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权力与民意正在分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04:12
近期出现不少政府直接面对民意质疑的事情，例如哈尔滨水价听证会被认定为“合法真实有效”，例如昆明邢鲲被认定为在派出所自缢身亡，例如深圳交警醉死拟申报烈士被称为“提高抚恤”，例如重庆打黑行动中多名律师被逮捕，例如深圳警方称不告知小学生绑架案情为国际惯例，例如广州番禺辐照中心发生卡源事件多日直至成功解决才向公众告知，例如武汉市气象局网站因出现“不允许的词”无法访问，例如拆迁导致新的自焚行为……。
严格地说，类似事情可能每日都在发生，只不过是今天以这样一种形式，明天是以那样一种形式。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行为还远远谈不上适应了民意的变化。中国社会对政府行为的民意走向，正在从“相信型”转向“质疑型”，每有事情发生，人们的第一反应已不再是“相信政府”，而是“质疑政府”。但一些地方，政府尚未了解到这种变化，或者虽然了解到这种变化，但未能正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从而与公众要求难以呼应，甚至显示出一意孤行的蛮横。
民意对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从“相信”变为“质疑”，值得深思。“质疑”成为人们的第一反应，也许应当从长期以来公众与政府相互关系的经验中去寻找原因。不过，从现代政治理念来说，政府由公民授权成立，公众约束政府、监督政府乃是顺理成章，人们不再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把自己交到政府手中任由发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以说，对政府“质疑为先”，这种倾向显示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也显示公民开始形成一种与政府的正常关系。对长期习惯于“独大”地位的政府来说，经常要面对民众质疑，很难意识到过去的那种官民关系是何其不正常，可能反而认为现代官民关系是一种麻烦。加之公民意识虽在成长，但政府权力并未削弱，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力能够擅行决定，而公民对权力的各种行为不以为然，治理经常处在权力者与民意愈行愈远的状态。
权力对民意的向背无可奈何，民意对权力的行为无可奈何，官民之间无交集、无共识的治理能够走多远，社会能够在情绪焦虑乃至对立中保持多长时间的稳定，强大的权力与强大的民意之间所形成的震荡能够往来多少遍而不出现普遍性的治理危机，谁有把握回答？
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出现了参加者假冒身份的问题，而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听证会合法真实有效，并且不回答记者提问、不接受记者采访，使新闻发布会变成了一个“决定宣读会”。昆明邢鲲在派出所候问室死亡，警方无法提供监控录像，称为监控器有死角，邢鲲是用纸币打开手铐，用鞋带自缢身死，这一解释相当缺乏说服力，而官方再无说法。这里，看到的是“以我为准，我说你听”的权力行为，与其称为“回应”，不如称为“宣谕”。
深圳交警醉酒而死，被警队在上报中称为商谈工作时死亡，要给予“因公牺牲”和烈士待遇，以便骗取抚恤，如此欺骗行为被报道出来后，舆论哗然，民意沸腾，但显然也未能引起“上级”的震怒，欺骗者与欺骗的对象之间，仍然有着很深的理解，警队队长所说的“中国国情”是何种货色？
深圳小学生绑架案连续发生，民间为传言所震动，警方既未驳斥“不实传言”，也未发布“公共安全警告”，事后称小学生绑架案不算政府信息，不必公开且符合国际惯例。重庆打黑行动中多名律师被逮捕，媒体上只有警方的单方面材料，而无其他方面的信息，导致人们猜测其中是否有内幕。在向称媒体发达的广州，番禺发生的放射源卡源事件，甚至不如河南杞县卡源事件信息充分，人们毫不知情，直到卡源故障在几十天后消除，人们才被告知，而此间一些公务员暗自远避，也不及杞县卡源事件中公务员为示安全而坚守，实在令人为民众生命安危和知情权利被忽视的程度而震惊。
严格地说，类似事情可能每日都在发生，只不过是今天以这样一种形式，明天是以那样一种形式。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行为还远远谈不上适应了民意的变化。中国社会对政府行为的民意走向，正在从“相信型”转向“质疑型”，每有事情发生，人们的第一反应已不再是“相信政府”，而是“质疑政府”。但一些地方，政府尚未了解到这种变化，或者虽然了解到这种变化，但未能正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从而与公众要求难以呼应，甚至显示出一意孤行的蛮横。
民意对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从“相信”变为“质疑”，值得深思。“质疑”成为人们的第一反应，也许应当从长期以来公众与政府相互关系的经验中去寻找原因。不过，从现代政治理念来说，政府由公民授权成立，公众约束政府、监督政府乃是顺理成章，人们不再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把自己交到政府手中任由发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以说，对政府“质疑为先”，这种倾向显示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也显示公民开始形成一种与政府的正常关系。对长期习惯于“独大”地位的政府来说，经常要面对民众质疑，很难意识到过去的那种官民关系是何其不正常，可能反而认为现代官民关系是一种麻烦。加之公民意识虽在成长，但政府权力并未削弱，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力能够擅行决定，而公民对权力的各种行为不以为然，治理经常处在权力者与民意愈行愈远的状态。
权力对民意的向背无可奈何，民意对权力的行为无可奈何，官民之间无交集、无共识的治理能够走多远，社会能够在情绪焦虑乃至对立中保持多长时间的稳定，强大的权力与强大的民意之间所形成的震荡能够往来多少遍而不出现普遍性的治理危机，谁有把握回答？
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出现了参加者假冒身份的问题，而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听证会合法真实有效，并且不回答记者提问、不接受记者采访，使新闻发布会变成了一个“决定宣读会”。昆明邢鲲在派出所候问室死亡，警方无法提供监控录像，称为监控器有死角，邢鲲是用纸币打开手铐，用鞋带自缢身死，这一解释相当缺乏说服力，而官方再无说法。这里，看到的是“以我为准，我说你听”的权力行为，与其称为“回应”，不如称为“宣谕”。
深圳交警醉酒而死，被警队在上报中称为商谈工作时死亡，要给予“因公牺牲”和烈士待遇，以便骗取抚恤，如此欺骗行为被报道出来后，舆论哗然，民意沸腾，但显然也未能引起“上级”的震怒，欺骗者与欺骗的对象之间，仍然有着很深的理解，警队队长所说的“中国国情”是何种货色？
深圳小学生绑架案连续发生，民间为传言所震动，警方既未驳斥“不实传言”，也未发布“公共安全警告”，事后称小学生绑架案不算政府信息，不必公开且符合国际惯例。重庆打黑行动中多名律师被逮捕，媒体上只有警方的单方面材料，而无其他方面的信息，导致人们猜测其中是否有内幕。在向称媒体发达的广州，番禺发生的放射源卡源事件，甚至不如河南杞县卡源事件信息充分，人们毫不知情，直到卡源故障在几十天后消除，人们才被告知，而此间一些公务员暗自远避，也不及杞县卡源事件中公务员为示安全而坚守，实在令人为民众生命安危和知情权利被忽视的程度而震惊。
在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质疑”的时代，政府的公信力、合理性、合法性，将成为人们内在地认可治理行为的根本所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权力非常独立，并不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信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于是，民意与权力形成一种分离的并立关系，权力无视民意，而民意对权力的决定不以为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