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映涵：建构“中国式”政治合法性

沈映涵：建构“中国式”政治合法性时间:2010-08-28 09:23 作者:沈映涵点击:404次
　　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全球化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和现实解释力以适用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政治学会(美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杂志社协办的第二届“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年会”之“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合法性与治理的相关理论问题、中国的治理理论和实践，及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善治将成21世纪最主要合法性来源
　　近代以来，人们主要将福利、民主、善政和仁政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自迈入21世纪，不断面临“合法性危机”并对其加以解决不仅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也成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的主要动力。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认为，在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善治将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认为，现代政治科学重经验性研究，将民主合法性视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对社会心理、因果关系等方面加以探讨;需要扩大民主合法性的内涵，不仅增加“公众态度”这一维度，而且将民主这种单项的测量标准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以判断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保持距离。同时，应当从对“民主”的字面关注转为关注诸如政治平等、公众问责制、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多元主义，以及分权制衡等民主的核心价值。
　　策略性的治理模式达成“中国式善治”
　　中央编译局Josef Gregory Mahoney研究员表示，与西方所提倡的多党选举、权力分立等普适主义的理想观念不同，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灵活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都为中国的治理提供了不同的战略，为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当代和未来事务时提供了高度合法的灵活性。来自加拿大女王大学的Yuchao Zhu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一种策略性的治理模式，即凭借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增强国家权力三项策略达成具有合法性的善治。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Gunter Schubert教授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其合法性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体系区，只有更好地理解制度革新和政策变革是如何与国内政治体系运作模式，以及人们对这些变革在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层面的判断相关联的，才能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政体所具有的可变通性。
　　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尚需长期制度化
　　尽管中国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很多与会学者仍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不足，“执政合法性”仍是我们当前亟需面对的问题。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Jie Chen教授表示，尽管目前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从短期看呈稳定状态，但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有逐步上升的趋势。Yuchao Zhu教授也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治理上的诸种问题，比如缺乏程序正义要素、短期的灵活治理方式往往不利于长期的制度化、路径依赖与革新之间的两难等。
　　因此，一方面，中国执政的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如何转换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齐卫平教授认为，中国执政党合法性在历经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模式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以后，应当向法理型合法性模式转换，即以科学的模式整合和聚拢合法性资源，从而推进向法理型合法性模式的转换，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另一方面，重建国家-社会关系也成为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问题。美国明德学院Jessica C. Teets 教授认为，中国已经从生产型国家逐步转变为调整型国家。而中国的政治变革主要体现为扩大参与、处理敏感问题、展现合法性，等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郁建兴教授也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国家体系以外的推动力量”，并为现行政治-行政体制提供了公民参与的可能性。政府、社会与市场的重新组合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北京大学政府与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则强调，中国目前所采用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应当注重“公共性”和“回应性”，鼓励政府创新以保证制度的及时供给，同时应提高公民公共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使各方在博弈的过程中发现公共利益、制定公共政策，从而实现“公共事务共同管理”。
　　中国对世界治理的影响亟待提升
　　根据比利时欧洲学院Jing Men和Benjamin Barton等学者的研究，尽管中国对世界治理将产生的长期影响不能被低估，然而，中国目前短期的软实力往往局限于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对于世界治理的影响程度相对不大。因此，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便成为提升中国治理影响力的重要一环。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认为，合法性问题的世界主义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结构下的中国，因此其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他国的评价。由于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转型期呈现出复合性和共时性两个特性，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和当下的本土视角，破除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研究，找到与当下中国人的生命更为紧密的关联。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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