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地缘政治格局与欧亚互动的世界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5-12-29 15:02: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所谓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关系，在近现代史中，对欧洲大陆而言，是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关系；对英国而言，则是与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关系，而组构这些关系的原则，则是大陆的地缘均势原则。
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确保大陆国家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 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黎塞留（1585—1642）、拿破仑（1769—1821）、梅特涅（1773—1859）和俾斯麦（1815—1898）均是推行均势外交的大师。梅特涅是以强大的中欧为支柱，联合英国，团结普鲁士，对沙俄若即若离，其目标是建立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为孤立法国，防止两线作战，俾斯麦的均势结构是联合德、俄、奥三皇同盟。但由于英国所处相对超脱的地理位置，均势外交理论和实践相对圆熟。美国崛起后，美国政治家全面继承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源于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欧洲使西欧与俄国相互制衡，在西欧则是德法制衡等；在亚洲是中、俄、印、日等国相互制衡。
在地缘均势战略的运用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拿破仑。如果说，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等利用均势手段创造的只是有利于本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话，那么，拿破仑则利用其均势手段创造了一个时代，即多极化时代。
拿破仑时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获得独立后的美国，则始终是平衡英法关系的砝码。拿破仑不仅如前所述从军事和经济上考虑打败和封锁英国，而且他还通过人为制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来最终削蚀英国。
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表示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英法关系再度恶化。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
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当时法国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之间拥有面积82.8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美国13州全部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总面积为32万多平方英里。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一夜间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力量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资料证明这是拿破仑当时的考虑，但这确是拿破仑迅速决定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后所造成的事实。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尔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纳州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拔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
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1814年，美英战争形势对英国有利，拿破仑在欧洲也是败局已定。8月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8日，英国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 的要求——这与今天美国支持达赖分裂中国西藏的作法何其相似。只是由于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但英并未最终放弃分裂美国的意图。1860年11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又有六个州步其后尘。1861年2月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公开打出分裂旗帜。由此爆发美国南北战争。5月13日，英国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步骤。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金钱、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英国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与今天美国在中国台海之间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 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促成一个强大的美国可以此牵制英国，这在当时欧洲大国中有着较多的共识。
与拿破仑一样，沙皇俄国也曾对美洲有着强列的扩张野心。早在1799年就成立“俄美公司”殖民机构。计划将俄国控制范围从俄属阿拉斯加扩张到加利福尼亚。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白令海航行敕令》，宣布俄属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在北纬51度，规定在北纬51度以北的沿岸100海里以内的地区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航行。俄美关系曾为此一度紧张。1853年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到英法联军的打击，俄英关系严重恶化。这促使俄国“希望强大、统一的美国成为抗衡英国的力量”。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由此美国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后半叶，当美国成为唯一可以主导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时，当年阴险狡诈的英国人却成了美国铁杆朋友，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坚定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并“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热情欢迎和招待” 的俄国人，这时却成了美国人的死敌。当然这是后话，这里要表明的是，自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后，美国就注定成了英国世界霸权的克星，以至最终取代了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不仅是地缘政治大师，同时也是多极化运动最初的缔造者。
今天美国人也在学习当年英国对付他们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也用老英国的大陆均势手段来对付亚洲大陆。美国既不希望中国真正崛起，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彻底垮下。因为这样就会打破亚洲大陆均势格局。
但是我们更应注意到，今天的欧洲也从美国的单边外交中感受到了当年英国对欧洲的压力。“9·11”以来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欧洲施加压力并受到欧洲人的抵制。在《京都议定书》、TMD，特别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等问题上，布什根本不体谅欧洲人的感受，欧洲人明显感到压迫。 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重建问题上，欧美矛盾表现明显。这将迫使欧洲人再次重复他们当年反抗英国压迫的方法：在美国西部地区再造一个牵制美国的力量。这个力量目前看那就是中国。看来现在欧洲人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条道路。除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之外，欧盟日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5年、1998年和2001年，欧盟分别发表《中欧关系长期政策》、《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声明的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措施》等一系列对华战略文件报告，这些都是欧盟对华政策自1989年以来转变的重要标志。2003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未来三年对华关系题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战略文件，该文件，阐述了未来三年内欧盟对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与短期战略发展框架。文件中包括了加强对华关系的六个主要方面：欧盟与中国共同承担的责任；支持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加强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计划；提升欧盟在中国的形象和改善双边对话机制，在提高对话水平的同时注重对话质量。 作为回应，10月13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表明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的愿望。10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表示，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是对进一步加强欧中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欧盟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方在这一文件中提出的建议。 “9·11”后，在对待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方面，欧洲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双方的国家利益所致，另一方面双方也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与当年欧洲希望美国强大一样，现在欧洲也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从西边牵制美国以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这是欧洲古典地缘均势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宏观运用。
由上可见，欧亚联合与当年欧美联合一样，本质上都是产生于多极化历史进程中的国际民主诉求的天然反映，其历史意义无疑是极其伟大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