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贪多退”，贪官也讲觉悟？

“少贪多退”，贪官也讲觉悟？

    背景：广东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何锐枝，因贪污受贿82.9万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耐人寻味的是，何的家属曾退赃款230万元，比认定的多了140万元。

   湖南红网发表余人月的文章：奇怪的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黄冈市原副市长操尚银被认定受贿150余万元，却退缴赃款222万元；原广东国投清算副组长杨青山涉嫌受贿247万元，却退还赃款317万。姑且给这类“少贪多退”的现象取个名字，叫溢价退赃吧。谁都知道，涉嫌金额越多，判的越重，按常理，只有少退的，能瞒则瞒，一来减少罪责，二来留点闲钱善后。了不起“收支平衡”，贪多少退多少，谁会傻到将血汗钱拿来上缴买罪名？水有源，木有根，反正这多出的钱从来就不是天外来客。对贪官的溢价退赃，如果引入木桶理论的话，这其中肯定有某个环节是块短板，导致进行认定的司法水桶装不满贪官的退款。短板可能源于贪官自身的大脑短路。贪的次数多了，记不得了，出现了糊涂账。安徽枞阳县原县长汪长根被纪检部门谈话后，先后8次退赃，结果“张冠李戴”，送3000元的退2000元，送七八万元的退1万多元，就是记不清了。操尚银13年共受贿了74次，要全部记住也不容易。所以，不排除贪官家属在退赃时，为求坦白从宽，“公私不分将存款悉数奉出。诸如老公大人打麻将赢的钱，炒股赢的钱，做生意的亲戚存放的钱，乃至参加各种庆典剪彩活动拿的红包，都算作受贿贪污给退了。短板也可能源于办案机关的卡壳。比如，受贿的一方已交待了，送的一方不承认，找不到证据查实。没查实的部分，不作赃款认定，回归了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的本源，体现了司法的进步。如此，屈打成招，栽赃陷害之类都不会再有，社会之幸也。对贪官的溢价退赃，不能当传奇看，还须找寻导致赃款溢出的那块短板在哪，并做好衍生问题的应对才是。

    小蒋随想：这种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检察机关没有掌握贪官的全部犯罪证据，只能按照核实的赃款数额认定；另一种是贪官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干脆一次“退个够”，有可能把非腐败收入、或是把腐败的钱进行再投资的增值部分也一并上缴。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应由司法机关加强调查侦缉力度，减少行贿者不认账，不能因为追求结案率“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贪官的确也有合法收入，司法处罚应该秉承“一码事归一码事”。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疑问——如果贪官用腐败来的钱投资，产生了增值部分，“脏款下的蛋”应该如何算？如果按照赃款的原始金额认定与收缴，显然不能服众；如果将“赃款下的蛋”也归于赃款，贪官的量刑处罚无疑将加大，贪官也不服气。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除了追缴何锐枝贪污受贿82.9万元外，法院对其还处以罚金80万元。80万元罚金是什么意思呢？是对赃款增值的罚没吗？另一方面，司法内部人士也透露，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没有“皇粮”做保障，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往往与他们追赃的情况挂钩。办案经费与赃款挂钩，会不会产生“白吃黑”？甚至是“收赃提成”？

谁来揭掉“一元餐”的遮羞布

    背景：成都市锦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发通知，从2010年1月4日起，在机关食堂就餐的在职在编干部职工试行“1元就餐制”。

    重庆时报发表田德政的文章：现在不少单位都有食堂，有些食堂甚至还免费，锦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元食堂”与之相比，似乎还有点“小巫见大巫”。但私营企业食堂与公家食堂的区别却在于，私营食堂，那是花企业自己挣的钱，是对员工生活的一种补贴；公家食堂的“一元就餐”，则是官员们拿着工资之外，额外花销的纳税人钱财，这是一种特权。特权不管穿什么样的马甲，都是特权，只要在法律与制度之外另开炉灶，都会为民众所不齿。实际上，特权泛滥成灾的现象如今已比比皆是：特权车、特权房、特权教育、特权医疗……随便哪一样都比这特权食堂牛得多。因此，对这一元钱食堂，窃认为，稍加整顿就行了。要是真把人家逼急了，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大家都出去海吃海喝，然后回来报销，那给咱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更大。毕竟在食堂吃饭，还有个谱。如果真出去吃，那真是连谱都没有了。在特权屡见不鲜的情形下，锦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做法，其实也并不怪异。交一元钱，至少证明他们还是知道这种作法不被制度允许，也知道用“一元钱”给规则留下最后一道“遮羞布”。

    小蒋随想：其实，一些国家机关的食堂为职工免费提供工作餐早就不是新闻。一些机关还有免费班车，免除职工上下班挤公共汽车之烦。你说这是特权，人家却说这是福利待遇。公众可以表示不满，不满又能怎么样？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既得利益者不会自己取消特权，纳税人又没有取消特权的能力。那么人大怎么样？按说它是赋权机关，更是预算审核的机构。但是，人大的腰杆似乎总是有点“缺钙”。政府官员成为代表主力，也使得监督效果打折。单纯议论“1元餐”没有多大实质意义，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如何从源头上限制权力，不能让权力者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