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有力量的人？——《国民公敌》读后(Z)__左岸法苑--法律博客网站 www.fyfz...

一、“国民公敌”易卜生
    得闻易卜生，缘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此后，忽忽数载转瞬即逝，却一再与这位戏剧大师擦肩而过。“书非借不能读也”，近日从老友处借得《易卜生戏剧四种》，方才真正与这位“伟大的问号”亲密接触。
   “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易卜生曾有过这样的自白，他对自己的评价殊堪玩味。其实，提出问题，本就是一种答案，《国民公敌》的写作即是如此。在易卜生早些时候的剧作《玩偶之家》、《群鬼》出版、演出后，一些“正人君子”们交相谩骂、攻击，他们恶毒地指称易卜生是“国民公敌”。易卜生索性借此为自己的新剧名称，进行反讽式的回击。1906年，当易卜生与世长辞时，挪威政府为这位“国民公敌”进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在阳光下，“群鬼”们化为青烟而逝。
    先贤英魂不远，笔者这个后来人亦东施效颦，对《国民公敌》提出问题，希望读者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二、国民与人民

    笔者阅读的《国民公敌》剧本是潘家洵先生所译，译文流畅，堪称大家。然而，潘先生所译剧名为《人民公敌》，却令笔者不敢苟同。且先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是如何说：
   国民，具有某国国籍的人就是某国的国民。作为法律名词，我国和许多国家都称公民。
   人民，创造历史、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所有社会基本成员的总称。
   只要具有一国的国籍，就可以成为一国的国民。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因为公民权利的普遍化，国民与公民的内涵合二为一，这也是社会巨大的进步，所以在对比“国民”与“人民”两个概念时，我们不妨同义替换，看看“公民”能否等同“人民”？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长期受极左意底牢结（idedogy）的影响，“人民”这个概念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它是与“敌人”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政治术语，完全是根据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国民（公民）所作的区分，并且在不同时期它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着变化。吊诡的是，“人民”从来就不由人民自己决定——“人民”概念的提出本是为了与国民政府相对抗，其后又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人民异化成了“玩偶”。“国民”与“人民”，一字之差，却是千里之遥了。



三、从斯多克芒到阿斯拉克森
     什么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问题。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旁观者、业余者、捣乱者、流亡者、批判者、漂泊者；19世纪德雷福斯案中以写出《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与道义。然而，在深受俄国激进民粹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个政治动员、一个呼吁、一种号召，定义“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195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初中以上文化；从事城市艺术科学文化工作；脑力劳动者”。曾经的天之骄子，国之栋梁的大学生，现在被定义成“普通劳动者”，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有资格作“知识分子”了。也难怪，以前的知识分子“论道”，现在则被“技术化”，因为永恒而正确的“道”已经被意底牢结所确定，不再有能力定义自己的“知识分子”们，还能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吗？
    似乎是说远了，回到剧本，《国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的确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在发现浴场的用水被污染中毒后，立即向浴场管理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可惜，事与愿违，他那个当市长的哥哥为了经济利益坚决反对公布浴场的弊病，并且“命令”身为浴场医官的斯多克芒“放弃个人意志，服从集体利益”，为此事遮掩、撒谎。斯多克芒对哥哥的要求断然拒绝，于是有了下列对话：
斯多克芒：那条命根子已经中了毒！难道你疯了吗？咱们现在是靠着贩卖肮脏腐败的东西过日子！咱们这繁荣的社会整个儿建筑在欺骗的基础上！
    市长：这都是胡思乱想——也许还别有居心。像你这么个散播谣言，糟蹋本乡的人一定是社会公敌。
    斯多克芒本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同盟军——《国民先锋报》的编辑、自由派的领袖霍夫斯达和房产联合会主席、“结实的多数派”领袖阿斯拉克森。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斯多克芒的反对者。霍夫斯达本身是一个无良的投机政客，他是一个墙头草，一旦“东风压倒西风”，立即见风使舵，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对于阿斯拉克森的转向却不能不引起了笔者深刻的关注：
    不妨先分析一下阿斯拉克森的身份：阿斯拉克森代表的是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士绅阶层，他们起到一个对于政府的权力和普通民众权利之间矛盾的调和缓冲作用。阿斯拉克森所代表的“结实的多数派”和现在经常被提起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类似。在看待阿斯拉克森这样一个人物时，笔者以为不能进行简单的否定，而要具体的分析。从道德层面上讲，阿斯拉克森在最后关头赞成隐瞒浴场有致人疾病的祸患，并且同样赞成将斯多克芒定成“国民公敌”，这毫无疑问是要受到谴责乃至唾骂的；可是，在现实政治运作的层面上，阿斯拉克森无疑是“稳健”并且“务实”。试想，假如读者是该市的市民，会不会支持阿斯拉克森呢？浴场的经营对象主要是外地人，而改造浴场却要花费市民更多的税负。无论你是否承认，在不知“底线伦理”为何物的当代中国，阿斯拉克森的支持者不会在少数。时下社会流行一个大词叫“信仰缺失”，认为这是致使国人“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的原因，很多人对此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许，费希特在1792年写的《试评一切天启》能够给我们一种可能的解答：
    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的论断和无神论者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论断，在理论上同样是不可证明的；但道德的实现却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对上帝存在的信仰，道德就不可能实现。
    中国政治上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最好的挡箭牌，最有用的遮羞布！近来令国人震惊的“三鹿奶粉”、“黑砖窑”的一系列事件，再次证实了在政治运作中“良心”的廉价，地方政府往往更在意的是利益。斯多克芒一心维护真理，揭露浴场弊病的行为是笔者深深赞许的，他那勇者无惧的精神更是令笔者钦佩，也正因为此，斯多克芒终究只能是一位有良心的医生，无法成为他的哥哥那样的“维护地方利益”的市长大人。回想一下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斯多克芒到的的确确成为“捣乱者”与“流浪者”了。
    还是再回到《国民公敌》的剧本中来把。代表“多数派”，符合“民主”特质的决策，为什么反而变成是不正义的呢？易卜生发现了问题，但是对问题的核心——公权力的认识上却有所偏差。西方源远流长的宪政制度，就是为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对个人的保护，仅仅有“民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法治”来对少数人进行保护——单纯的民主是可以直通独裁的，这一点冯克利先生早有精彩的论述，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言了。历史上有名的“苏格拉底之死”，不正是举着为了代表多数人的城邦利益的旗帜吗？《国民公敌》中的情景与此差相仿佛，关键的问题就是法治的缺席，致使公权力——还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践踏本应坚守的底线伦理。



四、谁是最有力量的人？
    如果说，在对待浴场毒患的态度上，斯多克芒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维护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的话，他在霍斯特船长家的群众集会上的“一个大发现”：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则显得过于偏激。这种“无情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与肮脏”的话语是痛快淋漓的，可是一旦痛快过了头，事情就开始起变化。
    斯多克芒：多数派从来没有公理。从来没有！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须揭穿的一句社会上的谎话。多数派的分子是什么？是有智慧的人还是傻瓜？我想，大家一定同意，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占绝大多数。你们怎么能说，应该让傻瓜统治有智慧的人？（骚嚷叫骂）对，对，你们可以高声把我骂倒，可是你们没有法子把我驳倒。多数派有势力——可惜没有公理。只有我，只有少数的人，才有公理。少数派总是对的。
    斯多克芒的这番话很有意思，也是易卜生通过本剧表达的重要思想所在。这里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真理和公理的认定问题；二是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真理和公理的问题。公理可以归属为真理的一种，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而真理究竟是什么？划分真理的标准由是什么？这是历来各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无论真理是什么，斯多克芒认为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掌握真理，这种认识恐怕很难说是真理——笔者宁愿相信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不断的问题。
    其次，是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问题。斯多克芒说：“群众、普通人、平庸的人，是国民的精华——他们就是国民——一个没有知识、没受过培养的寻常人跟少数优秀知识分子同样有权裁判、批准、建议和管理。”究竟是大众政治还是贤人政治？这是历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毫无疑问，斯多克芒是主张精英政治的，甚至激进到“最可恨的是，这群蠢东西居然自以为跟我是平等的人，敢这么侮辱我——这件事我死也不甘心！”读至此处，笔者突然浑身起了一阵寒意，突然发现斯多克芒原来也可以是一个可怕的人！假如有一天他掌握了政权，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斯多克芒会以“真理代言人”的名义进行独裁！在本剧的结尾斯多克芒说：“我发现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孤家寡人，却正是中国帝王的自我称谓——这个比拟，当然是不当的，笔者并非怀疑斯多克芒的品性节操，可是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一定会被异化，而精英政治由于本身的性质往往有沦为寡头政治的危险——代表社会良心的斯多克芒医生会成为“老大哥”？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政治就是如此可怕。相反，大众政治（民主政治）虽然也有种种弊端，但是在法治的条件下，却能最有效的监督权力的行使。




五、结语：在中国语境下重温易卜生主义
   《国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拥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尽管他拥有“致命的自负”，可是，放在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依然不愧是一杆锐利的钢枪，将社会的黑暗刺破。“死守真理，以抗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这不仅仅是斯多克芒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放眼今日之中国，又有几个拥有有独立人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斯多克芒”呢？诚如傅国涌先生所言：“男盗女娼的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让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让你活得像余秋雨、张艺谋们，俨然是宫廷学者、御用导演，虽然皇恩浩荡，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了一个脊梁骨，终究摆脱不了奴才的命运。无限风光都在一个“奴”字，看不到一点人气。回望遥远的“五四”，灯火已熄，余烟未绝，我们今天重温“易卜生主义”，就是要重新点燃那盏灯。
    重新点燃那盏灯，生活在真实中，这，或许才是最有力量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