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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进酒楼 多跑书店来源：红网　作者：阳卫国　发布时间：2009-09-08　　今年上半年，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万名党政干部读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干部均有读书的爱好和愿望，但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因 “工作忙”和“应酬多”抽不出时间读书而困扰，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每周读书时间在3小时以下，大大低于中国人平均每周读书时间8.1小时。与此同时，《中国报道》杂志也策划了一期“官员读书”专辑。该刊记者在对数十名各级官员进行读书状况调查时，有半数以上官员坦言：白天要开会，晚上有应酬，哪里有时间读书？           
　　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官员的读书状况，无疑对全社会具有示范和表率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人民论坛》和 《中国报道》两家杂志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其实，中国古代的官员阶层向来有着浓厚的读书风气。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甚至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其官员阶层的读书风气能超过近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阶层。”确实，“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那时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寒窗苦读而走上仕途，建立功业，可以说，读书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比如，“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无一不是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近代湘人曾国藩，既是扭转时势的一代重臣，同时也是满腹经纶的大儒。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局势最为紧张、随时有性命之虞的时候，他都坚持每天读书。
　　我们党长期有着重视读书、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中，尽管文化程度高低有别，但他们都极其重视学习、爱好读书，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之无愧的读书楷模和典范。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有半年时间成天埋头在长沙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读书，后来他回忆自己那时“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即使在敌人大军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他也随身携带着马列著作阅读学习。毛主席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学习英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那满屋子夹着纸条的线装古籍，成为向世人展示一位大国领袖和历史巨人形象最引人注目的背景。毛泽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据医疗护理记录，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还看书、看文件达11次之多，时间共计2小时50分之久。
　　新一代领导人同样在读书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2008年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古罗马恺撒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腰封上印着 “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另一本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腰封上则印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温家宝总理2007年月11月访问新加坡提及 《沉思录》一书时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读。”后一本《道德情操论》，有人统计，温总理至少有五次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推荐过。在200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温家宝总理特意来到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大家交流读书的体会。他语重心长地说：“读书不仅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而且关系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与我们的前辈相比，如今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在年轻干部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干部占了相当比例。读书的条件也比从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从《人民论坛》的调查结果来看，为什么当前干部的读书风气和状况反而不容乐观呢？也许从调查本身可以找出部分答案。在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干部读书风气不浓的原因在于“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和 “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欧阳修曾有利用枕上、马上、厕上“三上”读书的佳话，所谓“工作太忙”，很多时候不过是好听的借口和托词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干部面临着许多新的诱惑，如果没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更有少数干部，几乎与书本“绝缘”，长年热衷于觥筹交错，沉湎于灯红酒绿，在书店里永远也别指望见到他们的影子。
　　一种悄然出现的 “新读书无用论”甚至“读书吃亏论”，也影响了部分干部读书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指出的：“有的干部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了，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关系，书读多了反而适应不了社会，照书上的道理做会吃亏。”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干部的提拔重用不是凭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靠迎来送往、推杯换盏编织自己的关系网，靠请客送礼、吹牛拍马来获取升迁。“学而优则仕”变成了“拍而优则仕”、“干 (工作)而优则仕”变成了 “干 (杯)而优则仕”。尽管这只是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如不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防范和治理，就可能损害和毒化干部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
　　以“营造读书氛围，倡导学习风气，提高市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为宗旨，每年9月由株洲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株洲读书月”自2007年以来，连续成功举行了两届，已经成为株洲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在策划今年的第三届株洲读书月系列活动时，我提出可否考虑以“我与书店”为题目，面向全国开展一个征文活动，凡与书店有关的逛书店购书，或从事书店业工作的人物、经历、故事、感悟均可成为征文内容。这一提议当即得到了组委会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征文启事在媒体刊登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稿近两百篇。这些文章的作者尽管地域不同，身份各异，但都对读书、对书籍、对书店怀有一腔共同的热情，他们无疑都是营造书香社会所赖以依靠的中坚力量。现在，“我与书店”征文的获奖作品就要由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了，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我愿意用几句话，与所有爱读书、爱逛书店的朋友，或者即将爱上读书、爱逛书店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一样的机关干部，互相共勉：少应酬，多读书；少进酒楼，多跑书店；少聚牌桌边，多坐书桌前；少沾烟酒味道，多添书香气息！(本文系第三届株洲读书月“我与书店”征文获奖作品集《我与书店》一书的序言。) 　　今年上半年，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万名党政干部读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干部均有读书的爱好和愿望，但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因 “工作忙”和“应酬多”抽不出时间读书而困扰，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每周读书时间在3小时以下，大大低于中国人平均每周读书时间8.1小时。与此同时，《中国报道》杂志也策划了一期“官员读书”专辑。该刊记者在对数十名各级官员进行读书状况调查时，有半数以上官员坦言：白天要开会，晚上有应酬，哪里有时间读书？           
　　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官员的读书状况，无疑对全社会具有示范和表率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人民论坛》和 《中国报道》两家杂志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其实，中国古代的官员阶层向来有着浓厚的读书风气。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甚至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其官员阶层的读书风气能超过近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阶层。”确实，“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那时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寒窗苦读而走上仕途，建立功业，可以说，读书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比如，“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无一不是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近代湘人曾国藩，既是扭转时势的一代重臣，同时也是满腹经纶的大儒。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局势最为紧张、随时有性命之虞的时候，他都坚持每天读书。
　　我们党长期有着重视读书、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中，尽管文化程度高低有别，但他们都极其重视学习、爱好读书，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之无愧的读书楷模和典范。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有半年时间成天埋头在长沙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读书，后来他回忆自己那时“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即使在敌人大军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他也随身携带着马列著作阅读学习。毛主席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学习英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那满屋子夹着纸条的线装古籍，成为向世人展示一位大国领袖和历史巨人形象最引人注目的背景。毛泽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据医疗护理记录，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还看书、看文件达11次之多，时间共计2小时50分之久。
　　新一代领导人同样在读书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2008年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古罗马恺撒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腰封上印着 “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另一本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腰封上则印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温家宝总理2007年月11月访问新加坡提及 《沉思录》一书时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读。”后一本《道德情操论》，有人统计，温总理至少有五次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推荐过。在200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温家宝总理特意来到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大家交流读书的体会。他语重心长地说：“读书不仅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而且关系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与我们的前辈相比，如今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在年轻干部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干部占了相当比例。读书的条件也比从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从《人民论坛》的调查结果来看，为什么当前干部的读书风气和状况反而不容乐观呢？也许从调查本身可以找出部分答案。在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干部读书风气不浓的原因在于“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和 “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欧阳修曾有利用枕上、马上、厕上“三上”读书的佳话，所谓“工作太忙”，很多时候不过是好听的借口和托词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干部面临着许多新的诱惑，如果没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更有少数干部，几乎与书本“绝缘”，长年热衷于觥筹交错，沉湎于灯红酒绿，在书店里永远也别指望见到他们的影子。
　　一种悄然出现的 “新读书无用论”甚至“读书吃亏论”，也影响了部分干部读书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指出的：“有的干部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了，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关系，书读多了反而适应不了社会，照书上的道理做会吃亏。”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干部的提拔重用不是凭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靠迎来送往、推杯换盏编织自己的关系网，靠请客送礼、吹牛拍马来获取升迁。“学而优则仕”变成了“拍而优则仕”、“干 (工作)而优则仕”变成了 “干 (杯)而优则仕”。尽管这只是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如不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防范和治理，就可能损害和毒化干部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
　　以“营造读书氛围，倡导学习风气，提高市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为宗旨，每年9月由株洲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株洲读书月”自2007年以来，连续成功举行了两届，已经成为株洲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在策划今年的第三届株洲读书月系列活动时，我提出可否考虑以“我与书店”为题目，面向全国开展一个征文活动，凡与书店有关的逛书店购书，或从事书店业工作的人物、经历、故事、感悟均可成为征文内容。这一提议当即得到了组委会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征文启事在媒体刊登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稿近两百篇。这些文章的作者尽管地域不同，身份各异，但都对读书、对书籍、对书店怀有一腔共同的热情，他们无疑都是营造书香社会所赖以依靠的中坚力量。现在，“我与书店”征文的获奖作品就要由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了，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我愿意用几句话，与所有爱读书、爱逛书店的朋友，或者即将爱上读书、爱逛书店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一样的机关干部，互相共勉：少应酬，多读书；少进酒楼，多跑书店；少聚牌桌边，多坐书桌前；少沾烟酒味道，多添书香气息！(本文系第三届株洲读书月“我与书店”征文获奖作品集《我与书店》一书的序言。) 上一篇： 云南临沧市对近年来各级中心组学习情况进行督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