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改革開放十大貢獻〔下〕

霍英東改革開放十大貢獻
何博傳
大公報 2006年10月31日
土地問題，幾乎是中國一切問題的命根所在。霍英東在一篇他自己寫的文稿《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償使用土地的建議》中一開始便說：「土地是國家立國之本。土地及利用土地建成的上蓋建築物，兩者的產權關係問題，一直是世界難以解決的問題。」
按當時見解可以說，霍英東帶頭建高級賓館，是在貧窮工農大眾主人眼皮下，公然搞資產階級「腐化墮落」那一套；解除價格束縛，是直挑計劃經濟死穴，讓人民接受「赤裸裸的剝削」；過橋走路搞收費，不僅是明目張膽、毫無遮攔地引入長期被認為「血腥、骯髒、罪惡」的市場規則，且簡直是「收買路錢打腳骨」，與「人民公路」概念格格不入。
衝擊計劃經濟根基
要知改革開放之初，雖然在意識形態上開始有一點鬆動，但也僅僅在極小數人的意識裡。最大膽的人雖然只是動動嘴皮，也是被批判、鬥爭之列。中山大學經濟系張期老師就因為寫文章「鼓吹」放棄計劃經濟、搞單軌市場經濟，在八十年代受學校有關主管有組織的反覆批判，至身心嚴重傷殘，後來不幸早逝。事實上，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內地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仍被封在一個「鳥籠」之中。種種「革命口號」仍然死死地封閉著人心。
偏偏這個時候，霍英東帶頭衝擊計劃經濟體制的「根基」。有些做法，就像「包產到戶」開始時一樣，根本是直接違反當時「憲法」。真是膽大包天、匪夷所思。
常說霍英東比較訥言。其實他平常講話非常風趣。有一次他笑著對我說：「我搞收買路錢，是不是大逆不道？」
我曾說過，當時在一些意識形態專家眼裡，「霍英東」就是「資產階級捲土重來」的代名詞。
但上面所說「三件大事」，都比不上霍英東直接向趙紫陽建議的事情重要。
原在遼寧當書記的任仲夷曾在當地一次講話中提到：1987年遼寧全省十一個市、九十多個鎮，共有城鎮人口一千零二十二萬。解放三十年來，共新建三千二百萬平方米住房。人均只有三平方米，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減少零點六平方米。
同一時間，人均住房面積（平方米），全國三點六，北京四點五、上海四點五、江蘇四點七、廣東四點六、河南四點二。有五個省水平在三平方米以下。跟世界水平比，差距更大。據國家建築研究院情報所的資料，1975年前後的同一數據，羅馬尼亞八，蘇聯七點一，日本十點四平方米，法國十三，聯邦德國十六，美國十八。朝鮮也已經達到六平方米。
對這種荒謬的情況，任仲夷有一個當時的解釋：「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賬，有我們的工作問題，但更主要的是十幾年來林彪、『四人幫』干擾破壞造成的。林彪、『四人幫』一心篡黨奪權，至於人民的死活，他們是根本不管的。誰主張關心群眾生活，他們就給誰扣上『修正主義』、『福利主義』的大帽子，而他們自己卻窮奢極侈。林彪在杭州搞的『行宮』，耗費資金二千多萬元，比杭州市房管部門建國以來住宅建設投資的總和還多。」（摘自1978年10月30日《任仲夷在遼寧省城市住宅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轉自向明《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251-252頁。）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話，是中國革命時期最後的意識形態精華一部分。任仲夷晚年思想十分清醒，他多次到南沙考察，非常關心南沙的開發工作。
任仲夷的上述講話充分說明，住房狀況非常困迫，有關的意識形態同樣可怕。同時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中的「房改」跟中國人關係極大；「土地有償使用」對中國改革開放意義更大，都不言而喻。原說霍英東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大貢獻，現在至少應加上兩條：
第四，策動房改，推動上層接受私有產權概念；
第五，促成土地有償使用，有助於把改革推進到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焦點。
土地產權世界難題
土地問題，幾乎是中國一切問題的命根所在。霍英東在一篇他自己寫的文稿《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償使用土地的建議》中一開始便說：「土地是國家立國之本。土地及利用土地建成的上蓋建築物，兩者的產權關係問題，一直是世界難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這樣，但土地私有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
一個民族的土地佔有制形式，是與該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相應的。學界有經典研究表明，歷史上土地原來就公有。私有制是從公有制中發展出來。根本原因是公有制不能解決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參看俄國學者馬．科瓦列夫斯基1879年的代表作《公社土地佔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這比起私有制難以解決的貧富分化問題更尖銳、更複雜。
土地是農民最大的恆產，是人心所繫，怎可奪走？當孟軻說：「有恆產者有恆心」時，他指的就是土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所以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實行土地私有，以恆產穩定恆心。
不同的學者在他們眾多的研究中指出，中國農業的精耕細作，複雜而精微的租佃契約，秦漢之後能有迭起的文明高潮和強盛的國力，社會對財富積累有巨大激勵，屹立至今的各地明清古村得以保存等等，都受益於土地私有。都是「有恆產」的結果。中國近代衰落，不是由土地私有帶來，而是專制政治毒害、箝制民眾的結果。
共產黨早期同樣靠「土地革命」起家，1942年就搞「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焦點一直在土地上。把土地分給農民是農民支持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也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主要基礎。
等農民幫共產黨把腐敗社會中最活躍、最有能力的那一批地主富豪打殺乾淨，取得政權，分完土地之後，一切還未穩定下來，政府便策劃如何把農民的土地收回來。
一群農民領袖要沒收剛分給農民的土地，一開始便錯。身處農民社會，卻自以為公字比私字大，一步步走到「公」字就是好，「私」字就是壞，人人要「大公無私」，社會叫「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先進』。這就是「合作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歷史。那時共產黨以「國家」和「集體」名義從農民手裡奪走的不僅是田地，連耕畜和農具私有都有罪，一律歸公。原說對入社的生產資料要折價，要賠償。田紀雲近年就有回憶文章指出，實際上是「既不折價，更無賠償」。（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六期）還要你敲鑼打鼓，「歡天喜地」送去。說這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邁進」。
從港引入樓花方法
「文革」後國內走投無路。眼看農民造反，私分田地，拿命來「承包」。於是中央接受分田事實，才開始有「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中的鄧小平最了不起的一句話，是他居然夠膽講，走回頭路是「死路一條」。他說，改革開放的東西是群眾創造的。我的作用只是「堅持」。就是鄧氏說的「不走回頭路」。
2006年2月7日在網上看到，德國之聲記者就中國新發生的土地案問題採訪了杜伊斯堡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黑伯勒教授。黑伯勒教授認為由於「中國的土地屬於法律中非明確定義的財產。中國新一輪土地改革浪潮看來遲早將要到來。新的核心問題將會是土地私有化。」他說：「從長遠角度看，中國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有三個原因：首先，中國土地使用效率太低；其次，集體所有制會導致官員對土地買賣進行投機倒把；最後，土地使用效率低會導致農用土地面積不斷減少。所以，如果中國政府希望永久性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必須將土地私有化。」
問題是一日產權不清，一日糾紛不斷。什麼「有效」的紅頭文件都會失效。「政治市場其效率天生不如經濟市場。」這些，本來都有是學界的常識。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的文貫中有篇文章詳細論述中國三農問題困境出自土地制度的原因（《解決三農問題不能迴避農地私有化》（光明觀察，2006-5-22）。他指出，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靠短效的津貼，補助等救急措施不能解決。現行土地制度正在損害農民，使城市化過程變成剝奪農民利益、使農民得不到到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激起農民抗爭、加劇社會衝突的過程。他更指出，在嚴重的制度和市場扭曲沒有得到糾正的情況下，補助、津貼只是一種新的扭曲。「歐盟，日本和韓國的農業補助經驗表明，通過引進新的扭曲來糾正舊的扭曲的結果，不管願望如何良好，只是使扭曲加劇化和長期化」。中國「過去二十七年來的歷史已證明，只用政策的改變，沒有農地制度和戶口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是無法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的」。
其實，這些理論和經驗問題，中國官員可能比學者更清楚。因為他們有深切體會。
這不是理論認識問題，而是實際操作問題。產權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分配權力。而權力是靠利益支撐的。農民中的勝利者轉入城市，利益集團就在城市，農村就要服從城市；農民就要為城市犧牲。
回到霍英東關於在白天鵝搞房改的建議，可惜省旅遊局沒有回覆。連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市，政府方面竟還未能接受搞商品房的一套最佳方法。霍英東對此一直念念不忘。
即使這樣，畢竟霍英東的建議包含著巨大利益誘惑。對遲早要放下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是不可抗拒的。
霍英東關於土地有償使用和搞商品房的建議，是鄧小平「南巡」之後才接受。自始，土地使用權交易、土地批租和城市土地儲備等一系列制度以及「樓花」方法正式從香港引入。土地要素被迅速市場化。由此才產生一波一波土地開發熱潮，在內地改革開放中引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以說，近二十多年來，在對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跟市場化的動力相比；在市場化動力中，沒有任何一項能跟土地與房產的作用相比；在房地產推動力中，沒有任何一項的力量能跟「樓花」相比。
從香港引入關於土地開發的這一整套東西，對民眾和國際社會挽回對政府的一點信心，對黨內眼睛沒有忘記向下的人仍然看到改革開放的一點希望，對高層仍然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提供經濟與社會環境支持，起了至關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說，正是民眾對市場化的渴望，正是海外華人華商在市場化作用中對內地的不懈介入，挽救了中國改革開放路線。而霍英東是海外華商介入內地事業最深、用力最大的代表。霍英東關於「解放」土地有關的建議，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路線的一大功臣。
改革開放路線功臣
當然，這需要具體事實說明。
改革開放之初，海外談到中國貧困時，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數據：那時中國的國有資產，只有二萬億元人民幣。同期海外華人的資產是四萬億美元，按當時比率，在理論上可以「購買八個中國」。
中國為什麼會那麼窮，一直深印在我腦中。許多農民家門貼有對聯：「門前車馬非為貴，家有兒孫不算窮」。農民因為貧困要生孩子，人多了，資源消耗多、環境破壞大，會導致更貧困，於是又要多生孩子。就此惡性循環。一時想不到有簡單的解決辦法。我曾發過文章，稱這為「中國第一號問題」。那是改革開放前，中國「死路一條」走到的絕境。
後來我知道，霍英東曾給中央提出土地有償使用建議。但還未想到這一建議會給中國從土地中解放出巨大財富，幾年間使國有資產從二萬億元一下子增加二十倍以上。這為解開「第一號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
發明炒樓花成巨富的霍英東教會中國人的，其實是「炒地花」。很少人注意到，從土地中開發出來的這筆財富，是在經濟上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大動力。
這個重要判斷，有一連串由不同研究者提供的事實支持。
在一定意義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就是土地由原來的農業用地變成工業建設用地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核心就是土地價值幾十倍、幾百倍地升值。人民日報記者王平有長篇報道指出，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約百分之七十是靠由房地產支撐的「城市化」，即主要靠土地和金融得到（王平，徵地蒙太奇，中國改革，2005，七期）。事實上，中國經濟近二十年來的三次大發展高潮，與三次大圈地狂潮完全同步。一般人只知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卻很少注意到迄今為止，土地仍然是中國經濟的命根。城市化使政府開始圍繞「地根」開闢第二財政。
著名學者陳永苗在2005年一篇文章中引用另一個資料說，從改革開放到2004年期間，僅僅中國城市城鄉結合部農民有三十萬億元資產被地方政府獲取。
在商界，「炒」字畢竟有高危特性，那是在法治與市場成熟的地方才可以玩。在中國環境下，土地在「炒」聲中急劇升值，即時引出一大群土地蛀蟲，腐敗權力在這裡表現得極為醜陋，使土地、農民和國庫同時遭受巨大損失。導致民怨鼎沸，衝突不止，血腥味重返土地。北京的官方刊物《中國改革》（2005年6期）曾經刊一個引人注目的題目：《成也土地，敗也土地》。
現在看來，所謂「土地解放」，是小官承包鄉村，大官承包城市。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對政府解放，只對腐敗官員解放。土地「公、私」路線的尖銳鬥爭，二十多年來從未停止。在土地要素急劇市場化的過程中，產權問題始終被棄置。
直到2005年3月，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強調，要賦予農民長久的土地使用權，永遠不變。那是指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將有望物權化。但不久，經反覆研究論證，準備在2006年3月兩會上出台的《物權法》卻延期了！
「承包」就是私分田地。本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央的土地承包有限使用權開始說是十五年不變，後來改為三十年不變。不久前又說，「以後也沒有必要變」。但即使這樣，到今天北京還有「老人」指責這是「違憲」。秘魯學者赫南多．德．索托（H.de .Soto）在其著名的《資本的秘密》一書中就指出，窮人創造的財富因為得不到法律承認，所以不能變成資本。這是他們注定要貧困的根本原因。
霍英東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土地「解放」的結果，在給改革開放提供巨大物質財富支持的同時，會引發出新一輪爭奪土地的大衝突。
土地問題又使我想，霍英東對內地改革開放的主要貢獻究竟還有幾條？這個問題背後是問：海外華人、華商對內地改革開放的主要貢獻是什麼？在內地改革開放尋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外來力量的推動起了什麼作用？
確認「不走回頭路」
僅就霍英東對內地改革開放的貢獻來說，除上面提到的五條外，至少還有五條：
第六，有助促成鄧小平肯定特區成功，並在中山溫泉賓館確認「不走回頭路」原則，表明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態度。
第七，推動鄧小平提出擴大沿海開放思想。2004年7月14日，廣州《羊城晚報》有《他在這裡力促沿海大開放》一篇文章，寫鄧小平在白天鵝賓館思考沿海開放問題。卻沒有寫當時跟鄧小平在一起的是霍英東。
第八，傾力推動現代慈善事業，以空前成就開出中國慈善事業的新篇章。
第九，以個人之力開發南沙新城，帶頭打通珠江口兩岸，促成廣州南拓，整合大珠三角。在推動地區發展方面作了巨大貢獻。
第十，以南嶺紅三角為試點，首次以民間推動政府的形式，策劃區域經濟文化社會合作發展。在中國區域發展史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嘗試。
要說明其中的每一點，都是一篇大文章。此是後話了。
（下．完）
（註：此文寫於今年七八月間。還在修訂之際，忽然傳來霍公辭世惡訊，特發此文以為致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