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新兴市场难以在后危机时期当全球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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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新兴市场难以在后危机时期当全球火车头 

中新社香港一月二十日电 (记者 周志彬)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楼继伟二十日表示,在经济困难时期,新兴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但中长期来说,也不能完全抵销西方国家的经济放缓。

楼继伟二十日出席此间举行的亚洲金融[2.81 1.08%]论坛作“全球经济复苏与新兴市场投资机会”主题演讲时表示,楼继伟表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虽然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要回到正常水平仍要一段较长时间,发达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长期处于低水平。而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要比其他地区更为丰富,因为新兴市场比发达市场更好地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新兴市场过去十年经济有强劲增长,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三升至百分之三十四,近几年新兴市场股市回报高于发达国家,故新兴市场股市亦成为全球投资者策略部署的重要部份。

不过,楼继伟指出,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引领了复苏,但其中短期增长不能抵销发达国家增长萎缩,难以在后危机时期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火车头。

楼继伟说,目前相当多的新兴市场都面对从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的挑战,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相信过程需时,国际间应加强合作,协助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发展。

对于外间关注中投未来的投资动向,楼继伟表示,中投在不同的货币、产品方面,都有一定的配置,未来将固守这些配置。他认为中投的资金来自于外汇储备,有优势也有劣势,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发展很快的经济体,不能投资国内对中投是不利的。不过,中投作为中国的主权基金,有中国概念优势,对外可多做一些直接投资,未来会特别关注亚洲的投资机会。

楼继伟表示,中投去年投资较多商品及房地产,主要对冲货币不稳定风险。他说,目前看不到美元会强烈下跌,但由于外界担心经济会出现更坏情况,所以对冲策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楼继伟又表示,目前中投七成资产由外部管理人负责管理,未来希望在效率较高的市场,可以争取更大自主权。

另外,楼继伟认为,近期美元弱势,已取代日圆成为新利差交易工具,令资金持续流入新兴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埋下风险。(完)  辜胜阻:后危机时代如何国民共进双赢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演讲。

辜胜阻: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如何实现国民共进双赢”,我们看到在2009年世界各国抗击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保八”成功。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发达国家很多是负增长,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和中国是正增长,印度GDP同比增速为5.6%,巴西是-1.7%,俄罗斯是-9.9%。与2009年相比,世界经济将有所好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10年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将由负转正,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由2009年的-1.1%转为3.1%。有人形象地指出,金融危机实际上好比是美国打喷嚏,欧洲生了一场病,中国洗了一个冷水澡,来得很汹,走得很快。2009年这个时候大家认为未来将进入冬天,经济形势严峻,2009年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但现在看来这个冬天已经过去。应当承认,我国经济“保增长”成效显著,但在这样好的成绩背后,我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却呈现出“五强五弱”的不均衡的情况,“调结构”任务依然艰巨。一是内需强劲外需疲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来看,2009年前三季度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是-46.7%,消费对GDP拉动是50%左右,投资的贡献超过了90%,也就是说消费的贡献正好和出口的贡献相抵消,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所以第二个方面的失衡就是投资效应很强,消费拉动比较弱。三是公共投资很强,民间投资很弱。四经济硬件设施强,社会软件设施弱,生产性投资较多,而消费性投资、民生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足。五是国有大企业强,民营小企业弱。目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以广州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60.3%,但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6%。有人认为,现在我国出现了房市、股市和车市构成的新的三驾马车。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73.4%,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24.5%。

经济复苏过程中,由于国企在4万亿海量经济刺激计划、天量信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机会优势,加上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国企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2009年是“国进民退”争论最大的一年。从历史上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关系呈现阶段性差异。第一阶段:1978-1989年,“民进”禁区被打破,私营经济得到认可并迅速发展。第二阶段:1989-1991年,清理整顿的阶段,一定程度上出现“民退”的现象。1992年到2004“民进”重新抬头,而且民营企业得到了大发展。2004年宏观调控又似乎有“民退”,2009年出现了“国进民退”大争论。有没有出现国长民消?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是走出危机的必须应急之策。在危机面前,必须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力挽狂澜保增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公共投资调整经济运行的外部时滞短、见效快、指向性强、乘数效应大,是短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对于稳定经济形势、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打个比方,像一个人走路一样,一条腿先迈,后一条腿跟上,不可能是两条腿同时并进,危机下首先需要用政府投资来拉动民间投资,所以“国进”和“民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调节经济发展周期波动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此,危机时期,我们应该承认“国进”的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期,经济再出发,很重要的是要实现“国民共进”。

2009年我去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对两百多个企业进行了调研,我发现民营企业在危机背景下有几大困难:市场萎缩、税费趋重、融资艰难、竞争不公、创新不足、责任加重。但国有企业经营形势相对较好。2009年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都由政府及国有企业承担。有人估计,民营中小企业只享受到其中5%左右的份额。所以中小企业在去年危机中,受伤最重,受益最小。如金融领域,2009年上半年7.37万亿元的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8.5%。同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也是偏向国企,因为国有大企业往往占据产业链的上游,在基础行业和关键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得到政府政策的重视。另外国有企业还有政策兜底。根据中国企业家信息系统调查表明,我国企业中有22%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而受调查企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

经济复苏中,房地产市场成为领头羊。这个领域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国进民退”现象。据统计,100多家大国企中,有70%房地产涉足面,2009年地价排在前10位的地块中,国有企业占8席。同时,2009年全国土出让金额达15000亿元,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房地产业外,其他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在家电领域,浙江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在家电下乡前占据了农村电冰箱市场50%以上份额,下乡一年后仅占20%。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汽车产业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产业重点发展的两个龙头企业也为央企。在并购领域,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2月底,地方与央企间的交易金额大概有7万亿之多,招商政策非常优惠。央企和地方政府联手起来了,实力更加强大。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三大顽症:门槛高、负担重、融资难。这在2009年表现的特别突出。一是门槛高。我国2005年出台了一个非常好的文件——“非公经济36条”,保障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但“非公经济36条”出台5年后,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玻璃门”是看得见,进不去;“弹簧门”是可以进去,但是最终会被弹出来。有人说,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存在“上面放,下面望,中间制造顶门杠”的问题。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准入门槛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两极分化。一端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好。另一端是一些行业中大量民营企业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利润微薄。这种状况使得企业家创业激情下降。2009年我调查的200多个民营企业当中,企业家创业的激情普遍下降。有很多私营企业主愿意过有钱有闲的生活,甚至把厂房出租或者是卖掉。同时,我国居民创业申请中存在注册资本要求高、审批程序环节多、要求严、费用高等问题,形成了很高的创业门槛。有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难中,“审批企业或立项难”占59.6%,居人为因素困难之首。二是负担重。首先是税收负担很重。数据显示,2009年1-8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利润和税收同比增长分别为1.6%、10.4%,利润增速不及税收增速。其次是税外负担沉重。2009年1-11个月,我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1%、27%,可能会加重民企的非税收费负担。而危机背景下政府的减税减费政策有些并未落实,“2009年长三角中小企业问卷调查”发现,“感觉自身税收没有变化”的企业比重达82.37%。有些企业讲,金融危机中本来需要政府“雪中送炭”,但他们却感觉税收越来越重。三是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问题,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都会重大轻小,嫌贫爱富。但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不仅受到规模的歧视,还要受到所有制的歧视。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风险很大、缺乏激励。银行不仅重大轻小,而且重公轻私,贷大不贷小,贷公不贷私。

后危机时代,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我们要采取以下对策:

一要降低准入门槛和创业门槛。要认真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国29条”,切实保障“两个平等”;进一步打破垄断,化解“玻璃门”和“弹簧门”,拓宽民间投资领域;要改革审批制度,简化注册程序,优化创业服务,降低创业门槛。

二要通过“多予少取”的扶持政策来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将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要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农业是弱势产业,所以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城市经济中,中小企业也是弱势群体,应该像农业一样受到财政和金融的大力支持。

三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放开民间资本的金融市场准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问题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首先要解决民营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要加大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要构建我国股票市场的金字塔体系,除了创业板、中小板,还要大力发展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尤其要推动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发展。在间接融资体系方面,当前要完善各层次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服务职能,加强大中型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分工协作和金融创新,保证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要创新担保机制,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例如阿里巴巴[17.82 0.11%]网络联保模式,有效分担了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成效显著。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帮助2000家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了逾30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1.08%,远低于银监会公布的1.77%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其次,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公共服务。当前,要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政策性担保基金、专项基金和完善政策性服务等途径,提供融资的扶持。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我认为二者应该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未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要分工协作,机遇共享,实现互利共赢。国企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避免与民争利。要逐步消除行政垄断,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在产权上促进资本融合,使国企和民企相互参股。要在政府投资上形成机遇共享,通过BOT、BT等多种形式,实现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大项目共同参与。

我的结论是,后危机时期要重点保障国企和民企,政府与市场协调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危机时期,靠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是不够的,必须靠政府、银行强有力的干预,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但后危机时代,很重要的是要让民间资本及时跟进。第二,国民协调共进要解决中小企业门槛高、融资难、负担重三大难题。政府要采取网开一面的扶持政策,少取多予。第三,国企和民企的问题实质上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问题,国民共进最重要的是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企业生态。  李克强在瑞士知名企业家见面会上的演讲全文 

中新网1月27日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5日在瑞士苏黎世出席了瑞士经济协会举办的与知名企业家见面会并发表了题为《坚持互利共赢 深化经贸合作》的演讲。

全文如下:

坚持互利共赢 深化经贸合作——在与瑞士知名企业家见面会上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

尊敬的比勒尔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在瑞士经济和金融中心城市苏黎世与各位来宾相聚。在此,我谨对比勒尔主席和瑞士经济协会以及瑞中经济协会,对瑞士各位知名企业家和各界人士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瑞经贸关系发展、增进中瑞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瑞士是经济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产业优势。经贸合作是发展中瑞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持续动力,在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共同努力下已结出丰硕成果。一是双边贸易不断扩大。瑞士的优质名牌产品深受中国用户和民众青睐,中国的物美价廉产品越来越多地为瑞士消费者喜爱。二是投资合作不断深入。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外资来源国之一。瑞士一批知名企业在华设立了生产基地。中国企业在瑞士能源、电信、软件等领域的投资活动取得积极进展。三是技术引进不断加强。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技术引进来源国。中瑞双方的技术合作,推动了中国传统产业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为瑞士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机遇。中瑞已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2009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瑞双边贸易额总体下降,但在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拉动下,中国从瑞士进口降幅只有2.6%,明显低于中国向瑞士出口32%的降幅。这既满足了中国市场需求,又扩大了瑞士商品出口。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瑞经贸合作平稳发展,是双方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说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们对中瑞经贸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瑞士地处欧洲腹地,许多跨国公司总部设在这里。中瑞经贸合作是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中欧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长期以来,中欧经贸合作全面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利合作格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先后派出10批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欧洲国家采购商品和扩大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中欧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中欧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但我们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机遇大于挑战。中欧深化经贸合作是需要始终不渝坚持的大方向,双方应在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过去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决策,全面实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7%,好于年初预期,居民收入较快增长。这些成效是在外需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取得的。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国内经济运行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谋划因应之策。我们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注重改善民生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将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创新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外资投向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和科技创新领域。为此,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投资环境,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女士们,先生们!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重大发展机遇,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使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中瑞和中欧经贸合作,有利于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发展,有利于拓展双方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提升双方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实现互利双赢。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深化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同瑞士等欧洲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应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积极推进中瑞自贸协定联合可研,为尽早启动谈判做好充分准备。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更加合理、均衡的结果。我们欢迎瑞士等欧洲企业更多地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也将继续支持中国企业到瑞士和欧洲投资兴业。

第二,深化金融领域合作。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瑞士等欧洲国家拥有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和监管体系以及成熟的资产管理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双方应继续发展金融领域合作。当前,应进一步发挥中欧财金对话和保险监管对话等机制的作用,着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第三,深化节能环保合作。这是双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中国政府在实现大幅度节能减排的情况下,提出了到202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瑞士等欧洲国家拥有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面。我们应加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的研发合作,使其成为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新亮点。

第四,深化高新技术合作。瑞士等欧洲国家拥有全球重要的科研力量,在许多领域处在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注重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应继续落实《中欧科技伙伴关系计划》及《中瑞科技合作联合声明》,积极推动中瑞和中欧高新技术合作取得新的进展。希望瑞士等欧洲国家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构到中国落户,为发展双方经贸合作增添新的强大动力。

第五,深化中小企业合作。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双方应加强中小企业在科技研发、信息网络、文化创意、工业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创立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挥中欧中小企业政策对话、中瑞合作基金等机制作用,在资金融通、技术转让、市场共享、人力资源开发上相互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是中瑞建交60周年。60年来,中瑞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同瑞士的友好合作,中国人民一向对瑞士人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瑞士是首批承认并与我国建交的西欧国家之一;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瑞士一些知名企业创造了中外合资合作的多项第一;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瑞士政府在欧洲国家中较早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两国签署的《中瑞关于加强对话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中瑞关系未来发展确定了指导框架。在东方文化中,60年被称为一甲子,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在座各位都是瑞士经济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中瑞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有待于你们来实现。我深信,只要大家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把握机遇,凝聚共识,务实行动,中瑞经贸合作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