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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导致通胀不过是寻找替罪羊
2010-6-17 南方人物周刊
有人认为，激烈的抗议与加薪，不利于工人自身，会让农民工推动工作机会，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这个判断失之偏颇，用有选择的事实掩盖了真相。
表面看来，工人加薪有可能导致通胀与失业。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生产效率未能随之上升，企业主将用机器替代人力；第二，如果工人工资上升而社会财富未能上升，政府只有发钞贬值填补漏洞。
只强调上述事实，会让我们进入血汗工厂是中国经济所必须、对中国有益无害的死结，我们必须看到事实背后的真相。真相是，从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储蓄与消费占GDP的比例大规模下降，大多数资源在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手中，只有政府与大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才会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农民工的低收入已经严重阻碍了中 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严重的通胀，不与大型企业转型、央企增发货币有关，而与工人加薪扯不上关系。根据邹至庄先生的测算，1985~1988年持续快速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导致了1989年严重的通胀。当时正值中国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从拨改贷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将企业推向市场，同时也开启了银行不断向大型企业输血的闸门。简言之，通胀首先是央行发钞稀释币值，推动物价上升，才引发加薪效应。由于2009年为挽救经济增长率，央行再次大量发放货币，如果连续数年维持2009年的货币发行量，即使农民工工资一分钱也不加，仍然会面临严重通胀的恶果。
中国农民工不仅不是通胀的罪魁，反而是通胀的阻燃剂。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维持温饱的水准线上徘徊。根据黄亚生教授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2009年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与体制内工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上述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工延长工时成为活的工厂零部件，同时进行恐慌性储蓄，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农民工的两大消费是孩子教育与老家盖房，他们花费借读费却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在城市定居十年以上，却只能在老家盖房求得保障，农民工固定、世袭的农村身份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大规模扩张内需的战略决策。
正是农民工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抑制了中国的通胀，低薪与产能过剩是维持产品低价的利器，而不是相反，把通胀的原因栽到农民工头上。我们是要继续维持大量的低价品，还是要产业升级？事实上，目前给农民工加薪是不得已之举。由于中国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人民币汇率面临严重的升值压力，继续用降薪与降低消费的办法刺激工业生产，此路不通。
中国要跳出低价出口、环境污染、低素质人口的恶性循环，扩大内需、提高薪酬、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根据一项研究，在最初的农民工转移红利过去之后，农民工的生产效率无法与具有专业素质的工人相比，中国的中小制造企业遭遇瓶颈无法升级与此有关。可以预料，维持仅够温饱的低薪，将形成贫困与低素质人口的代际传递效应，中国就不可能形成大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劳动者，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的工业国家。
中国大型企业获得了大多数资源，并未提高生产效率让中国摆脱通胀威胁，事实恰恰相反，央行每次放松货币都与拯救大型企业的赢利、降低银行的坏帐率密不可分。从核销国企亏损、剥离银行坏帐，数万亿几巨，都由纳税人买单。
中国世界车间地位由中小企业主与低薪工人共同奠定，从世界车间到世界工厂需要更加公平的市场化，需要大批有专业素质的劳动力，每年壮观的农民工移动队伍是巨大的隐性危机，那是缺少社会保障、在工厂没有得到太多专业培训、艰难在城市挣扎、摆脱农村束缚的一群人。前三十年的低薪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迟改不如早改，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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