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殇之忆——读书的往事

作者：中国文化报从维熙   更新时间：2008-05-25
昔日在劳改队改造，是无书可读的。当时，在监号里的大炕上，躺着的“五毒”，盗窃犯叫“佛爷”，流氓犯叫“氓爷”，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中的罪犯叫“大爷”，抢劫犯叫“闯爷”——唯独囹圄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没有“爷”的绰号，被其他的“爷”们称之为“吃屎分子”。但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也只有被冠以“吃屎分子”的知识分子，还留有偷偷地翻看一些书籍的嗜好。但是“文革”年代劳改队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可读，早请示晚汇报都要以这本红色经典为纲，反复地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的犯罪根源。
记得，我当时唯一的一个蓝纸箱子里，在破旧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书：一本是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可爱的中国》，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第三本书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第四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四本书之所以能与一个囚徒为伍，是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偷偷带回劳改队的；我之所以遴选了这几本书，而不是其他书籍，是我当时的心绪使然。《可爱的中国》一书，是警示自己在屈辱的环境中，不能因个人恩怨，而在大节上失聪，这是屈原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遗传；《母亲》一书，则更有针对性了，我母亲大半生的苦难遭遇，比高尔基书中的母亲的肖像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把这本书带到身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忘却自己苦难重重的母亲；那本薄薄的只有几万字的《荒野的呼唤》，内藏是我的生存法宝：小说描写一条叫布克的驯良家狗，在淘金的阿拉斯加雪原上，饱受野狗们的欺凌和咬噬之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驯良，激发出它的动物野性，不仅成为狗类家族中拉雪撬的“头狗”，在严酷生活的磨砺中，后来居然成为了阿拉斯加狼群中的领袖。此书，可谓饱藏人生哲理，作为一个文弱书生，我要想在劳改队中活下去，必须用其书的魂魄，激励自己在逆境中的果敢。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在狼群中生活，必须要学会狼嘷，否则一个知识分子，会成为狼群吞噬的对象。至于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则为了提示自己无论遭遇到多大的不幸，一切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善良；学会狼嘷是为了在恶劣生存环境中自卫，而不是用以去扼杀善良，以防狼嘷失度，真的成为一匹两条腿的“人狼”。
这虽然是我流放20年期间的往事了，但今天梳理起这陈年往事来，仍然感受到这几本书，是我当年的强大精神支撑。比如，当我感到对中国的“文革”无法理解，对前途心灰意冷的日子，我从《可爱的中国》中悟出，灾难重重的中华民族，是高压征服不了的；正好相反，这是物极必反的前兆——“文革”中的五更苦寒，预示着离天亮不会太远了。当我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产生绝望念头、想自我了断的时候，高尔基的《母亲》立刻让我清醒，因为我还有一个受苦的母亲，她在遥望着我的背影，期盼着我坚强地活下去。说不定在梦中她都在为我祈祷平安呢，我如果走了，老母亲还能活下去吗？至于杰克·伦敦那《荒野的呼唤》，很长时间内成了我的行为信条，连我自己都想不到，当劳改队中的一个“佛爷”欺辱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时，我居然能够文攻武卫，把那个绰号“何大拿”的窃贼，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对我再不敢无端挑衅。这是《荒野的呼唤》给予我自卫的力量。而雨果的《悲惨世界》，则制约着我这种野性的挥发，以防失度变形，悲悯人生是我生活的最高极致。
当然，在劳改队中是不能随便读这些书的。特别后两部小说，是永远也不能见天日的。记得，当时劳改队各个监号滋生了吸人血的臭虫，这种藏身于各个夹缝中的吸血虫，在我那两本小说上拉满了臭虫屎。即使这样，也不敢拿出来清理一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为了能满足一下精神饥渴，偶尔拿出前两本书来翻看一下，也属于犯规行为。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正躺在大炕上翻看高尔基的《母亲》，以了却一点对母亲的思念，一位姓翟的驼背队长，走进来问我读的是啥书，我已无将书压在枕下收藏起来的可能，只好一个鲤鱼打挺从大炕上坐了起来：“报告队长，我看的是高尔基的书。”同时，我把手中的《母亲》递给了他。
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书籍的封面，把书往大炕上一掷，说道：“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有点不服，对他解释说：“这是列宁喜欢看的书……”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拦腰打断了：“我说过了，只许读毛主席的著作，你听见了没有？”
我只好点头称是。这位队长是个半文盲，但他是主管我们的队长，你还能争出个孰是孰非来吗？由于当天是周日，同屋住的囚号都看见这件事，便有一个名叫希中信的“氓爷”，悄声对我耳语说：“我上学的时候看过高尔基的《母亲》，是革命书籍。可是他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要看你就得变个魔术。”他低声地为我出谋划策说：“你把这书包上《毛泽东选集》的封面，来个‘狸猫换太子’不就行了吗？！”尽管当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但寻找“毛选”的封面还不困难，但我不敢拆了“毛选”，将其封面包装在这几本书之上，因为那是比读书更大的犯罪。但他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我便到宣传室找来几张白纸，用墨笔写上“毛选”的字样，再用粥粘将其贴在书的边角之上，不仅包装了高尔基的《母亲》，连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也被穿上了我自制时尚的新衣，以求得读书时遮人耳目，为自己挖一个读取书的防空洞。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文革”中的1970年，我们被发配到山西曲沃劳改砖厂的时候，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的这些书籍都被抄走了。当时我很害怕，最担心的是“狸猫换太子”之举。尽管这几本书本身都没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将别的书籍贴上“毛著“的封面，可以上纲上线到亵渎伟大领袖的反动行为的高度，因而我的厄运将无法预料。但是天下的事情，永远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毕竟天下像秦王大帝那般“焚书坑儒”的只有少数；人间还有大量惜书和爱书的人，因而我的命运发生了峰回路转。当时有个来劳改砖厂支左的解放军吴排长，当时他是厂内执掌大权的二把手。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并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与我交谈了与书有关的问题：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说：“滥竽充数，算是一个吧。”
他说：“你还想不想要你的书？”
我心虚气短的回答：“如果发还给我，我……我……”
他考虑了好一会儿，竟然对我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话来：“现在不是读书的年代，把书都发还给你，是对你的不负责任。这一点你一定明白。”
我既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是茫然地听着。
沉吟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你挑选一本带走，但是到了新劳改点，不许随便看它，当然更不许把书进行伪装。”
“我们又要转移到哪儿？”我问。
他对我摊牌说：“你们要调到晋东南的一个劳改矿山去挖煤，这是好事。古话中不是有‘人挪窝活，树挪窝死’的成语吗？至于我为什么单独找你谈话，你们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应该是响鼓不用重敲——一点就‘通’了。”
对我说来，那次谈话是我终生难忘的。之所以难忘，因为那是一场人与人的对话。直到我们奔赴劳改矿山的前夕，他才对我直言一切，他过去是个文学爱好者，因而知道抄走我的这几本书，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为此，他除了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退还给我之外；还把我主动向他索要的《悲惨世界》，也一并还给了我。当然，还给我书是在夜幕的灯光下进行的，包装于其外的封面，已然不复存在了。
3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那个身着军装的吴排长。正逢改革开放30年的日子，写此昔日读书难的短章，既作为一个历史跋涉者的拾荒手记，向在我漫长劳改生涯中，给我精神火光的书籍敬礼；又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文化比翼双飞，以及今日中华大地遍地书香的一种反衬。“梅花香自苦寒来”。作为一个穿越历史隧道的驿路行者，更理解这句话的内在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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