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到禅宗对中国人生哲学的建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6:18:29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这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名言,可译作“生死事大”。对于个体而言,人生就意味着选择。古今中西无不对生死问题予以关注。有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死感怀,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不仅是思古的幽情,也是对生命意义的追索。正像斯宾诺沙所说,自由人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
但中西毕竟也有不同:比如西方重语言、解析、物;中国重玄思、感悟、情。中国是精英文化;美国是平民文化,突出对生命的尊重,与道、佛相类。通常认为佛教在宋以下是衰落,实际上是同儒、道的结合,在高层次上的渗透。它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理性思维、陶冶了审美观念。
有人说:道教是贪生的哲学,佛教是怕死的哲学。其实不然。儒家重死,道家重生,佛家力图超越生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解释不同,一是避免谈死;二是说死是比生更高深的学问,生尚且不知,何以知死?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话是鱼与熊掌的譬喻——舍生取义。庄子重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自本观之,生者,喑噫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正因为如此,故能坦然面对生死,而有鼓盆而歌的故事。他认为:生者,始也,无始则无形,无形则无气,有气则有生,生命犹如四时之变化。其实谈的就是有限和无限。
中西文化的本质是相同的,犹如Sandwich和陕西的肉夹馍。当然也有不同,比如谈到具有无限意义的本体,中国人说,“道不可说”,西方人说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对于生命的认识,也有千差万别。核心是在选择中如何实现自我的价值。概括起来说:西方重人权、平等,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儒家追求“内圣外王”,重视道德和操守,故能舍生取义,蹈死如饴。道家以“齐物”的观念,视“生死一如”,故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享受生命赐予的欢乐。佛家显然把生命看作苦的流程,因此说“觉悟”,而实现自我不在于对“我”的执着,而在于超越生死、超越利害得失。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靠的还是爱、互助,否则就会导致以己之自由奴役他人之自由,以己之权利剥夺别人的权利,如是相斗,天下则永无宁日。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即使做不到公,最起码要做到爱。所以老子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当今西方文化也一变对个体(self, person)的尊重,而以Identity突出人际关系的一致性,即我们说的“和而不同”。
一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吕氏春秋》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荆可矣。老聃闻之曰:去人可矣。故老聃为至公。”充分表现了人生境界的差异。前者是地域的、政治的;孔子可以说是伦理的;后者显然是终极的、艺术审美的,或者说是宗教的。
因此可以把人生的追求分为五个层面:终极的、生理和心理的、伦理道德的、政治法律的,以及物质经济的。人的价值不单体现在物质创造和物质进步,更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根本的还在于对终极追求的精神(讲述海涅关于机器人要求give me a soul的故事)。若无精神,即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人类则无以进步,科学则无以发展,也就谈不上生命的价值。
论及价值,总是要说有用还是无用,以“有用”衡量一切的价值。其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当用”不当用,这就是价值判断。包括科学一切在内的事物,都有其多方面的作用,即“有用”。比如火药,既可用于开采矿山,或者作烟花供人欣赏,亦可作大面积的杀戮武器,对人类构成生命的威胁;高科技既可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亦可被犯罪分子用作贪污盗窃杀人的技术手段。这是社会生活的二律悖反。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愈多”,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这个意思。章太炎先生早就提出俱分进化的观点,明确指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作恶的本领也随之增强。所以,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价值判断,对于保障社会和谐与进步,是比任何物质创造尤其重要的。
庄子讲逍遥、齐物,以此实现重生、全性保真的人生哲学。章太炎评论说:“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有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乃合齐物之义。”也就是说,庄子说的平等,非世俗的平等,要求破除名相的执着,便可与天地、万物平等。其义有三:一是顺应自然。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于有间”,就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其二是与万物平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天地是我的棺椁,日月、星辰、万物为我赉送,何必另有厚葬?弟子说防备蝼蚁。庄子讲:“在天为鸟鸢,在地为蝼蚁,夺此予彼,何其偏也!”于是提出“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意思是说,用不公正,没有得到验证的的事物作衡量事物的标准,其结果还是不平、不公、不正。其三是忘我。即佛家说的破执。不计个人得失。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意思就是说,不追逐名利,更不能触犯刑律和道德规范,要超越得失,保持良好的稳定心态,便可全生尽年。就可以做到“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邱处机见成吉思汗,回答其长生的要求说:只有“卫生之术”,而“无长生之药”,应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这是从政治上讲的。
庄子、禅宗则是从心性学说谈生命哲学和生命价值的。所谓“放下即是”就是放下烦恼,放下杂念、放下名缰利锁。我们河南的大哲二程谈“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故事,显然是受了庄、禅的影响。云门文偃解释“十五以后道将一句”是“日日是好日”,于是有“春有百华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烦恼在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流传甚广的诗句。能如此方能做到生不足恋,死不足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勇往直前,实现自我,成就功业。尤其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由于紧张的工作、生活,而造成的精神失落,更有矫治的作用。否则便是“贪看天上月,反失掌上珠”。
二丰富了理性思维
鲁迅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手里都有三件小玩意:《论语》、《庄子》和《坛经》,说明了庄子、禅宗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同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的契合。
汉以下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知识分子以《论语》治天下,讲三纲八条目;《庄子》迎合文士的风雅、洒脱,表现大智慧;《坛经》以“实相非相”的辨证思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有人说,宋代以来,儒门收拾不住,而尽归释氏,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禅学风靡的事实。其实正是在这个时期,儒家汲纳了佛教哲学,才促使儒家思想精致化而成为博大精深的理学。
庄子的齐物论讲有始无始,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故从根本上看,凡物无成与毁,道通为一,生死一如。
禅家讲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方法论,就是离言、离相,主张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谓中道,即非无、非有、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从逻辑学上讲就是多值逻辑:非A不包含B,非非A不包含A,是彻底的否定性思维,如斯宾诺莎所言: To call anything finite is denial in part.野狐禅的公案,强调“不昧因果”,“不昧”二字,突出表现了禅门超二元对立的思维。
理论固然晦涩,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俯拾皆是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正叹他人命不常,哪知自己归来丧”等等,显然是庄、禅思维方式的积淀,还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也都是对世人的警戒。虽然有点悲凉,但毕竟也是对人生的一番悟解。
还有“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引“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曲词婉妙,铿锵有力,不仅道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尤其表现出洒脱自在,超然物外的情怀。而后宝玉感怀,有“斯可云证,是立足境”之说,黛玉说其未能尽善,并改之曰:“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颇似慧能在五祖寺的故事,难怪宝钗以慧能说偈的故事附和,充分看出庄、禅思想召感人心的魅力以及对思维方式的渗透。
禅宗还有许多故事采用浅近的方式阐释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蛤蟆与老茄”,说的是一个僧人夜里踩到一物,以为蛤蟆,终夜不眠,翌晨出视,见为茄子,始放下心来。还说一个老奶奶有两个女儿,长女卖鞋,小女卖伞,终日心焦如焚,担心晴日伞不能卖,雨天鞋无销路,一旦改换了思维,雨天可卖伞,晴天能售鞋,便觉得心境开朗起来。告诉人们破除我执,改变思维方式,不要自寻烦恼,便可勘破利害,也才能像曾经充满恨的孩子对着大山,高喊“我恨你”,改变为高喊“我爱你”,而得到爱的回报。也就是说,要用爱去拥抱世界,社会才能得到和谐的发展。
三陶冶审美观念
庄子、禅宗的超越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君不见大雄宝殿的庄严、祥和,思想深处的清浅、幽隐、洒脱,无疑是一种脱俗的美感,在那种庄严圣洁,超然物外的美感中,思想自然会在无形中净化。中国的佛——布袋和尚,“大肚能容,慈颜常笑”,历代文人墨客赞颂不绝,我也凑成一联“坦腹乃容大自在,慈颜尽显热心肠”,那种慈、祥的美,对人生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我们龙门的卢舍那佛,那端庄、永恒的微笑,美不胜收,应当说也在蒙那莉莎神秘的微笑之上。至于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苏轼有口皆碑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写出了庐山千变万化自然美景,而且讲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情理交融,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相传南宋有一书生行至焦山风月亭,月光中风摇青松,有感而有诗曰:
风来松顶清难立,月到波心淡欲沉。
会得风松元无外,始知江心是吾心。
此诗既得理学、心学的意蕴,也以禅家的空灵美感,写出了风月的情致。但是一位禅师说,虽是好诗,却无眼目,于是改为“会得风松非物外,始知江月即吾心” 。这一改动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多了一些超越的美感,少了一点蔬笋气,充分展现了个体与本体合一的审美意境,也展现了人生对终极的追求。至于说禅门突出“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涵盖乾坤”,以及意在言外的玄奥等等,无疑都给予中国文化美的熏染。还有苏曼殊的诗,如“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烟蓑雨笠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除了说理部分,清浅、妙曼、秀媚,禅的诗化,也给人以美的享受。事实上禅学一直陶冶着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不再详述。
在《红楼梦》第91回中,宝、黛皆谈禅表述相互爱悦,倾吐心声,尤其表现了现实生活中超越的美感,它含蓄而富于诗意,把二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写得若隐若显、逼真流畅,把当时的文人风雅烘托得淋漓尽致,尽管他们还没有对禅家思想得意领宗,而无法实现自己的超越。(内容略)
总而言之,无论是庄子,还是禅宗,都要求以一种超越的意识,直面人生,少一点怨艾,少一点背叛,少一点怨天尤人,如此社会就会多一点爱,多一点关怀,不仅能使天下怀安、社会和谐,尤其能够使自己游行自在,健康向上。正像那个改变了思维和行为的孩子一样,用爱去拥抱世界,用美来装点社会!
夜幕降临,龙潭崇信点燃手中的灯,当德山宣鉴伸手去接的时候,龙潭一口将灯吹灭。德山大悟:“接过来的不是禅。”是我将手中的灯吹灭的时候了。美好的人生,光辉的前程,不单是靠这盏灯照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