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儿子回忆：父亲“自动脱党”的真相(8)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10月13日 11:18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历史见证：特别经历》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有革命元勋、红色后代、左翼爱国人士对自己革命时代的往事进行回忆文革。有解放前不为人知革命者的峥嵘岁月，有共和国建立后党内党外的大事补记…………[连载内容]

　　8、叶挺同周恩来谈话后，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建新四军/蒋介石恼火叶挺当军长不来拜谒自己，却去了延安/ 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看得非常重的，在自己武装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坚持不向国民党政府让步。当蒋介石在中共领导的江南游击部队改编谈判尚未议定，即发布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毛泽东随即电令经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只能占江南游击部队的五分之三。并强调：江南游击部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近10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

　　但叶正明对我们说此说不确，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过父亲，到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当今有些文章和书上写的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亦称“叶挺独立团”，以叶挺的名字命名。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 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趴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的形象表示，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9、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军谈判/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蒋介石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失利告终。例如“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7000人。

　　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一度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与部队脱离。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待项英等再度和部队会合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冥，其他几位领导人就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他们记得项英换了一身伙夫的衣服。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而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于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指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经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九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指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扰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

　　乙：如果这样说，×××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此外，叶正明还告诉我们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他。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非要见他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以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10、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阶下囚与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叶挺成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等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至今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有这么一篇文字留下来，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叶挺《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读到过这篇文字，现全文刊登如下：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挚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实为《别了，三年皖南！》)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溶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石井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态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地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一哀歌以吊之。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著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逃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至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满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是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动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同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要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闻陈子谷君被俘，禁锢于离余###里之山岩中。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彼善日文，担任本军对敌工作部职务，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或可免党狱折磨之苦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的时候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的。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历史上有这个事实，洪成筹(承畴)为清大(太)祖所俘，态度坚决不屈，清大(太)后亲临囚室劝之，亦不从。大(太)后出，谓人曰：“成筹(承畴)无死意，彼尚拂其衣上尘，爱其衣，岂独不惜身耶。”我之不理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见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的夫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事电影工作，她含着深情，为我们朗读了几个片段，并对其中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做了稍详的解释。他们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僵硬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其中还包括恩爱柔情。”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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