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从财政公开到预算民主-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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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从财政公开到预算民主 作者：邵建发布时间：2010-1-10 阅读次数：25次

“预算公开：不经意的惊人一跃”是新创刊的《财经国家周刊》中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曝露了去年秋广州市财政局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该市当年财政预算的前后经过，读后深觉预算公开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难度。

　　还是在2008年5月1日，国务院就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第十条要求得很清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要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这一信息在其下的第四点更具体明确为“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可是，当深圳一家资产公司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向国家各部委和各地政府发出查看预算申请时，除了广州市一家回复已上网，其他基本都是闭门羹。巧合的是，他们在接到广州市答复的当天，也接到了来自上海市政府的答复：“您要求获得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以秘密为理由拒绝的还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这真是奇了怪的事，难道这些市、委、部已经不属于国务院。中央政府决定了的条例（它带有行政法规的性质），地方政府和下属机关居然可以公开抵制。是地方力量坐大，不把条例放在眼里；还是条例出台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让它挂在墙上而已。无论哪一种情况，作为公民的我们，都必须予以究诘。

　　按照民主政治学，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成可以分解为政权和治权两种形态。所谓“政权在民、治权在府”，即政治的权力必须来自民选，行政的权力则由政府担当，这里首先指的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行政上有时有必要对其属下树立专制性的权威，此即权力对权力可以专制（以不逾法为界），正如权力对权利万不可专制。否则，中央政府治权削弱（例子就是北洋时代，权令不出北京城），则无以面对民众选票的嘱托。就预算公开言，它是来自权利的诉求，而阻力则全部来自权力。国务院顺应民意，既然能出台包括预决算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更有责任以自己的权威督查和落实这些条例。否则，我可以不无恶意地认为，它的出台只是为了让权利过过眼瘾。这里，我郑重向国务院举报那些不执行条例的地方政府和机构，比如郑州市财政局的回复是：“部门预算不属于明确要求的公开范围”，这是公然与国务院的条例唱反。又比如国家审计署的回复：“关于政府各部门的预算，要按照国家预算改革进度和统一部署适时公开……”。这简直不是审计署的语言，而是国务院的语言。国务院推出的公开条例就是“统一部署”，难道国务院下面的审计署还要重新统一部署。我不知道国务院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如不知是失职，如果知而任其然，是渎职。我不妨在这里舆论问责。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民主从“预算民主”开始，亦即从财政公开开始，这是很务实的主张。要求政府财政公开，并以民间的方式逐步介入政府预算，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的公民权。理由很简单，政府财政来源于公民税赋，既然政府用你我他的钱就必须向你我他公开。本来，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可是直到今天，不少地方政府和国家机关，依然继续对这项最基本的公民权亮红灯，而且亮出的理由甚至没有一点含金量。所谓国家秘密，是你的钱，对我可以是秘密；难道我的钱我要知道如何用也可以是秘密吗。这已经不是岂有此理，而是岂有此无理。当然，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体，因而权力把权利的钱当自己的用，怎么能不是秘密呢。比如广州市财政局年度预算上网后，网民即发现几个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居然高达六千万，这完全是枉顾公正的权力自肥。它当然希望类似这样的事秘而不宣。但，正是在国家秘密的幌子下，纳税人的钱被无度地挥霍于公款吃喝、旅游和车用。这种无度几乎使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无法做到自清，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生态。

　　和权力博弈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我个人非常感谢上述报道中作为“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吴君亮，这位毕业于美国休斯顿大学的政府管理学硕士，发现2008年深圳市的预算超支居然高达14%，而09年的预算支出又比08年高出19%。他不但给深圳市的每一位人大代表写信指出问题，同时也把信公开挂在自己的网上（他本来是想买报纸版面刊登但未果）。这本是一项很值得赞许的“预算民主”的公民行为，没想到的是，他当天子夜便被20多位警察从床上传唤到警局，理由是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深圳市某位副市长在有人询问此事时声称：“有的人不知道什么背景，叫人大代表不审议预算，在那里捣乱。”这是一种很猖狂的权力语言，全然不知权利为何物。这样的官员绝非个别，由此可见，由财政公开到预算民主的路不但遥远，而且还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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