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月刊上刊载的林语堂话剧《子见南子》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1916年以前，学校风气很腐败。学生年龄大，一般地穿长袍马褂，也有穿西装的。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除少数用功读书以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

    1916年冬，蔡元培来当校长。蔡是前清的翰林，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到校后不久，宣布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人各发挥所长，提倡自由讨论。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各种学派都可开课，各种思潮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辩论。他所聘请的教授，包括各种倾向的人物，既有激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的信徒胡适；有讲佛教哲学的梁漱溟；有穿着清朝袍褂、拖着长辫子的封建遗老辜鸿铭。我在北大时，听过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的课，何炳松讲西洋史。我曾向李大钊建议把何的讲稿印成讲义，向听课的同学分发。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武术会、数理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论衡》。各种社团、刊物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对全国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1918年10月，红楼盖好，我们搬过去，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有一天，《日刊》上登载两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改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文章；一篇是林琴南坚持用文言、反对白话文的文章。这是蔡元培用行动贯彻他的自由讨论主张的表现。我记得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者只好向隅。

    这样，就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和北京学生会晤。经过几天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反动统治当局请愿运动。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五四爱国运动是由山东问题直接引起的。1897年德国强占我胶州湾，辟青岛(初称胶澳)为商埠。1914年欧战开始，日本乘机占领青岛，企图独吞中国。袁世凯想在日本支持下当皇帝，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将修筑高徐、顺济两铁路的权利让给日本。

    1918年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参战的战胜国，要求废除对德条约，收回青岛和山东主权。但日本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要把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继承。那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妥协退让，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因而在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北京学生原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5月3日晚上，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1000多人的大会，也有外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提前于5月4日(星期日)举行游行示威。第二天上午又经各校代表在法政专科学校商议了游行步骤。下午，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及其他群众不下5000人，齐集天安门前。我和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行列中，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旗帜，群情激昂。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使馆界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沿途并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游行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外国兵的阻拦，乃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说帖》。队伍折向外交部，又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进入。我冲进院里时，抬头看到大厅前沿挂着“大总统颁”字样的横匾一方，匾上题的什么字，我没顾得看。进入厅堂，看到铺陈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群众在极度愤怒下，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我就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在段祺瑞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的指挥下，军警逮捕了还没走散的学生30余人，其中有北大的易克嶷、许德珩、杨振声等。

    由于游行学生被捕，又展开了罢课斗争。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这个组织在此后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运动，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国的学校都唯北大马首是瞻，所以有一个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6月3日，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大举逮捕学生，关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这就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罢课。

    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高潮，犹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至此，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令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时，我出于爱国热情，特别由于我是山东人，五四运动直接由山东问题引起，所以我曾积极地参加了游行、宣传等活动。在运动前后写过九篇文章，分别刊登在《新青年》、《新文学》、《新潮》等刊物上。现在还能记起的：在《新青年》上我写的是《金钱的崇拜》，在《新潮》上我写的是《如何思维？》，在《新文学》上我写过一篇《新唯实主义》。

    在当时，我对于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还没有清醒的认识。1919年冬我留学美国，11月间到芝加哥大学报到注册。该大学教务处的员工知道我是中国北京大学来的，都大吃一惊。他们说：“北京大学校长是国民党人，推倒清朝专制王朝，现在又打伤了北京政府的三个部长，真是了不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当时的美国文化界有很高的威信。那时一般人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版税每元抽一角五分，独蔡元培的著作，每元抽版税三角，因为他的著作一出版，外国人马上就会翻译过去。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比较政治”课的教授查理·茉利安有一次对我说：“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生活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号召全国，推倒政府，夺回土地，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五四运动在美国反应的强烈，在国内是体会不到的。

    1921年冬，我在法国留学。1922年太平洋九国会议讨论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时，要中国与日本在会外单独协商，中国与日本各派代表七人。国内打电报叫我代表山东学生，力争不准中、日会外单独协商，要由大会通过。我和段锡朋、童冠贤、罗家伦、吴之椿等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向中国出席九国会议的代表团的请愿游行。学生们堵住中国公使馆的门口。我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及代表顾维钧等说：“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今天就不许你出这个门。”施肇基说：“你来参加当一个代表好不好？”我当时一只手插入衣袋，美国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围起来。施肇基对警探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散开吧。”

    我在欧美留学七年，1926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二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经济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经常出席由鲁迅主持的教务会议。1927年夏，中山大学的领导权已被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朱家骅等窃夺。作为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朱家骅、傅斯年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那时，鲁迅支持中山大学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但朱家骅对学生组织这样的学习活动采取抵制态度，为此事曾有过一场辩论。鲁迅在教务会议上讲话说：“我是主张学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动自由、组织自由的，这是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传统。”鲁迅的意思是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火烧赵家楼，提倡科学和民主；当时北大有《新青年》、《新潮》派，也有《国故》、《学衡》派，学术空气很浓，学生运动活跃，难道我们现在办中山大学还不如那时的北京大学么？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要中大倒退十几年吗？朱家骅却说：现在国共合作，和那时候不同，那时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的教育就要有领导地进行。鲁迅反驳说：我们按照三大政策办教育，又和三大政策有什么冲突呢？五四时代的学生活动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学生的进步活动，则防止新的封建统治。三大政策就是防备军阀统治的再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抓走了好几百中山大学学生。鲁迅在当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朱家骅知道后也参加了，校长戴季陶没有参加。到会的不一定是主任，也有教授。我参加了这个会。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面担保他们出来。”朱家骅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驳斥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罢工罢市。那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为什么不营救他们呢？”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在那样情形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鲁迅有办好中山大学的愿望，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形势突变，他的愿望不能实现，就决定辞职了。

    1928年，我回到山东任省教育厅长。1929年，正是五四运动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省立第二师范公演《子见南子》话剧的事件。第二师范所在地曲阜，是孔丘的家乡，有孔林和“衍圣公府”。孔氏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第二师范于这年6月排演了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刊载的林语堂所编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轩然大波。孔氏家族认为是亵渎了他们的“宗祖”，向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控告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国民党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来山东查办。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为维护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尊崇孔丘，明令规定每年孔丘诞辰要举行纪念。那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极右分子张继陪同帝国主义分子、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到曲阜参观，受到孔府的隆重款待和珍贵馈赠，他们也给孔府撑腰打气。这时适逢孔祥熙陪同蒋介石路过济南，孔叫嚷“要严办公演《子见南子》事件”，因此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任教育厅督学，后任高中校长。鲁迅曾将此案始末辑人《集外集》中。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阶段，《子见南子》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

    1948年，我当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曾到赵家楼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尚未盖房。回忆五四时的情景，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时，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了。许多小报的记者问我作何感想，我说：“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游行示威运动。学生运动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就自然平息了。”从那时起，我已觉悟，我的前半生弯路不应再走下去了，决定辞职不干。1948年冬，我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运动。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指导下，才真正给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对台湾广播14次；经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稿约4万字；编中法字典、编德语文法400页；出版了《天文学与天体照像学》(从俄文版译的)、《卡尔·马克思》(译自德文青年读物)、《保罗·郎之万》(译自德文本)、《西藏纪行》等译著。共写、译文章48篇。（完）(1979年5月 尚传道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