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反对郎咸平容易 驳倒郎咸平不可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7:13:30
被誉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中国的“停滞性”问题：“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劳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处于停滞状态了。”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十分荒谬。而这一观点却在只有7岁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他终于则从哲学的角度具体指出中国人这种停滞的特征：“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从本质上讲中国历史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不可能由此产生任何的进步。”
从此，关于中国“停滞性”的说法在西方广为流传。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黑格尔的说法是荒谬无比的，历史学家艾蒂安·巴拉兹就曾试图努力找出证据来批驳黑格尔的这种荒谬，可是，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的确是对的。”实际上，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中国“停滞性”问题现象一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固守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时代的社会文明，对世界的进步和变化视而不见，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明、清时代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使中国逐渐在近代脱离了世界的发展主流。
应当承认，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使中华民族蒙羞的一段屈辱历史，甚至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不仅始终缺少完整的商业发展历史和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且，仍然还有许多落后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人为因素在作祟。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曾亲临中国考察，他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曾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士称，中国人不善于经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那些成功的经营往往由一个家族来组织，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经营方式因为任人惟亲迟早要归于失败的。”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一书中比较了多个国家的信任状况后，同样认为在低信任度的国家通常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但却无法超越家族，在异姓人中合作，而中国恰恰是属于低信任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实质上掩盖的是一种低效率，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回扣经济。由于制度成本过高，导致交易成本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消耗在处理这些与交易无关的事情上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的保证机制，信用缺失是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
今天普遍引起人们关注的“郎咸平现象”和围绕着对中国的经济学家的争论行为，与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的中国“停滞性”问题何其相似。但是，结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郎咸平是容易的，但驳倒郎咸平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对郎咸平的人，只要搬起“骂人”的伎俩和运用 “扣帽子”的卑鄙手段，就很容易达到目的，什么企图否定改革成果啊，手伸的太长啊，本身没在国企工作过啊，学金融的不懂经济啊，以偏概全啊，哗众取宠蛊惑人心啊。
但恰恰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对国有银行两万多亿元不良资产的来源视而不见，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还没有处理完这些主要由国有企业形成的呆帐，却又出现两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更可怕的是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2004年，全国华融、长城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更是被国家审计署查出的多种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涉案金额67亿元。
坦率地说，产权改革，MBO的方向并没有错误，但是，利用产权改革和MBO 造成了国家财产大量流失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以致于郎咸平先生在从财务角度对企业个案的研究中高呼“八个大字的感觉—— 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在一个明确缺乏市场监管体系和有效管理机制的体系中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行中饱个人私囊的严重腐败行为，看看那些上市公司和背后的集团公司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和中小股东财产的行为（再举例文章就太长了），又有哪些“主流经济学家”吭过一声呢？
郎咸平重要价值在那里？重要的不在于他曾是跟随者，而在于他一直是思想者；重要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结论，而在于他提出的什么问题；重要的不在于他提的什么问题，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些什么言论，而在于他的言论激起的浪花；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反对他，而在于有多少人支持他；重要的不在于反对他的是些什么人，而在于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重要的并不在他说了一些什么，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办。有这些重要和不重要的存在，郎咸平的价值就已经足够重要的了。
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说，银行业不能再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了，如果不良资产的比例过高，仍就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在2005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这句话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更是尖锐地指出：“在中国，作恶的成本太低了。”这是“虚弱法律体系的沉重历史负担”。截止到2005年9月末，境内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808.3亿元，比年初减少5501.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58%，比年初下降4.28个百分。但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为上市财务重组，剥离了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并拍卖了4500亿元可疑类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明降暗升”，实际上增长了近1500亿元，比年初涨幅达15%。这表明了中国金融领域公共管理存在的巨大漏洞。
其次，国有企业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依然是经营体制上的问题。严格来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以及在市场无序竞争情况下成长的民营企业都只能是“池塘里的鱼”，虽然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谈到中国海尔是“小池塘里的大鱼”这样的企业，但也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更何况海尔是财务数据最不透明的企业了。事实上中国企业的整体经营环境非常微妙，企业的生命非常难以想象和预测，中国企业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那些一夜之间倒闭的企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德隆”事件发生以后，一篇广为流传的《什么比 “德隆”更值得重组》指出：“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体系才造成了‘德隆’的昨天和今天。”
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对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彼得休·诺伦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说：“在世界顶级的300家公司中，中国没有一家由研究和发展经费产生的公司，在MS—PW列出的世界前250家‘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中，中国没有任何代表，即便是在《财富》的世界500强中，中国只有5家企业上榜，但没有一家能被分在市场资本化类型中。”
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公司。在表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这种财富的能力。”这些忠告还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我们怎能忘记呢？而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到文化变革和价值创新的层面，
那些封建传统的东西正不时地以各种形式在干扰着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暂时放一放关于什么是“狗屁经济学家”的争论，听一听郎咸平先生的盛世危言和广大群众的呼声，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些具体的经济改革问题，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
关于斯密提出的中国的“停滞性”的问题，从中国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角度，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结论，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把这概述为中国人是外铄性的人格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上缺少个人主体的独立性，在社会组织层面，就是缺少“一”的形成，缺少了个人的主体性，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很多元素如价值、信用、信托就失去了载体，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对文化体系的再造，所有的基于信托方面的管理措施都会在大的社会文化体系面前失去效用。而文化的变革是一个比制造比较要远为漫长的过程。从经济角度改革的紧迫性和从文化角度再造的漫长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今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方式和路径的基本矛盾。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心中，实际上默认了这样的假设，就是如果没有形成经济上的主体，即“明确的产权”，深层次的改造就失去了依附，所有关于信托责任的措施都会限于表面。而要首先改造产权，形成经济生活中的独立主体，就要打破现在的结构，这个过程中注定充满了肮脏和罪恶，两者之间是互相的嵌套和循环，但主流经济学家最终选择了一条“充满了肮脏和罪恶”的路径，因为它看起来前途更光明，也是打破现在的僵局的一种有效手段。
既然充满了肮脏，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大众的不满，所以就需要粉饰，需要利用皇帝的新装来麻醉，以减少社会的痛苦。所以向刘欢唱的“看今朝，更豪迈，从头再来”都可以看作是麻药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虽然不道德 却无奈的选择。
但是郎咸平来了，就是把这个肮脏的过程给暴露了出来，确实，中国的改革有很多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地方，而郎咸平的呐喊，就是在这个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告诉你这个过程很痛苦，唤醒你你正在经历着痛苦，而其实，对于一个身染重病的人来说，不经过痛苦是不可能走向新生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每个国家都要经过，只不过在当今世界，这种痛苦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方式。苏联的休克疗法无法避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难以避免。所以最优路径只是看哪一种最后的效果更好，速度最快，痛苦最小、罪恶最少，而不是有没有的比较。
郎咸平的作用是巨大的，郎咸平的破坏性也是最强的，郎咸平在清华的演讲提到了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挥的”啄木鸟“的作用，其实，郎咸平对中国的作用也可以这样看，他的作用发挥好了，就起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他的作用发挥不好，就能把一刻大树给“啄死”。当然这尺度的把握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政府对郎咸平的态度来看，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是清醒和智慧的，既允许郎咸平到处发表演讲，允许媒体对郎的报道和争议，同时又不给郎正式的名分，如大众呼吁的年度经济人物。总体来说，由郎咸平引发的争议，仍然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而郎还能红多久，也是看政府的态度和改革的推进程度。
从此，关于中国“停滞性”的说法在西方广为流传。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黑格尔的说法是荒谬无比的，历史学家艾蒂安·巴拉兹就曾试图努力找出证据来批驳黑格尔的这种荒谬，可是，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的确是对的。”实际上，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中国“停滞性”问题现象一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固守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时代的社会文明，对世界的进步和变化视而不见，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明、清时代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使中国逐渐在近代脱离了世界的发展主流。
应当承认，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使中华民族蒙羞的一段屈辱历史，甚至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不仅始终缺少完整的商业发展历史和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且，仍然还有许多落后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人为因素在作祟。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曾亲临中国考察，他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曾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士称，中国人不善于经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那些成功的经营往往由一个家族来组织，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经营方式因为任人惟亲迟早要归于失败的。”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一书中比较了多个国家的信任状况后，同样认为在低信任度的国家通常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但却无法超越家族，在异姓人中合作，而中国恰恰是属于低信任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实质上掩盖的是一种低效率，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回扣经济。由于制度成本过高，导致交易成本的攀升，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消耗在处理这些与交易无关的事情上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的保证机制，信用缺失是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
今天普遍引起人们关注的“郎咸平现象”和围绕着对中国的经济学家的争论行为，与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的中国“停滞性”问题何其相似。但是，结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郎咸平是容易的，但驳倒郎咸平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对郎咸平的人，只要搬起“骂人”的伎俩和运用 “扣帽子”的卑鄙手段，就很容易达到目的，什么企图否定改革成果啊，手伸的太长啊，本身没在国企工作过啊，学金融的不懂经济啊，以偏概全啊，哗众取宠蛊惑人心啊。
但恰恰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对国有银行两万多亿元不良资产的来源视而不见，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还没有处理完这些主要由国有企业形成的呆帐，却又出现两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更可怕的是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2004年，全国华融、长城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更是被国家审计署查出的多种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涉案金额67亿元。
坦率地说，产权改革，MBO的方向并没有错误，但是，利用产权改革和MBO 造成了国家财产大量流失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以致于郎咸平先生在从财务角度对企业个案的研究中高呼“八个大字的感觉—— 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在一个明确缺乏市场监管体系和有效管理机制的体系中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行中饱个人私囊的严重腐败行为，看看那些上市公司和背后的集团公司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和中小股东财产的行为（再举例文章就太长了），又有哪些“主流经济学家”吭过一声呢？
郎咸平重要价值在那里？重要的不在于他曾是跟随者，而在于他一直是思想者；重要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结论，而在于他提出的什么问题；重要的不在于他提的什么问题，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些什么言论，而在于他的言论激起的浪花；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反对他，而在于有多少人支持他；重要的不在于反对他的是些什么人，而在于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重要的并不在他说了一些什么，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办。有这些重要和不重要的存在，郎咸平的价值就已经足够重要的了。
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说，银行业不能再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了，如果不良资产的比例过高，仍就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在2005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这句话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更是尖锐地指出：“在中国，作恶的成本太低了。”这是“虚弱法律体系的沉重历史负担”。截止到2005年9月末，境内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808.3亿元，比年初减少5501.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58%，比年初下降4.28个百分。但考虑到2005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为上市财务重组，剥离了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并拍卖了4500亿元可疑类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明降暗升”，实际上增长了近1500亿元，比年初涨幅达15%。这表明了中国金融领域公共管理存在的巨大漏洞。
其次，国有企业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依然是经营体制上的问题。严格来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以及在市场无序竞争情况下成长的民营企业都只能是“池塘里的鱼”，虽然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谈到中国海尔是“小池塘里的大鱼”这样的企业，但也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更何况海尔是财务数据最不透明的企业了。事实上中国企业的整体经营环境非常微妙，企业的生命非常难以想象和预测，中国企业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那些一夜之间倒闭的企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德隆”事件发生以后，一篇广为流传的《什么比 “德隆”更值得重组》指出：“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体系才造成了‘德隆’的昨天和今天。”
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对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彼得休·诺伦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说：“在世界顶级的300家公司中，中国没有一家由研究和发展经费产生的公司，在MS—PW列出的世界前250家‘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中，中国没有任何代表，即便是在《财富》的世界500强中，中国只有5家企业上榜，但没有一家能被分在市场资本化类型中。”
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公司。在表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这种财富的能力。”这些忠告还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我们怎能忘记呢？而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到文化变革和价值创新的层面，
那些封建传统的东西正不时地以各种形式在干扰着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暂时放一放关于什么是“狗屁经济学家”的争论，听一听郎咸平先生的盛世危言和广大群众的呼声，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些具体的经济改革问题，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
关于斯密提出的中国的“停滞性”的问题，从中国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角度，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结论，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把这概述为中国人是外铄性的人格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上缺少个人主体的独立性，在社会组织层面，就是缺少“一”的形成，缺少了个人的主体性，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很多元素如价值、信用、信托就失去了载体，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对文化体系的再造，所有的基于信托方面的管理措施都会在大的社会文化体系面前失去效用。而文化的变革是一个比制造比较要远为漫长的过程。从经济角度改革的紧迫性和从文化角度再造的漫长性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今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方式和路径的基本矛盾。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心中，实际上默认了这样的假设，就是如果没有形成经济上的主体，即“明确的产权”，深层次的改造就失去了依附，所有关于信托责任的措施都会限于表面。而要首先改造产权，形成经济生活中的独立主体，就要打破现在的结构，这个过程中注定充满了肮脏和罪恶，两者之间是互相的嵌套和循环，但主流经济学家最终选择了一条“充满了肮脏和罪恶”的路径，因为它看起来前途更光明，也是打破现在的僵局的一种有效手段。
既然充满了肮脏，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大众的不满，所以就需要粉饰，需要利用皇帝的新装来麻醉，以减少社会的痛苦。所以向刘欢唱的“看今朝，更豪迈，从头再来”都可以看作是麻药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虽然不道德 却无奈的选择。
但是郎咸平来了，就是把这个肮脏的过程给暴露了出来，确实，中国的改革有很多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地方，而郎咸平的呐喊，就是在这个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告诉你这个过程很痛苦，唤醒你你正在经历着痛苦，而其实，对于一个身染重病的人来说，不经过痛苦是不可能走向新生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每个国家都要经过，只不过在当今世界，这种痛苦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方式。苏联的休克疗法无法避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难以避免。所以最优路径只是看哪一种最后的效果更好，速度最快，痛苦最小、罪恶最少，而不是有没有的比较。
郎咸平的作用是巨大的，郎咸平的破坏性也是最强的，郎咸平在清华的演讲提到了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挥的”啄木鸟“的作用，其实，郎咸平对中国的作用也可以这样看，他的作用发挥好了，就起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他的作用发挥不好，就能把一刻大树给“啄死”。当然这尺度的把握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政府对郎咸平的态度来看，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是清醒和智慧的，既允许郎咸平到处发表演讲，允许媒体对郎的报道和争议，同时又不给郎正式的名分，如大众呼吁的年度经济人物。总体来说，由郎咸平引发的争议，仍然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而郎还能红多久，也是看政府的态度和改革的推进程度。
反对郎咸平容易 驳倒郎咸平不可能1
反对郎咸平容易 驳倒郎咸平不可能
郎咸平：牛肉面不可能做成“麦当劳”
郎咸平：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反对产权改革
郎咸平：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从根本上反对产权改革
郎咸平：高盛不可能去养猪 是想收购整条产业链
郎咸平：高盛不可能去养猪 是想收购整条产业链
山西卫生厅怎样驳倒揭黑记者
一场任何人无法驳倒的脱稿演讲
郎咸平网络文摘 - 郎咸平：我不反对改革 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汪丁丁：郎咸平盲目信任政府 我坚决反对他的政策建议
汪丁丁：郎咸平盲目信任政府 我坚决反对他的政策建议
汪丁丁：郎咸平盲目信任政府 我坚决反对他的政策建议
东拉西扯：不可能
嘲笑不可能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革命
反对革命
我反对
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战争
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