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科学:社会建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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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冬花　《学术论坛》 2007年第04期  
　　
　　(三)中医和西医在实践上具有不可通约性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范式。中医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模型，说明生理、心理、病理，形成一套脏腑和经络学说，临床施行辩证施治的医疗原则。西医以机械论为基础，用解剖学和化学为理论。中医的定义是功能性的定义，是系统内的整体结构功能的定义。故中医讲究的是人体的整体协调，气血畅通，讲究的是人体的“中和”；西医讲究的是人体的局部部位，单个器官，是对人体病灶的诊断。西医与西方哲学的“原子论”相关，要求的是可分的、可看的具体的东西；中医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相关，重视的是关系，看的是人体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故对于中医所讲的经络，在西医看来是不靠宣传和权力，不具有优越性。就中西医而言，它们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二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虽然二者疗效的侧重点、范围有明显的不同，但由于有疗效而被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接受。所以，中西医都是科学。
　　为什么会有西医普适化而中医仅仅是地方性医学的现象呢?在后殖民理论(依附于社会建构主义)看来，这是和欧洲的殖民扩张分不开的。对此，桑德拉·哈丁指出：“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在欧洲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作为欧洲科学成果的西医与欧洲殖民者一道扩张到世界各地，一方面对殖民地国家的医学进行粗暴的文化干涉，另一方面还充分吸收了殖民地各国医学的有效成分，不断扩展着自身有效效用的范围和疗效。这样，西医具有了“地方知识的全球意义(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掩盖了其作为地方性特征的特点，从表面上夸大了西医具有“公共知识成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低估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的一面；又由于欧洲文化长期处于霸权地位，西医以欧洲文化为依托，以及西医本身的特点，使得西医能够不断在全球传播，结果是不断抢占着不同地域医学的地位和权力。说到底，西医的优越地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作为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没有扩张的经历和霸权的地位，所以仅仅被看作是中国本土的地方性成果。但无论西医怎样普及，还是和中医一样是地方性成果，都因有疗效而使人认可，甚至成为一种信念，因而都是科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因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而被称为社会建构论者，其中，以英国爱丁堡学派最为有名。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社会研究纲领因使用“利益”作为解释资源，因而其说明模式被说成为“利益模式”。这里的“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Barnes，1977：45)。他们的“利益可以是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可以是认识利益或专业利益，也可以是职业利益”。如果用“利益模式”对中西医之争进行分析，中西医之争的实质就是西医在和中医争地盘、争权力、争利益。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一派和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一派，从各自的信念出发，结成自己的联盟，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磋商、博弈，扩大自己的联盟和势力范围，以便取得绝对权力地位，从而维护自身利益。
　　在世界逐渐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多元化趋势也日趋明显。文化多元主义认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合理性和平等性，要求对不同价值予以平等与尊重，主张以包容的态度承认多种文化并存，并且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在文化多元主义看来，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文化没有客观的标准，不能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其他不同的文化之上。多元文化的并存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多元文化论的一个派别，虽然片面夸大了权力、利益在科学知识产生中的作用，从“实在论”的一极走到了“社会论”的另一极，但它指出了科学活动的地方性和情景相关性，承认不同文化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为我们透视中西医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认识到：中医和西医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想抹杀任何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
　　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派从本质上说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是科学主义者。其错误之处在于：认为只有出身欧洲的西医才是科学，只有检验西医的标准才是医学上唯一的科学标准，这是以机械论为基础的科学主义者，是“科学至上”在医学上的具体表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属于排斥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一个范式中比较本身就不合适，而且用西医的标准来判断中医，当然不会得出中医是科学的结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派显然还处在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里，用实证主义的一元标准(西医的标准)来衡量多元的地方性知识。而力挺中医是科学的一派，也没有突破实证主义的框架，只是带着民族的情感，用中医的优点来批判西医的不足，这样的争论是不会争出结果的。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为争论的两派提供了新视角，使他们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进行交流对话，分析中西医各有的价值和功能，各有的长处和短处，让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并且相互交流，吸取对方的有效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各自的贡献。
　　不管是用实证主义的视角还是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待中医，其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医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用社会建构论视角对中医进行解读，使我们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并给予正确的评价，从而正确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为本土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养分。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中西医之争的分析，不仅为发展中国医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对于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并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