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对政治合法性的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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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发布时间:2003-10-22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万绍红
摘  要: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合法性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不少文本认为我们的党面临着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叙事的降临,历史已经终结。“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它表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大力加强合法性的四大要素中的传统传承、意识形态、主权在民的培育,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关键词:“三个代表” 合法性
合法性的内涵与危机
现今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多不可兼容或难于调和的信念和学说话语多元化地共存于社会的基本构架之中。不少文本认为我们的党面临着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倡导建立宪政制度框架,即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制度(徐友渔等认为百年来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政的最重要安排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建立有限政府)。甚至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叙事的降临,历史已经终结。

有些学者的观点由于受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虽然未免过于激进和简单化,但也可以看出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被这个时代凸显出来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点,使得任何改革都离不开传统的土壤。要铸造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学习外,还必须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去探求必要的依据。”(彭明)从规范上讲,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各级党政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还是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都标明了这些基本原则。从经验上看,人民群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行使了民主权利、参与了政府过程,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胡伟:《政府过程》)过去,我们比较注重从历史必然性出发来论证党执政掌权的合法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诸多学者在研究我国政治合法性时,个体的赞同和道德认知感等不能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质疑从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党执政掌权的合法性现实的有效性。旧的合法性论证模式面对变化了的时空已“力不从心”,我们必须关注现实,寻求新的理论论证范式。
 
合法性的四大源泉是传统传承、意识形态(包括天命等神话[索列尔])、领袖魅力、主权在民。为了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或主权在民论等各种合法原则有都必须体现在一个政党身上。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亨廷顿)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这种资源已经成为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它表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大力加强合法性的四大要素中的传统传承(始终代表)、意识形态、主权在民的培育,以建构党的政治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力为主要指标的综合国力才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地位。在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且对党的执政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仅仅满足于历史论证就不够了,还必须进一步注重解决当代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必须考虑政党的现代化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注入自由民主、法制的文明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政治民主化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的主题。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在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简单说来,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先进性为前提,以先进性获取合法性。党应在自己的现实努力奋斗和有所作为中完善、巩固、发展和成就自己,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三个代表”对于建构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具有奠基性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党在新时期应对挑战,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战略性安排,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标志着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标志着党的日亦成熟。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对这一问题首先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他把政治合法性概括为三种纯粹的类型:传统型统治、合理性统治和个人魅力型统治。 马克斯•韦伯关于统治合法性的研究,其目的是实证地分析各种既已成立的统治对于合法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任何统治者所认定的衡量合法性的普遍标准不外三种:A、遵从传统;B、服从法律;C、服从超凡的神力。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试图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在逻辑上每一方的存在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
哈贝马斯的思想路线是从“理性批判到政治批判”,建立起了所谓的“话语政治模式”。《合法性危机》明白晓畅地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更深刻更根本的根源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意识、规范结构已经无法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支持。按照他的合法性理论,政治秩序是在某种规范结构中被证明为合法的。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规范(意识形态)中被认可的,因而取得了合法性;而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传统的资本主义规范(意识形态)发生了混乱,一种能够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证明的新规范(意识形态)没有形成,这样就会产生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著名的《合法性危机》中,哈贝马斯主要从这个方面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他认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归根到底存在于社会文化系统中,“合法性困难之所以会演变为合法性危机,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无法通权达变,调整职能,以满足行政管理系统的需求”。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是借助市场的整合功能和前资本主义的残存权威系统,来履行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是依靠政治系统来维护合法性的。政府为了避免危机,必须以行政手段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于是经济系统就不再是自我调节的系统,经济危机也转移到了政治制度中。他认为合法性危机,是指政府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引发的自身地位合法性的危机。
派依认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政治系统的施政能力;二是人们对政治权威的情感。
国内也有不少的学者在这方面有精彩的论述。
国家政权为了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充分论证和渲染,以塑造自己的权威形象。这种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就是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过程。政治统治合法化偏重于心理的、伦理的或理性的支配.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乐理认为,在政治学上,合法性指人民在心理上承认并自觉接受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愿意为系统履行政治义务。在历史上,合法性的根据是变动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以上帝和教会的权力作为合法性的来源,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则以人民的同意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依据。所谓合法性危机,就是指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评价发生分歧,导致政府的结构和行为受阻,甚至崩溃。(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三个代表”思想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合法性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政治"的确立过程中,不管是哪一方在斗争中取胜,取胜的一方都要给自己"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从而确立一种稳固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党政统治并行的制度,党掌管着最根本的权力(这一点宪法文本应该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号角的吹响,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和各种条件相互交汇,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实力魅力时代、后物质主义时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还属于权威主义政权。在历史演进的步伐中,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经济改革的深入突进必然要求政治改革的支撑。合法性原理认为公民有权凭借自己的良知来批评更高的正义原则相悖的现行公共政策。随着政治世俗化的深化,公众的参与不断增加,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政策倾向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明示努力。过去,我们注重从历史必然性出发来论证党执政掌权的合法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旧的合法性论证模式面对变化了的"境域",其说服力已"疲软",必须谋求范式的转变。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时代被凸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力为主要指标的综合国力才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必须把人民的近期经济利益和党的共产主义伟业建构同一起来。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先进性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体现出来。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应在"三个代表"方面的有所作为中,来论证和确立自己存在和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只有有所作为,才会有自己的地位,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在具有地位,就应该有所作为。在世俗文化中,角色和结构是根据他们在实际作为中的成就来评价的。因此,党应在自己的现实努力奋斗和有所作为中完善、巩固、发展和成就自己,不断建构党的政治合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价值观及其建设的历史依据、物质基础和物质文明取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价值观及其建设的精神条件和精神文明取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价值观及其建设的主体定位、民主政治基础和政治文明取向。"三个代表"是评判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三个代表"对于建构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具有奠基性意义。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经济绩效获取党执政的基石。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十六大报告把本世纪头20年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英格尔哈特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程度高的社会在生活满足感、政治满足感、人际信任感方面水准更高。人民对政治体系的忠诚也就随之产生。政治体系也就获得了合法性,稳定性等特征群。加之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民主制度才具备可行性。稳定的民主制有赖于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的良性互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有两个主要方面,即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政治,而且重心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从前者转向后者。王沪宁则认为政治权力源于经济权力。
"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终结"单相度"人,建构"健全的社会",塑造心灵秩序。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做的有名的总结就是: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用文化塑造体系忠诚。文化是时代前进的重要推动力和标志。先进文化是一个先进政党引导社会前进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动力。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人类思想的最高结晶。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正处在德性之后(或译追寻德性)的时期,现代德性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对整体善的追求,而成了实现外在利益的工具,沦落到了等同与利他主义的工具,或者被理解为个体的自然倾向。"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构现代"治理"文明,以法律制度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尺度,用制度维系合法性。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同时尊重社会自身的"自发秩序",避免建构过度,建设"最弱意义的国家"(诺齐克语,他还认为不侵犯和人权利的即道德上合法的国家,是能最好地实现许多人特殊理想的可欲求的国家。虽然最弱意义的国家只是乌托邦结构),建设宪政文明,规避"无所不能,因而一无所能"的全能(总体)政府。依法治国。(制度主要由法律规定,是法律具体内容的组成部分)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党的生命的力量的源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民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中轴。康德指出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不像马基雅维里认为手段可以为目的辩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扩大党执政的基础,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决定因子。有如弥尔顿《失乐园》里夏娃对亚当所说的"我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呀/我虔诚地听取/你的一切吩咐"。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避免多数专制重视少数权利(人民=多数+少数:萨托利)使人民成为人民(集合体而不是单个原子),促进社会信任,激发政治忠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关怀建立认同系统。从而最终建构政治正义,建构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正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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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三个代表”(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
22、陈赟“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作者:万绍红(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7) Email:dnv@elong.com
编辑员:www.xslx.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