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2008-04-25

       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卢麒元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基础定义为，稳定持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在信息采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明确全球经济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策略。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进行方法的优化。我们必须在方向上、路径上、方法上、时间上恰到好处，确实做到系统的、可控的、有效的实施经济管理。

    一，关于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深刻的指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生产力的含义是什麽？可以确定地讲：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一个营业额的概念。营业额的增加一般而言是好事。但是，GDP与生产力提高没有必然联系。贱卖资产就可以提高营业额，但是并不能提高生产力。一定的营业额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并不必然可以增加总国民福利。所以，以GDP为发展指标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那麽，什麽是生产力指标呢？应该是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 缩写ROE）。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ROE的稳定持续增长，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稳步提高。GDP的局限性在于，作为营业额指标，它无法真实表达财富的变动。一间商店，销售额（GDP）增加，成本费用也增加，不一定赚钱，甚至会赔钱。资产的价格重置和内部交易均表达为GDP增加，但是实际财富并未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因素，GDP很难真实还原，常常会显示出迅速增长。这对经济政策会形成强烈的误导。

    波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抓住了要点：人力资源和资本。这两个要素是决定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美国敢于放弃传统产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就算拥有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没有人力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生产力水平是无法提高的。相反，GDP的增加只能是转移或输出财富。俄罗斯和中国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十分重要。逻辑基础错了，政策一定出现偏差。

    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不是GDP。而是ROE。当经济政策依据GDP进行长期战略部署时，国民经济必将陷入严重失衡。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印证了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错误。

    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由改变经济政策的逻辑基础开始。

    二、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

    1，美国发展的思路。

    英美的思想家们十分明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美国始终不渝的高度重视“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从历史角度观察，英国和美国从来不将经济增长指标（GDP）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事实上，美国的ROE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接近20%）。中国的ROE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有趣的是，在1978年之前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ROE水平并不低（估计在10%附近）。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人力资源”。人力就是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了智力和体力。其中，最根本的是智力。智力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就国家整体智力而言，意味着高素质移民流入、教育水平、信息技术、资讯流动速度等的总体能力。

    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资讯技术不是偶然的。科网股泡沫是一次伟大的实践。美国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人力资源”载体。不仅如此，美国高度重视人口政策。酝酿多时的美国移民法案在2007年5月17日推出，它将成为美国41年历史上对移民体系最重要的修改。美国康乃尔大学兼职法学教授，移民问题专家斯蒂芬·耶尔-劳尔说：“这个移民法案是一个里程碑（landmark）式的协议”。新的移民政策，将加快吸收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人力资源），形成新的资本增加（无偿流入）。新移民政策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极为可怕，人才与资本的双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衰退，阿根廷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必须反思30年来的人口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中国不能长期无偿输出人力资源。“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金融寡头清楚地知道“提高生产力的资本”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使资本进入高附加值产业。美国的金融资本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水银泻地般渗入到全球高附加值资产当中。中国的优质资产已经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美国金融资本持有（应该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资本退出本国优质资产后，正在迅速转换成为贬值资产（美国国债）和低附加值资产（劣质股权）。中国必须认真吸取日本教训，当年日本投资者将“剩余资本”大规模投入低附加值不动产，如帝国大厦等，资本“不能提高生产力”，最终沉没。中国现在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剩余资本”（1.65万亿美元），其去向值的高度关注。中国巨额“剩余资本”是源于僵化的汇率政策，是甚为滑稽的“剩余资本”。顺便提一句，美国启用鲁宾、保尔森等金融寡头管理国家经济，绝非偶然。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个概念：什麽是未来的高附加值产业？那就是能源革命带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

    很多人奇怪，美国财长保尔森先生为什麽如此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美国人已经将环境问题列入各种国际对话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中美战略对话的首要问题。美国将在各种国际立法中逐步推动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环境法案。保尔森等甚至推动建立“世界环境银行”。这将为美国由能源革命延伸出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奠定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今后,企业的环保标准,产品的环保标准,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环境问题，将会是继知识产权问题之后，美国人的另一只大棒。中国粗放型工业及其产品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汽车制造业，就将面临污染零排放的挑战。

    美国最大的化学品公司杜邦公司已经成为提供种子等生物产品的生物工程公司；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通用公司，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生物能源和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已经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的美国资本，正在迅速占领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这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等战略产业。

    要注意这个趋势，在牢牢占领科技和法律制高点之后，美国将运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科技手段，重新恢复传统产业。

    2，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回到具体的经济政策层面。

    美元不断的减息行为，导致美元汇率的贬值，导致全球资产和商品的重新定价。重新定价的含义，就是资本实现重新配置的过程。

    请注意，自然资源开发和不动产的升值将会冻结和沉没次发达经济体系的资本。从而历史性的降低次发达经济体系对于“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投入，从而无法提高全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彻底失去未来高附加产品的基本定价权，从而失去在本世纪内优先发展的权利。其中，房地产的高昂价格将大大提高劳动力生产成本，极大的沉没社会资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

    美国次级按揭风暴，本质上是美元资产价格的价值回归。次按风暴对美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呢？一个人有63元钱，丢了0.7元，这到底有多严重呢？拥有63万亿美元资产的美国，承受7000亿美元的次按损失并无任何问题。相反，次按风暴引发金融资本重置，使非盈利性资产（包括国债）规模得到有效压缩，国民信贷消费规模将受到合理制约，资本将重新流入高附加值资产。就GDP而言，美国可能会有下滑（所谓的衰退），但是ROE将会继续提升。最迟不会超过18个月，美元将结束贬值周期，重拾上升轨道。事实上，美国人即不介意GDP，也不惧怕CPI，他们减息和注入流动性的目标指向，是顺利完成资本重新配置。

    美元贬值将相对降低本土资产和人力资源价格，从而“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强化竞争优势。最终，美国将确保强美元的历史性地位。用不了多久，美国金融资本就开始新的一轮“抢粮、抢钱、抢地盘”。中国的优质资产仍将是美国金融资本掠食的重点。不存在美元崩溃的可能性。也不会出现替代性国际结算货币。

    相对应，非美元货币（例如人民币）的升值，将相对提高资产与商品的价格，将极大地提高占有和交易的成本。使有限资本冻结和沉没（流动性紧缩）。形成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投机性资本将会在未来18个月内，从高估值货币体系溢出，重新进入美元资产。

    所以，美国经济在完成贬值过程后（18个月之内），将重新进入上升周期。欧洲和日本将长期处于缓慢增长过程。全球经济将会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的过程。并不存在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3，中国的处境。

    中国会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影响下，开始资产和商品价格的重置。这一过程中，各种资源会大规模重新配置。经济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不过，总体上讲，利大于弊。如果借此机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国将迎来经济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然，如果继续失衡和扭曲，中国经济将陷入滞胀的困境。

    就短期而言，中国仍可保持低成本和大集群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不会受到严重威胁，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的科技和管理进步的速度缓慢，无法冲抵汇率和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中国总体管理水平低下，产业升级缓慢，也无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序列。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当汇率和成本快速上升，与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同步的时候，会引发投机性资本溢出，可能会带来短期波动。中国要高度重视外汇管理问题。

    非常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资本和中国资产的流动问题。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错误判断中国资产的价值，我们仍然在将中国优质资产低价转让。由于，中国上市和未上市优质资产总额绝对值被严重低估（不超过5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资本最多只需要2万亿美元，足以控制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以区区2万亿美元控制“世界工厂”，这当然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然而，中国的管理层似乎种了魔鬼的毒蛊。他们仍在继续让中国资本退出资产市场，迅速扩大奇怪的“国家剩余资本”，并引导“国家剩余资本”购买持续贬值或低附加值海外资产。

    很有意思，有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有“人口红利”；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竟然相信“后发优势”；有些经济学家不遗余力推动单边资本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应该长期出卖廉价劳动力；我们应该长期贱卖自然资源；我们应该贱卖全部优质股权。即长期固化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包身工的角色。这倒让我想起一句话：买办买办，不卖怎麽办？

    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OE长期处于极低水平。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必须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维持GDP高速增长。于是，我们长期采取压低要素价格的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形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国际资本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在制度扭曲的前提下，必然成为国际资本与官僚资本对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夺。经济政策不可避免沦为剥夺的工具。经济发展的结果就自然成为经典的拉美模式。所谓拉美模式，就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态，一旦达到极限，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就会退出，从而形成长期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极权。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只能接受带有附加条件的资本输入，从而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关于中国经济拉美化问题，沈思玮教授等经济学家有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实际处于三大困境当中：

    第一，制度困境。

    为了以发展求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不可避免的选择速度优先的策略。

    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是在内外压力下进行的，是一次被动的市场化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制度与市场的匹配，始终处于滞后状态。速度优先的单边策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牺牲经济发展的质量。

    由于制度优化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存的制度性问题，成为中国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首要制约条件。

    中国的制度性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制度性歧视；制度性壁垒；制度性成本。

    必须清醒地认识，拉美化的真正症结，是制度问题。与经济政策没有必然联系。经济政策只是现行制度的技术性延伸。不能深刻认识这一点，无从谈及思想解放；无从谈及深化改革；无从谈及宏观调控。

    制度困境产生的深刻背景源于利益分配。依托于血统、阶级的经济利益占有逻辑，必然深刻的影响制度安排。

    第二，速度困境。

    中国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充分就业问题。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很难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无一例外需要投资拉动。吸引资本进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较高水平的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的形成，只能依靠压低成本，也就是压低要素价格。这就变成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为国际消费者提供巨额补贴。这种牺牲国民福利和变卖资源的做法有极限性，不可长期持续。一旦超越极限，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下降，甚至陷入衰退。所谓比较经济优势的理论是非常可怕的观点。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并要有清醒的认识。

    任何熟悉世界经济史的学者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能简单夸大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就本质而言，都是一种质量发展。是ROE的提高，而绝对不是单纯GDP的提高。其中，无论是通过暴力方式，还是通过资本方式，都是以较低代价占据他国财富的过程。这在本质上就是资源占有，就是价值占有。经济发展的速度GDP可以很神奇，但是，对于全国净财富增长，对于国民福利的提高，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中国经济的质量提升带来历史性机遇。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中国有机会由速度发展模式过渡到质量发展模式。

    问题是，质量取决于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对此我们仍然缺乏认识，不够重视。

    第三，政策困境。

    在未充分市场化经济体系中，经济政策使用极为困难。困难表达为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导向；政策目标的错误定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政策执行的随意性；政策效果的时间性。

    政策制定者并不必然维护市场理性和整体国民利益。例如，税收倾向于劳动所得，而回避资本利得。政策总是指向弱势的一方，例如穷人和环境。

    政策目标常常具有短期的功利性。往往只是针对短期和表面的问题。例如，宏观调控不以经济运行质量为目的，而片面强调技术上的快和热；宏观调控不以资源合理配置为目的，而片面管制要素价格抑制通货膨胀。

    政策工具在不完全市场环境中效果有限。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将有限资本导向投机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例如，实质负利率和渐升式汇率政策，强迫社会资本进入不动产。

    政策执行被管理部门异化为行政权力。例如，宏观调控政策，沦为价格管制，变成微观调控政策。所以，财政补贴对象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节能灯，甚至可以是老母猪。

    政策效果的时间性，取决于政策出台的前置性。例如，在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疯狂上涨之前，及时抽紧流动性。而不是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产生之后抽紧流动性。政策的后置性，一方面，加剧了市场波动；另一方面，导致生产性资金严重短缺。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已经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对问题的实质仍然缺乏准确的、清醒的、足够的认识。

    在对外部形势和内部状况均不能准确把握的情况下，盲目的政策调整，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四、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若干建议。

    1，必须解决认识问题。必须解决组织问题。

    必须明确，中国经济问题不是速度问题（快和热），不是外部环境变化问题（美国经济衰退），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资产和商品价格失控）；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质量问题。

    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管理多头多级分权问题，要高度关注政策混乱和矛盾的问题。例如财政政策就涉及到十余个部委局，若干个副总理，部门协调和地方协调十分困难，政策的执行缺乏应有的时效性。必须下决心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实现高度集权。要起用明白实体经济运作的财政金融专家参与决策。必须在政策执行上体现铁的纪律。

    2，制度变革是关键。

    由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名称为“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会”。制订反对制度性歧视立法。取消任何涉及歧视的制度法规。并对歧视行为依法予以追究。使中国的国民真正享有投资、贸易、劳动的均等权利。使‘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成为可能。

    由全国人大组成现行经济法律法规检讨委员会，对现行制度、法律、规定中各种对合法经济行为限制性条款进行检讨和剔除。在《反垄断法》之外，建立《反行政干预法》。坚决拆除制度性壁垒。使‘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成为现实。

    中央在推行大部制的基础上，撤并各级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管理的机构和部门，精简人员，压缩经费。一方面降低企业支付的政府干预成本；同时降低政府运作的行政成本。以信息技术对政府行政管理实施彻底改造，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的法规透明、程序透明、结果透明。

    中央要高度重视对于各级政府司法权和执法权的规范化管理。坚决约束司法和执法人员过度参与和干预经济事务。司法和执法人员经商比军队经商更可怕。同时，坚决治理各级政府对于经济犯罪的不作为状态。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低风险和高回报。政府的责任就是减少制度性风险，降低制度性成本。

    制度变革是困难的。但是，这是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是反腐败的有效途径。不能有效地降低制度成本，中国就无法获得国家竞争优势。

    3，经济政策调整。

    a,暂时中止各级政府城镇住宅用地审批。由各级建设部门统一开发、兴建、管理廉租屋。在未来3到5年内满足城市居住人口的住房需求。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时，逐步将廉租屋商品化。

    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特种资源税，暂停审批，相当于暂时停止对国民征收巨额税费。一方面，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沉没于不动产，使这部分资金重新转入生产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极大地提高广大国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也将积累可观的实物性财政结余。

    已售出土地使用权依然可以继续发展商品房。存量商品房依据市场实际需求形成自然的市场价格。政府无需干预。

    数以万计的地产商，可以重新返回生产和服行性行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

    b,继续降低涉及劳动所得、贸易所得、服务所得的税费。增加资产增殖和资本利得的税费。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例如降低股票印花税。例如取消利息税。例如征收物业税。例如征收资本利得税。

    劳动所得构成国民的投资和消费，必须予以保护；资产增殖和资本利得必须有效转入投资、生产和消费，应提供必要的激励。

    c,实施全民社会保障卡管理。在地方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确认前提下，对低于生活保障标准的国民提供票证补贴。例如发放食物代金券。确保高通胀环境下国民的基本生活质量。财政补贴只能是针对国民的补贴，必须终止各级财政对于机构、企业甚至商品进行补贴。

    d,各级政府必须放弃针对要素价格管制的微观经济政策。使要素价格与国际市场实现接轨。坚决终止通过要素价格管制而变相实施的出口商品补贴。

    由于管理层缺少能够深刻认识资产和商品价值的顶级金融专家，习惯于逆向价格管制，这就在政策上协同了规制内的盗窃行为；由于管理层缺乏顶级的通货膨胀专家，要素价格不能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被动价格调整反复筋挛市场调节机制，肢解了市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e,提高存款利率，达到实质正利率水平。终止银行通过实质负利率，剥夺存款人权益，变相补贴贷款人。降低银行体系由于强制性再分配形成的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

    f,果断宣布一揽子联系汇率办法。降低汇率预期带来的境内外资本大规模流动。使流动性处于合理可控的水平。继续实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

    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与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不断的贬值，是对错误管制要素价格的必然反映。这是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反向互动。肤浅的币值低估论，简单的货币防线论，都是十分有害的。人民币必须实现与要素价格的有机互动，而不是反动。要自主调节，而不是被迫跟随。

    g,对国内民营企业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对境外金融机构开放金融服务业务。

    这两条都涉及制度歧视。民营企业有权从事金融业务；国民有权享受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h,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执法。可以考虑在资本市场试行集体诉讼制度。

    五、建立中央资讯中心。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最高决策层无法真实、准确、及时掌握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在这方面的能力甚至无法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没有什麽情报比经济情报更为重要了。一个瞎子与目光如炬的人谈什麽竞争？

    1，应投入巨资，建立中央数据库，分门别类采集汇总各种经济数据，以供建立态势感知的基本图景。

    2，应召集优秀数理统计人才，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分析指标，分析体系，静态和动态分析模型。对历史、现状、趋势进行科学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3，应建立强大的分析师队伍，对全球、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各个产业、甚至重要的国际企业发展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准确、深入、及时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变化趋势，为中央及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并及时检测政策执行的效果，检讨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质的咨询服务。

    我们是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没有强大的情报能力根本谈不上计划。现行经济政策的后置性源于经济情报工作非常落后。统计局不属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根本无法完成如此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中国有足够的资源，以举国体制，建立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我们的确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

    同时，建议管理层，远离中国的经济学家，远离西方的分析师。中国应启用有实战经验的财政专家和金融专家。中国应该使用自己的鲁滨、萨默斯和保尔森。制度和政策的独立自主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命根子。制度和政策的最高评判标准，就是有效性。实事求是，一不怕笨，二不怕土，坚定不移的走中国自己的路。

    总之，必须明确：提高生产力是一切经济政策选择的最高原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实事求的基本方针。要勇敢而坚定地展开制度变革。实施铁腕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务必使失衡的经济体系尽快恢复到平衡状态。同时，我们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真正有效的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竞争力，稳定地提高国民福利。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