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伏娃：使法国文化散发出女性智慧的芳香

西蒙•德•波伏娃：使法国文化散发出女性智慧的芳香

    从“守规矩”到叛逆

　　西蒙•德•波伏娃原名珍•马丽•柏特朗•波伏娃，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从5岁起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并在学校中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她的过人才华，使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因为找不到“竞争对手”而感到“孤独”。她的父亲经常对她说：“你有一个男人的头脑”，殷切期望她考入享有最高声誉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晋升到拥有特权和高人一筹的法国精英阶层。这件事使她长久地受到精神上的刺激，一方面推动她时刻努力地进行思想创造，另一方面又深感作为一位“女生”所承受的不堪忍受的社会压力。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使她时时怀抱强烈的创造奇迹的理想，为她与生俱来的原初才华增添额外的神奇力量。

　　西蒙•德•波伏娃从小就是一位具有强烈自由意志的女孩。她14岁那年就首次显示独立思考的精神，表示怀疑家庭的传统宗教信仰，自行宣布不再信仰任何神，也不再推崇任何权威。在西蒙•德•波伏娃的《青年时代的笔记》(Cahiers de jeunesse ,预计将于2008年3月由她的养女希尔维•勒本•德波娃编辑出版)中，她强调自己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意识到必须靠自身的决定来做一个真正的自身。在《一位守规矩女孩的回忆录》(1959)中，西蒙•德•波伏娃更明确地表示：“如果说过去我曾经希望使自己成为女教师的话，那是因为我当时幻想让我自己真正完成我自身的事业和我自身的生活目标；而现在，我认为文学使我有可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文学给我保证了一种能够补偿已经失去的永恒性的不朽性。从此，再也不存在能够使我爱戴的神……”

　　才华横溢的西蒙•德•波伏娃，在15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高中毕业的“业士”文凭，并同时取得文学、古希腊文、古拉丁语、哲学和数学等多学科的“高等学校考取资格文凭”；当她17岁的时候，她已经决定终生献身于哲学研究，使她当年同时考取巴黎大学哲学系和天主教圣玛丽学院文学系。

　　西蒙•德•波伏娃19岁就撰写了多部小说，并积极参与罗伯特•加利科(Robert Garric)的社会服务团体，会见了与她同岁的梅洛•庞蒂。1928年，波伏娃获得哲学学士文凭；1929年，受当时很著名的哲学家利昂•布伦斯维克的指导，完成硕士论文《论莱布尼兹的概念》，并以仅次于萨特的第二名优异成绩顺利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高等学校哲学教师资格文凭”(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西蒙•德•波伏娃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先后在马赛、鲁昂及巴黎等地担任中学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蒙•德•波伏娃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组织抵抗德国入侵的爱国团体“社会主义与自由”。残酷的战争和她的独立思想创造，使她从此变成“具有独特自身”的成熟思想家。

　　1943年，西蒙•德•波伏娃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宾》，名噪全国。此后，她不间断地创作，出版了小说、剧本、思想论著、随笔、旅行散记、回忆录、书信集及个人日记等30多部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女宾》、《存在主义与民族的智慧》、《他人的血》、《第二性》、《战争日记》、《青年时代的笔记》等。

　　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卓越的文风和深厚的文学造诣，而且还表达出20世纪女性的独立精神及大无畏的创造叛逆勇气。正如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娅•柯里斯迪瓦所强调指出：在西蒙•德•波伏娃身上所显示的，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典型地表现出个体的人所具备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性”！ 　　

　　存在主义文学的典范

　　每个人都是由他自己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神所决定的。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在世”，然后，才谈得上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本质。人是单凭其自身的生存行为而创建其个人本质的“特殊存在”。所以，对人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不随波逐流地“生存于世”，要坚持不懈“自为地为自身而存在”；要以自身独特的创造来开辟未来的命运。如前所述，西蒙•德•波伏娃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坚信只有靠自己的创造，才能建构自己所期望的“自身”。从西蒙•德•波伏娃独立创作的时候起，她就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她的存在主义思想，而且还以其个人生活实践，展现出存在主义的活生生的哲学原则。

　　存在和生存，就像一部小说那样，是自创、自白、自演的独立生命体。不同于萨特，西蒙•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她更多地关注生存和存在中的爱的力量，更多地珍惜“他人”的爱的特殊性和不可取代性。人是“在独特的爱的行为中创建自身”。西蒙•德•波伏娃通过她对萨特和奈尔森•阿尔戈仁等人的特殊爱情，试图强调：爱和被爱，都可以是一种创造自身的活动。从爱和被爱的观点来看，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关键在于“作为爱和被爱的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体”，都应该在爱和被爱中创造、选择和决定其自身的本质。 　　

　　《第二性》：新女性主义宣言

　　波伏娃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第二性》，成为了当代思想史、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想史的不朽文献，因为它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论证女性从男性夫权中心主义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是法国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各种新型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代法国社会及文化的固有特征的一种理论反映。

　　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理念建立在她的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一切人，女人当然不例外，都是由其自身的选择勇气和创造能力所造成的”。

　　《第二性》开宗明义宣称：从人性自由的最普遍意义上说，女性的自由是男女平等权利中的一个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波伏娃接着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像男性那样，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自为的主体”或“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通过无止尽的自我超越的实践，使自身真正摆脱被男人操纵和宰制的“他者”地位。

　　《第二性》明确地指出：关于“女人”的问题，如果只是遵循和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原则的话，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所有该谈和该讨论的事情，似乎都已经谈到了；再说的话，就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说过的话。这也就是说，如果遵循和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原则，女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波伏娃讽刺性地指出，在传统文化范围内，女人问题的解决，又意味着女人已经不再存在了，女人已经消失。传统文化对于女人的论述以及在传统文化范围内寻求女人的解放，已经自然地毁灭女人自身。“女人”是随西方传统文化的产生而产生，又随传统文化的发展而消失的“历史存在”。

　　西蒙•德•波伏娃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结合当代法国社会及文化的具体特征，创建了新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西蒙•德•波伏娃还特别注意到从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对于女人的扭曲和否定。她指出，启蒙思想家和现代的各种社会革命家，都把女人当作是由“女人”概念所任意指涉的那些人，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只是依据他们的自然性别而被确定。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虽然标榜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原则，但由这些原则所建立的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及其文化产品，都把女人纳入由这些文化所规定的范畴之内。显然，现代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并不是自然的两性关系，并不像自然界的阳电和阴电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德波娃说：“人类是男性的，而人和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自身、而是根据相对于他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女人并不被当作是一个自律的生存物”(comme unêtre autonome)。“女人，除了男人决定她以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当人们谈到‘性’的时候，主要是想要说：女人主要是相对于男人才是一个有性的生命体。也就是说，只有对于男人，对于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绝对的女性。她是透过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透过男人同女人的关系而被决定的；她是相对于主要的男人而变成为非主要的女人。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和平等化的当代社会中，女人始终都是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根据她同男人的关系而决定她的社会文化地位。女人由此完全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权至高无上”的口号，都只是适用于男人；女人是赤裸裸地被排斥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之外。西方文化的整个体系和规范，使女人“自然地”被列为双重约束的对象：成为社会文化的一般约束，同时又受到男人文化的特殊约束。“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古时候，人们用垂直线测量倾斜的东西，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

　　说女人是“他者”，就是说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相互平等的关系。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始终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对于男性来说，他的同类永远是另一个男性。也就是一个与他相同的“他人”。社会上所谓的相互关系是在男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各种形式表现于社会的二元性，使男人群体之间相互对立。女人只是财产的一部分，为每一个男人群体所拥有，是这些群体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所以，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并与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她们同男人也从未有过直接的自主关系。而且，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看，女人始终都只是实现权威的媒介和手段，而不是实际拥有权力的人；女人的现实处境同各种权威并没有内在关系。

　　西蒙•德•波伏娃并不满足于揭露西方文化上述“制造和歧视女人”的事实和历史，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事实和历史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的社会化和内在化过程。西蒙•德•波伏娃通过一系列理论上和事实上的论证，揭露西方社会整个文化体系和制度的运作，都是围绕着使女人在社会化和内在化过程中成为次于男人的“二等公民”的基本轴心。她强调上述事实和历史，同时也成为西方人，包括女人在内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心态模式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女人不仅要遭受实际上的歧视，而且也要迫使她自己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接受社会文化的扭曲操纵，使她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里里外外全部地失去“自身”。正是在上述不合理的男女两性关系基础上，同时产生作为西方文化基本概念的“自身”、“主体”、“他者”和“客体”及其相关思想意识。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两卷七个部分，几乎全面地论述了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女人的社会文化地位问题。 　　

　　成为萨特的“红颜知己”

　　1929年是西蒙•德•波伏娃生命的转折点：这一年夏天，在巴黎大学索邦大院积极准备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她与萨特的奇遇，扭转了西蒙•德•波伏娃的生活方向。波伏娃在《一位守规矩的女孩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在八月初离开他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从此将永远不会从我的生命中走脱出去”。

　　1929年暑假，考试结束后，波伏娃要跟随家人到南部的里莫辰（Limousin）度假，而萨特也预感到不久后就要服兵役。在难舍难离的时刻，波伏娃的眼睛里不时地向萨特投射爱意，温情脉脉，千种风情，一言难尽。最后，波伏娃终于坦率地对他说，她要首先了结与表哥雅克的“旧情”，然后即可与萨特结下终身之盟。

　　初恋的狂热情欲，把萨特与波伏娃紧紧地联在一起。眼看着萨特应征入伍的通知单所规定的报到日期日益迫近，波伏娃更是寸步不离萨特。她写道：“我们在早晨会面，……我们直到很晚才分手。我们穿过巴黎不停地散步，一直继续我们的谈话——谈到我们的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即将写的书……”。于是，萨特迫不及待地向波伏娃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爱情盟约”(le pacte amoureux)：两个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永远做到无话不谈，坦诚相见，……不仅两方中的任何一方，不仅不得欺骗另一方，而且要不加掩饰地说出一切”。这个“盟约”，实际上是萨特与波伏娃两人之间处理爱情和两性关系的特殊的游戏规则。按照这个盟约，两人之间的“必要的爱情”(l’amour nécessaire)，不应该妨碍或阻止双方“偶然的”(amours contingentes)或“次要的”爱情(amours secondaires)。但唯一的条件就是：双方都不应该说谎，永远挚爱对方。

　　在订立爱情盟约时，双方都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萨特说：“在青春期，当我眼看着女人的时候，我是想要他们的全部”；但“过独身生活是我的生活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萨特坦率地说：第一，他不会结婚，同波伏娃只能“或长或短地同居”；第二，他“只要能搞到手，就要所有的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可爱，并且比他们单纯自然，是值得信赖的”。萨特从一开始就对波伏娃声明，一方面要同她保持别的女人所不能代替的最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波伏娃别干预他同别的女人的事情；要相信他“即使在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仍然爱波伏娃。

　　实际上，萨特的成功，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学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受惠于女人。女性与爱情是萨特创作的真正动力。萨特的一切创作灵感，没有一个不是源自女性和爱情。女人不只是给他带来温情，而且，也为他揭示了世界和人性的许多神秘的方面。女人是萨特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灵感来源，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精神依托。女人为他带来了生活的快活和乐趣，为他的哲学和文学的内容增添光彩，为其思想风格加入情感的因素，使他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也保持乐观和怀抱希望。直到萨特的晚年，女人一直成为他的生活勇气和思想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支柱。

　　生活本来就是艺术。萨特为人随和，只在原则问题上比较固执，不愿意让步，但他越到晚年，越学会生活的艺术，尤其掌握老年和死亡的艺术，熟练地在同女人的相爱艺术中，使自己真正享受生命的审美愉悦。

　　萨特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和被爱；最使我着迷的事情，就是引诱的活动”(Sartre, Carnet. 1940, 28 février)。

　　因此，萨特把同女人谈话、游戏、讨论问题、旅行、相爱和做爱，当成他生活和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其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女人为他带来幸福和快乐，同时也带来烦恼和麻烦，但归根结底，女性是萨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萨特对女人的看法及其态度，就无法彻底认识萨特的思想及其著作。萨特自己也说，没有女人，就不存在真正的生活。

　　1977年出版《萨特与妇女》（Sartre et les femmes）。这本书是萨特对记者卡特琳•仙（Catherine Chaine）的谈话录。萨特对记者说，女人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萨特说：“请注意，我周围有不少人，不过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女人。西蒙•德•波伏娃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但我承认我总还有好几个女人在我身边。”接着，萨特又说：“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隘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与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既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首先又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情的词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至于波伏娃，他对萨特的这些性格是很清楚的。她说：“萨特不愿履行一夫一妻制的职责；他喜欢与女人们在一起，他认为这些女人，与男人相比，不那么狡猾”；所以，“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

　　其实，波伏娃和萨特一样，在萨特之外，同时维持奇特的“双性恋”：一方面有她喜爱的“具有男性魅力的朋友”；在美国芝加哥，她有著名作家奈尔森•阿尔戈仁(Nelson Algren)，在巴黎还有被她称为“小波斯”的贾克•劳伦•波斯德(Jacques-Laurent Bost)……等等。另一方面，她又有自己的“女情人”：在鲁昂中学的女同事克列特•奥德里(Colette Audry)和女学生碧安嘉•兰布琳(Bianca Lamblin)等，同她们过“如醉如痴”的“女同性恋”的生活。

　　波伏娃同萨特之间的持久稳固的特殊爱情，长期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界传为佳话，甚至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正如波伏娃的养女希尔维•勒本•波伏娃所说：“不是因为波伏娃选择了萨特而使她变成为西蒙•德•波伏娃，而是因为她是西蒙•德•波伏娃，她才选择了萨特”。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传奇式爱情，不只是由萨特单方面所决定的，而是他们双方以其各自独特的个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从波伏娃去世后所发表的最新资料透露：波伏娃虽然与萨特始终保持最亲密的关系，但并不妨碍她还是一位怀有炙热激情的“性解放者”，也不表示她放弃自己独立的“性渴望”：她在性生活方面，蔑视一切道德规范和约束，敢于向一切禁忌挑战，甚至大胆到敢拍背影裸照的程度。因此，在性的方面，波伏娃不愧是新时代一切渴望独立自主的女性的榜样。

作者: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高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