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

         发展的动力:   从受限走向开放

"为什么一些国家逐渐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却贫困如昔?"

这是道格拉斯·诺斯教授50多年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在诺斯之前,经济学家们一般把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技术,但诺斯则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那就是制度,而技术的发展只是制度的结果。制度是诺斯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单词。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种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各种选择。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如果社会群体发现现有体制已经不能促进发展,那么就应该酝酿建立新体制,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他和罗伯特·保尔·托马斯合写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他对西方千年发展史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度及其创新。诺斯用产权结构的激励效应揭示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并研究了制度效率的决定问题。他认为,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明确产权,从而形成一种激励,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效率。

诺斯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锁定。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得名。

诺斯的理论研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引发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革命,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诺斯在经济学上取得了卓然成就,但并非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他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经济学家。他钟情于摄影,享受垂钓打猎之乐,拥有两所农场,也学会驾驶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他的嗜好。此外,音乐在他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今,道格拉斯·诺斯已是87岁的耄耋老人,但他依然活跃。

3月1日,诺斯教授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名为"原始政体"的讲座,带来他最新的经济演化理论。他向人们阐释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所组建的"原始政体"如何向一个开放社会演变,从而实现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平衡。

香港及内地的近二十所大学在线直播了诺斯教授的讲座,以此表达对这位经济学界巨擘的敬意。本期,我们为读者呈上诺斯教授关于开放秩序的真知灼见。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如何发展的呢?长久以来,众多的经济史学家,包括我在内,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获得经济发展如此困难?在过去三百年里,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呢?在20世纪,仅有一小部分国家在历史变迁中,建立了较好的制度,促使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而大部分国家仍然无法发展出兴旺的市场、具有竞争力的稳定政治,以及鼓励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这是为何?

答案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整天挂在嘴边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要素禀赋、国际贸易、地理位置等等。根本答案在于,社会所铸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造就经济、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制度基础,也是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取得长久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比较发达社会与欠发达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差异有哪些呢?

社会秩序如何构建

我们发现,当制度在为所有的人类活动建立框架时,它是通过人们复杂的互动组织来实现的。所以,理解人类发展,实际就是要理解制度是如何构建适合人类实现长久合作的组织的。发达社会内部有一系列复杂而成熟的组织,它们生产产品,进行研发, 并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将个体行为协调起来。

在任何社会中,最有权力、最集中的组织,自然就是国家。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维持社会秩序这一基本需求。简单来说,就是制止社会动乱。因此,国家的首要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秩序。长久的社会秩序要求国家组织能够制止动乱,同时政治与经济体系协调发展。我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将经济行为理论与政治行为理论结合起来,来了解政治体系是如何操控经济以取得政治稳定、制止动乱,同时提供社会秩序的。

纵观历史,社会秩序有三种实现形式。第一种社会秩序在人类还没有史书的采集狩猎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即原始社会秩序(the primitive socialorder)。第二种社会秩序在过去的1万年有史记载的时代中居于主导地位,受限的秩序(limited accessorders)通过操控经济系统,获得租金(rents),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制止动乱。如我们所知,动乱会损害租金(rents),所以获取租金(rents)的个人有动机去镇压动乱、支持现存政体。第三种社会秩序在过去300年开始涌现:开放的秩序(open accessorders),这种秩序通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竞争来实现社会秩序,而非通过创租行为。开放的秩序目前仅仅在大约20多个国家得到了发展,它们均取得了政治与经济的发达。

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其所能创立和维持的组织形式。原始社会秩序不能支持复杂的社会组织。受限的秩序则能够支持有限数目的复杂组织。统治阶层通过限制组织产生受限的秩序,能够创造和分配租金(rents)。开放的秩序对于组织并不设限,这促进了经济与政治上的发展,导致大量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组织的出现。

一个社会对于组织的特殊方式,也造就了这个社会的特点。受限的秩序下,存在系统性的创租或寻租、市场支配力、特权,以及精英与大众的显著区别。它们同时也不能取得兴旺的市场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开放的秩序下则展现出系统性的竞争、市场的开放准入以及灵活性,从而可以获得市场兴旺与经济长盛不衰。

自然状态与开放的秩序

我们将主导了人类社会近1万年之久的第二种社会秩序:受限的秩序,称之为人类的"自然状态"(NaturalState)。我们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一种自然天生的趋势,这一状态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人类自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出现了分工以及互相依赖,从而形成了两个阶层不同的人,一部分人从事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劳动,另一部分从事物质和服务的公平分配,并维持社会秩序,其实就成了统治阶层。这一阶层凭借其垄断地位所得的就是租金(rents)。这种情况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而且也被大众所接受,于是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收取租金(rents),是因为他们是垄断者,没有竞争,而处于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不希望有竞争,普通大众的组织受到限制,大部分经济活动通过个体交易(personal exchange)进行,社会也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open accesssociety)。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革命并不能改变经济状态,政权即使更替,但是经济秩序却很快便回到自然状态了。

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并不是失败的国家。这些国家并不是由邪恶的人出于邪恶的目的所把持政权的,它们的社会结构并不病态。自然状态没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它们并没有染疾,仅仅是自然状态的国家在政策上开出的"药方"并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自然状态下,统治者通过操控经济系统,获得租金(rents),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制止动乱。因而,自然状态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尽管是有限的)秩序,劳动分工与专门化,以及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任何内在力量有动机地主动带领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因为自然状态下,处于享受租金(rents)、特权以及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企图保持稳定,顽固地拒绝任何转变。

作为对比,在开放的秩序下,通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竞争来实现社会秩序,而非通过创租行为。开放的秩序下,经济看似独立于政治,正如无数经典的自由派著作所描绘的有限政府,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中的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政府需要较少的干涉市场。但其实,在开放秩序下,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更为深入。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要实现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就要要求国家不仅能够提供开放的市场准入、清晰的产权界定,促进竞争,还要能够提供一种社会制度基础以容纳大型复杂的组织。现代社会的企业与市场只能在开放秩序下诞生并存活。

相似的,经济对于政治的影响丝毫不容忽视。现代民主制只能在充满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下存在,而这一市场的根本特点,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Schumpeter)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大型的组织良好的具备创造力的企业之间不断竞争。我们的分析框架认为政治与经济体系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它们都是现有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我们的双重平衡理论(the theory of doublebalance)认为,要么经济与政治都趋向于开放的秩序,要么则都趋向于受限的秩序。如果经济与政治这两者有一方不变,另一方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转变。

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

我们从另一视角重新定义了经济发展问题,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就在于从受限的秩序向开放的秩序转变,自然状态向开放的社会转变。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视角不同,我们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例如积累教育。资本,以及逐步改善法治。以上这些进步本身并不能带来社会由自然状态向开放的社会转变,只是使社会缓慢地向达成这种转变的门槛条件(doorstepconditions)前进。

实现自然状态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现实的门槛条件极为重要。门槛条件代表了国家与社会的激烈转变:精英法治化,组织长久化,以及军队国家化。这些变化加强了社会分工与交换,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个体交易正逐步被非人格化交易(impersonalexchange)所取代,取得公开信息的机会和途经也愈来愈多,再加上法治、对产权的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穷国便可渐渐摆脱自然状态而步上发展的道路。

简要说,门槛条件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转变作出贡献。第一,门槛条件会促进精英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尽管这一非人格化交易并不一定意味着转变的诞生,但是,由于转变机制能强化给统治阶层所带来的经济的或是政治上的好处,社会将持续变得更加开放,尽管精英们并没有主观意图去创造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

第二,门槛条件会促使精英们接纳更多的组织形式。这种进步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结果就是,尽管没有任何明显的制度变迁,这一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已悄然完成。如果在门槛条件达到时,社会接触到更多的经济或者宗教组织形式,社会的政治体制特点,譬如选举制度,就可能发生改变。总之,门槛条件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制度基础。

在目前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实现了这种转变,超越了自然状态,因为这些国家创立了法治、界定了产权、实行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并且使信息公开,形成了一个不必依靠个体交易的开放的社会。这些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同时,政治也较发达。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不论是在政治或者经济体系中,垄断仍旧没有彻底消亡,随时会出现走回自然状态的趋向。幸运的是,我们许多人已经知道,一旦让自然状态复辟,高度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成果都将被一笔抹煞。 因为发展的动力源泉,就在于从受限的秩序向开放的秩序转变,自然状态向开放的社会转变。

在此,我通过一个综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新理论框架,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互影响和变迁的,从而更好的预见未来。(本文由本报记者程东升、实习记者王露整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