其中的理科学生的传统。我肯定是进了北大以后才开始用功的，因为我在上中学时，考试分数虽然还过得去，实际上却是一个懒学生。到了北大就不同了，在周围同学的带动下，我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争分夺秒、勤奋向上的人。以后，无论是在挨斗、被千夫所指的岁月中还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兴凯湖畔风雪弥漫的荒野里还是在渤海之滨戒备森严的高墙下，我都抓紧每一分钟自学。今天，虽然我还没有为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但我的自我感觉是充实的。
"淡泊"或许是北大人最突出的特征。在学术上，不追名，不逐利，心甘情愿作冷板凳。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物理学的领域里有一座崎岖的偏峰，至今没有人登上过，有多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物理学家也只能望峰兴叹。在我看来，他们所缺少的正是"淡泊"这一点精神。
在更严酷的环境下，"淡泊"二字有出人意外的含义。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十一年是"劳改单位"度过的。这里是一幅关于"幸福的新社会"的漫画。如果说新社会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那么，这里就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如果说在新社会中，"告密"只是少数人的一种不可告人的活动，那么，它在这里就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如果说在新社会中人们一年到头为工资、为职位、为这样那样的奖金或荣誉而自我奋斗，那么在这里，人们就终日为了粮食"定量"而相互厮杀：记下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然后挖空心思地分析、批判、上纲上线。为什么？为了每天多吃半个窝头，不要看不起这半个窝头，它或许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哩。在这里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就得下决心干重活、吃低定量。谁能想到"淡泊"一词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含义呢？
记得在某次运动中，一位"积极分子"劝我"交待问题"，他无奈地说："‘队长'要我帮助你们几个人，我心里有数，有人我只要三两句话就能完成任务，有人我得更耐心细致一些，唯独对于你我束手无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你。"这也难怪，他所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告诉我"交待了问题"有什么"好处"，在劳改农场里，"好处"二字的含义简单而又具体，谁都心里有数，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虽然他和我相处好几年，却实在想不起我什么时候要过什么"好处"，从而他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来开始他的"帮助"工作。
很久以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在共和国的另一个大转折的关头，有两位全国闻名的"前右派"的表现令人极为失望。对他们的这种表现我并不感到惊讶，从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有种种优点，但淡泊却并不是他们的优点，这里指的是通常含义下的"淡泊"。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从未名湖畔获得的各种禀赋逐步地一一展现出来。
2. 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当时我如此这般，就能如何如何？"与其沉迷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这句话是积极的。
但我觉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会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诡辩。对于一个人来说，在回忆某些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也会时不时地会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那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肯定是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一问题：由于历史的误会，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我被动地成了"学生领袖"，于是发生了种种事情。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事情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运动"。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意识到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诚心帮助党整风的问题，我们对这次运动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己1957年所作所为的总的看法。看来，别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关于1957年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不真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那时我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这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而是党和国家的利益（难以置信地天真幼稚）。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文章提出了异议，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新社会、对共和国、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毫无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3. 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的母校湘乡一中的百周年校庆日，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湖南湘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只好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的荣誉：在场的18位同班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我获得这一称号时微微一笑，我想，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有多么苦涩。
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吃过一些苦头，甚至有过不止一次，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或许，他们中的某些人吃的苦头未必比我多。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我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苦难的历程"可言，他们大多数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简单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的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的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的像高梁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饿的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的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捷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医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是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但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说的是我的这一段经历的另一方面。
4. 阶下囚的自学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对我们说他过"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与难友之间的友情，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是在劳改单位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西牢对于犯人的自学至少是"默许"的，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却深恶痛绝我们自学。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度日如年，前途渺茫，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有人虽然一再受挫、一落千丈，心情却还没有沮丧到极点；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属于"农民的狭隘性"的范畴，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农民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仇恨，农民对于知识分子说不上崇敬，但也远没有达到仇恨的地步。队长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当然是经过选拔的，其中由部队精心培养出来"阶级感情"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疑是这种阶级感情的不可缺少的表现方式。事实上，就是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对队长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个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个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是他们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他那狡黠的目光，他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无异于公开向他挑战。你得有思想准备，从此麻烦不断。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判你刑，但对你还是有的是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安排了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期，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时间是挤出来的。"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积少成多，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11年哩，坚持自学与放弃自学就大不一样。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没有书是不能自学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饮食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自然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马恩选集》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似乎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进行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诚然，在这十年中我的学习条件也远不是最好的：没有书桌（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科德与风车搏斗，但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科德。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实政策，我终于重返大学。
作者简历
谭天荣，教授，1935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因此"劳动"了22年。1979起在湘潭师院任教，主讲统计物理学；1986年调到青岛大学任教，主讲数学物理方法，1995年退休。从学生时期开始研究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著有《哥本哈根迷误》、《解开EPR关联之谜》等书。也曾涉猎信号分析、数理逻辑、非标准分析以及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并写过一些有关的论文，如《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脑力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最近完成了题为《概率与量子力学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集，共15 篇，将陆续在互联网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