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哲宇：改革，危机下“不懈怠”

• 　　现在看，有些方面的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或者有半途而废的可能，总结经验要求我们坚决推进改革。

作者：杨哲宇

拖延改革只会积重难返，已不是盛世危言。在2009年，这种焦虑恐还会延续。

除中央行政机关的“大部制”改革和年底的燃油税改革，2008年的改革进程可谓波澜不惊。

改革滞缓的焦虑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庆典激情过去之后，现实对改革的迫切需要与改革的现实进程形成了醒目的反差。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官方拟议的“隆重庆祝”并未成为贯穿全年的主调。年初，学术界、媒体、民间团体举行多场研讨会，随后归于平静；年底，方有官方举行的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全社会对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的思考，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除中央行政机关的“大部制”改革和年底的燃油税改革，2008年的改革进程可谓波澜不惊。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出乎预料、不断恶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使政府疲于应对；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经过30年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空前复杂而不定型，改革普惠阶段早成陈迹，社会利益格局多元且脆弱。所有“低成本”的手段都已用尽，谨慎周到亦不无必要。

中国改革走过了从1978年到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的“目标探索阶段”，也走过了从中共十四大召开到本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构建阶段”。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完善阶段”。除了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还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全面推进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这一阶段既很难有第一阶段轰轰烈烈的“破”，也很难有第二阶段大张旗鼓的“立”。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不在坚持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同时，不时在某些领域取得阶段性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恐有动力失速之虞。

面对问题丛集的现实，一股对改革进程滞缓的焦虑正在积聚、升腾。经济学家吴敬琏称：“现在看，有些方面的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或者有半途而废的可能，总结经验要求我们坚决推进改革。”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2008年年初即警觉呼吁，“有必要防止改革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在不久前举行的《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还转不过来，核心原因就在于关键领域改革滞后。近些年来，许多重要的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当前，拖延改革只会积重难返，已不是盛世危言。在2009年，这种焦虑恐怕还会延续。

改革着力何处？

欲打破改革的胶着状态，要害在于明确改革的重点。综合官方表述，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为：第一，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推进要素市场、资源价格、财税、金融、投资、科技等方面的改革；第二，按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推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第三，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第四，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要求，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第五，按照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求，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第六，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位一体”改革相协调的要求，加快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这些任务不可谓不宏大，方向不可谓不正确。但是，方向性的任务要落到实处，还需要找准具体的突破口，制定务实的解决方案。

在2008年3月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高声承诺：“在这五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应该说，温家宝总理准确捕捉到了改革的“七寸”。财政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对于亟须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先进国家的史实表明，财政改革完全可以成为宪政改革的务实、稳健的切入点。

财政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调整、优化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正本清源，完善分税制，改变现今的一税一议的低效、芜杂的分成办法，深化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预算规范、透明、民主化和法治化，把保障基本民生作为财政保障的核心。

然而，转眼一年将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仍“雪拥蓝关马不前”。2009年，这一提纲挈领之举若仍难以推行，则改革在今年难称有重大突破。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全球经济衰退，使得中国经济面临30年未有之困局，很可能导致这个领域的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加之有些人士因本轮国际经济危机，而对市场化改革方向产生动摇和质疑，同样重要的汇率、利率和资源等方面的价格改革，总体上也难见亮点。不过，延宕多年的燃油税改革陡然在2008年岁末推出，令人期待2009年改革能有更多惊喜。

在财政收入持续多年迅猛增加、2009年将大规模刺激经济之时，约束政府支出行为、强化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共识。学界有关承认、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呼吁高涨。当局理应对这些民意有所回应。

此外，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不必再以“敏感”为由曲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百端待举，中心还是推进民主。当前，应坚定地扩大县乡直选范围，扩大“公推公选”领域。议论有年的“党内民主”亦应早日付诸实施。为增强社会凝聚力计，早已不存在技术障碍的“阳光法案”宜尽早出台。2008年最后一天，新疆阿勒泰地区55名副县级以上官员在网上公布财产，此举令人寄予希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表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辨清三条路的认知前提，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警惕改革思想“返祖”

世界经济复苏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看到此次危机为中国带来的机遇。事实上，最大的机遇就在于坚决推动改革。

危中觅机，已在1978年改革发端和世纪之交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此次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国能有较完善的制度基础和较雄厚的物质力量，全拜前期改革所赐。在当前社会矛盾和灾难性事故多发之时，最大的威胁是苟且、侥幸心理，而出路就在“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2009年是中共执政60周年。可以预料，在对前30年与后30年历史真相辨析、成败反思、人物评价等方面，关注与争议势难避免。

吴敬琏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苗头：有些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已经被突破、被清理掉的思想，这几年好像又有回潮。他说，“人的思想往往有‘返祖’的现象”。这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在2009年这个关键的年头更应如此。

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说得更为具体：要对“文革”和“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彻底的批判，才能够看准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

2008年，虽然没有再度发生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但还是不断有人以不同的语义提出要“反思改革”。诚然，历史经验要系统总结，也要认真总结改革中的曲折与教训；但是，前提是让国民了解全面、真实的历史。只有牢记改革之由，才能获得改革新动力，并对改革攻坚阶段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估计。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杨哲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