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跳的一篇文字

             放弃沉思和智慧
                 如果不能带来麦粒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 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海子

若干年前，胡适先生对行将毕业的学子说：“永远不要放弃学问。”
学问是什么？纵然是大四的我，也茫然不知，只是看者书架上，床上放着的和床底下已装了的两箱的书，突然发呆，大学四年，在四季的变迁中，跟着老师或朋友们一起或独自读书，越来越多的师长以及朋友以不同的方式从这种阅读中穿过。
幸好，自己有做读书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尽管，有的时候，日记写的像读书笔记，但终究不像笔记本身那般冷冰冰，那里面藏者有关读书、思考和成长的全部秘密。
回想大学四年间所遇见的法理/史，宪法，社会学的老师，不管是法大，还是北大，清华，或是别的地方的老师，我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文字给予我这样一种对于这些学科的喜爱。现在，清楚抑或不清楚似乎也边的不那么重要，只是将这样一个读书的过程记录下来，作为对成长的一个见证和纪念，让这个见证和纪念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阅读所带给自己的快乐！”
大一时，看的第一篇正式的论文是苏力老师那篇《<秋菊打官司>中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从这篇文章开始，苏力老师那种流畅的叙事和独具特色的分析视角让自己痴迷了好久，他的文章自然也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尽管仍在读，却决的那种逻辑一贯，丝丝入扣的论证步步设套，最终将自己带入的一个迷阵，不可否认的是老师的法社会学研究确实带有某种功能主义的面相，这就使得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多少显得游移，在所谓“政治正确”上遭受质疑和批评，这或多或少的使他开始疏离法力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转而关注从元杂剧中解读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和司法运行和控制模式。（可见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以及《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 ——从元杂剧中透视》），在我看来，老师最近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并不能体现在诸如司法现状的改变上，但我始终相信老师会为以后的学子带来一种思考的路径。
大一下学期看的一篇文章是方流芳老师的《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堕胎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司法解释》。不仅惊叹与方老师自如的游走于法学、诠释学和经济学之间，而且老师也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带给了我关于学术规范的知识。尽管这篇文章还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理解范围，并且由于背景知识的匮乏，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仍有许多地方读不懂，但对于自己来说，这种阅读到像一种启蒙。后来，虽然自己并没有对私法产生很大兴趣。但仍要感谢方老师，因为在老师那里看到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种态度。尽管因为老师极富原则性的个性，时常让人觉得老师缺乏亲和力，然而，无论是老师的文章中还是课堂上，却始终闪现着一种终极的关怀。只不过这种关怀始终未疏离于理性的审视。
大二上学期，因为走错教室，听了郑永流老师的《比较法总论》的seminar课，尽管那是给大四学生开的课，但还是听到了最后。正是在这种有益的讨论之中，我明白阅读并非仅限于私    人的空间之中，师生之间的共同阅读和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会促进自己的理解和反思。
大二下学期，听了郭琛老师的外法史。郭老师是我在法大见的唯一一位讲着教授的课的讲师。从老师那里得到不仅是外法史的知识本身，同时，也拓宽了自己阅读的视界。正是那门课，我开始读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以及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说起来，这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外法史的可却引发了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也正是从这些书中，我逐渐了解从康梁到孙中山，最后到五四，一步步推进了对传统的颠覆和遗弃。这种对中华文明的遗忘，在法律领域形诸于大规模的法典移植，这种移植来的法律缺乏深厚的道德根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效成长的（吴经熊语）。这些法典不过是知识精英自上而下推行的“大传统”所征表的一种“普适价值”。这种“普适价值”在“社会精英通过话语实践而进行偶像的全盘破坏”，从而与乡村社会草根文化所奉行的“小传统”产生了龃龉，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断裂使得国家陷入了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强世功：1996）与此同时，也让自己逐渐理解黄宗智先生在治学中对于西方中心论的反抗。或许，在对待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并非是像蒋庆老师或萧翰老师那样的“复古”和“保守”，而是实现一种“文明的复兴”，一如甘阳先生所说的，使这个国家由一个“民族国家”走向一个“文明国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演进为提供真理的“文明”。
在法大大还有一位我始终敬重的老师——姜晓敏老师。那一年，老师教我们中国法律思想史。正是在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平实的可贵。
这些年来，对我的读书与思考影响最大的是王人博老师，这种影响是从大二下学期开始的。尽管我的思考总被老师否定，但这种交流让自己确定了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做一个热爱阅读的孩子，永远。
尽管，现在仍在读老师的文章，但似乎已经没有最初那种阅读所引发的心灵的触动。读书竟变成了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虽然，老师一向反对写作仅是生产知识，教书只是提供知识。然而，我的阅读却在将老师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变成现实。也许正如另一位老师所说的那样：“在这知识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信仰，仿佛‘装在套子里的人’，也开始被厚厚华美外表一层层包裹起来，一如书店里纸张精美，设计典雅的书本，我们读的越来越多，懂的却越来越少。”我们读过的只是码在一起的文字符号，我们却读不懂在那些文字下隐藏的灵魂与渴望。
这个中原因又怎能是一句“现代性的悲哀”所能解释的。尽管我们被关在韦伯所预言的“铁笼”之中，然而，却是因为我们的自私与自恋导致我们的心也随之封闭起来，情愿成为霍布斯笔下那个谨小慎微，以自我为中心，物质主义，没有信仰，追求组织化权力的现代人。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大三的时候，重读了一篇大二上学期已读过的《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并阅读了强世功老师的《法制与治理》一书。通过这本书使我触到了一个福柯的世界。尽管福柯始终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一种信息：权力支配关系无所不在，它弥散于整个空间。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权力网络之中。但是，我从强老师的文章中却读出了一种比福柯温暖的思考。老师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构者，恰恰相反的是，老师在通过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反思中，建构了一个拒绝乌托邦理想的城邦。老师揭示了此种范式的张力及其将要带来的危机。老师反对此种范式用想象的对立取代真实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种范式之下，国家的威权逐渐被瓦解。另一方面，支持这种范式的自由主义进路，其所容纳的价值多元导向了相对主义，最终必将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也正是斯特劳斯对导致现代性危机起源的诟病所在。
在这种反思的最后，老师质疑了福柯“治理术”的概念。但他补强了福柯“主权——治理术——纪律”三角关系中的一角：主权。某种意义上说，在近年来的法理学研究中，学者越来越排斥“主权”的概念，在这种对与主权与国家的遗忘下，国家不在是一个伦理实体，而是社会和个人的假想敌，在这种背景下，法律成为了国家的治理术，法律工具主义在这里彰显。
去年，在一个学界外人士发表了一篇对强老师所谓“政治立场”批评的网络文章之后，一时间，引来了许多学界人士对强老师的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在以他们的不信任方式度量老师的行为与文字，怀疑老师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勇气。然而，这些评论多半是打着学术的旗号，进行关于“政治正确”的批评。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已经陷入了自己所设计的悖论当中。这场闹剧也让我对学界中这种“人性”感到悲哀。
在考完研之后，我遇见了最初发起批评的安替，在他试图说服我相信强老师在“政治立场”上有错误之后，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相信老师不过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深入之后所带来的认识的加深而已，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他在遵循着韦伯“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教诲，他的思考是负责任的。“
今年五月份，再次见到强老师，竟在第一时间里认不出来了，不过一年而已，老师两鬓的发都白了，我知老师现在身心俱疲，压力很大，可他还是微笑着鼓励我要努力，要好好读书，要保证平安，要感知生活。所以，在经历了成长以来最受挫的事情之后，真的要感谢老师所给予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之中包含着长辈的智慧和经验。
在此，还要谢谢应星老师，应老师每个礼拜六都要从城里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和参加我们的读书会。尽管斯特劳斯，韦伯的理论庞大的让我们感到像是迷了路的孩子。但在这种阅读中，一些问题逐渐明晰起来。尽管我还在羡慕7、8年前李猛，应星，周非舟，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诸位老师组成的读书小组，但我并不清楚自己是否会想他们一样也拥有一个无形的学院。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北大寻找他们做读书会的地方，想要找到那些曾经的痕迹，只希望能沿着他们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就要毕业，一起读书的朋友也要离开，我自己的未来又会是怎样？在这个时候。我会特别的相信命运，是“宿命论”还是“回归古典”，都像是一场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