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

                         宋宝铃           

             （二OO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看这个题目，人们似乎并不陌生，马上就会想到二十六年前的那场闹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尽管那场由胡耀邦牵头，方励之、王若望、严家其等人积极参与，而最广大人民群众冷眼旁观的闹剧，已经被1989年“6·4”的坦克和前苏联、东欧解体的事实碾得粉碎，但其理论上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拨乱返正，甚至至今仍在误人子弟。因此，就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下正本清源了。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在这篇论文里，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

在那场讨论中，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的重要命题在胡耀邦那里却被偷梁换柱地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一字之差，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第一标准”的话，肯定应该有第二标准，第三标准等等，而改成“唯一标准”之后，就只能剩下孤零零的所谓“实践”，而别无他法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是“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2]。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有过一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如古代朴素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等等，尽管相对于唯心论来说，已是很大的进步了，但它们都没有认识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产生感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认识到实践，产生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认识第一过程。在认识第一过程的基础上，需再经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而后产生更高的认识，使人们的认识在思想上产生第二次更加伟大的“飞跃”过程。[3]

机械唯物主义只承认认识的第一阶段（低级阶段，物质变精神），而否定认识的第二阶段（高级阶段，精神变物质）；即只承认感性认识而否定理性认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却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同时，忽略了认识的第二阶段，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被企图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派所利用，耘酿出一场差点亡党亡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使我们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血腥的惨重代价。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4]

    从“第一”到“唯一”，从科学到谬误，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除了实践之外，还可以有根据人们的直接经验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是间接经验而得出的现成结论等等构件。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现成结论，有许多本来就是被实践反反复复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检验是否真理的标准之一；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某人的言行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家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所谓“实践”外，别无他店。这样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活生生地被强奸了，变成了单一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实用主义的东西。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此，在社会实践中就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二十六年来“四个现代化建设”被引入歧途和近年来各种深层次矛盾的爆发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的提出和讨论，起源于对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片面认识和全盘否定，迎合了当时一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因此，曾不可一世了一阵子。

    文革初期，由于受一部分走资派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文化大革命确实犯了“全面内战，打倒一切”[5]的错误，但到了中、后期，安定团结[6]的局面已经初现端倪，各行各业已经硕果累累。然而，由于某些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同志私心作祟，企图抹掉自己文革初期镇压群众的污点，怂恿和支持了这场倒行逆施的讨论；再加上一心只想着皇袍加身的“英明领袖”[7]的渎职和放任，造成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混乱（由于中共的特殊地位，同时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譬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其如出一辙）。结果使当时蒸蒸日上的“四化建设”热潮和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共产党内腐败开始大面积抬头，资产阶级自由化甚嚣尘上，社会治安出现了建国以来最混乱的局面，迫使中央政府曾不得不进行“严打”；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高干子弟的犯罪率急剧上升，使得著名的朱德元帅的孙子等人也上了断头台。特别是“疆独”势力此时趁隙纠集发展和建国后开始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8]的停止，使国家的统一和国计民生都种下了祸秧。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9]看一下那些被实践证明确实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右派们方励之、王若望、严家其等人，在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异乎寻常的积极表现，就非常值得深思了。

    为什么他们要祭起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破旗？他们要反攻倒算！他们要向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农大众讨还建国以来的“孽债”！他们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要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倒行逆施！

    粗心的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只悄悄修改一个字，就变成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谬误。这样，既能拉大旗做虎皮以假冒的“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又能引导人们误入歧途而不易发现。其用心何其毒也！   

    据说，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的原文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提笔加了两个字：“唯一”，就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字一添，意义全变。这样就更加实用，也更加可以“白猫”、“黑猫”不分了。依据这个“标准”，贪官污吏可以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依据这个“标准”，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可以重新骑在工农头上作威作福、鱼肉人民；依据这个“标准”，众多劳动人民又吃上了二遍苦，遭受了二茬罪；依据这个“标准”，戈尔巴乔夫把前苏联引上了绝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寿终告寝。

    二十六年来的无数实践和亿万人民群众的亲身体验，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荒谬无比。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们更深刻地体验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威力。

    让我们呼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理论的合理回归！

    让我们呼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回归和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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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运用到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去，是马列毛的基本观点之一，正是本文所说为“正本清源”而“拨乱返正”的关键点。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胡耀邦、方励之等人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还“真理标准”的历史本来面目；；同时，找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为什么总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真正源由。本文从理论角度阐明了“庸俗发展观”的危害性，指出了机械唯物主义是“庸俗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只有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释了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从知行统一观方面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这个难题,从而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注释

[1]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见毛泽东《实践论》。

[3]基本观点见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4]见毛泽东《实践论》。

[5]见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6]1974年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见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7]指当时被称为“英明领袖”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8]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宏伟设想。1958年在汉江流域始建、1973年竣工的水域面积126万亩，蓄水总量达81亿立方米之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丹江口水库，1961年至1977年建成远东最大排灌能力，能灌、能排、能发电、能航运的江都综合水利枢纽工程，为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开发打下了基础。1981年因被胡耀邦等人指责为“劳民伤财”而停止建设，１９９２年，江泽民提出要抓紧南水北调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又被重新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9]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05—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