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民营经济的挑战与未来

企业家要有利益自觉，通过搞好企业，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另外企业家也要有公民精神、公民意识。

成思危、高尚全、吴敬琏、周瑞金、保育钧、何伟、王建等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

上周末，一场“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在北京聚集了改革领域的多位高官和专家。曲折和成就，经验和教训，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在会议上碰撞。

此次会议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拟联合主办，会议主题选择从60年框架认识中国民营经济。60年来，在地位问题上，中国民营经济走了一条改造对象、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毫不动摇”的渐进之路。

在这个渐进过程的各个阶段，民营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很多争论。而在当下，在中国“保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关于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正在成为争议焦点。

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方向并没有动摇。本月上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1、成思危：处理好三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议上指出，非公经济发展当前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既是由于金融危机之下，政府对市场对企业干预的增加，也是由于非公经济发展到现在，自身也面临进一步转型和提高的压力。而要发展非公经济，成思危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成思危指出，坦率地说，政府有一些官员对非公经济在思想层面还有着一定歧视，认为国企和民企不一样，比如说“国企是亲儿子”等等。

成思危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非公经济的关系，要着重认识三个问题。

一是要确实做到从制度上防腐败，腐败寻租的存在，造成了民营企业发展更不好的环境。二是要切实保障非公经济的合法权益，尽管目前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已经明确了各种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还并没有真正这样做，在执法上还需要下许多工夫。三是不能借宏观调控名义干预企业运行。

第二，是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成思危指出，目前市场有舆论指出的“再国有化”问题，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等问题即属于此。

成思危强调，党的“十五大”即确定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竞争性行业退出，而目前是进一步进入。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里央企“地王”频出问题。关于国企对民企的并购，成思危认为关键问题是兼并要在自愿原则之下，不自愿就有问题。

产能过剩背景之下，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大，比如钢铁行业，最近有新的规则诸如淘汰100万吨以下的钢铁生产厂（特殊钢50万吨），这样很多中小钢铁企业要有问题，而这里很多是民营企业。成思危指出，有门槛是必要的，但设立门槛以后，怎么能够让企业转型，不转的话资产怎样处理，不能一刀切地解决问题。

第三，是民营企业本身也面临进一步创业。成思危指出，中国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并购联合是一条路子，但很多民营企业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情结，很难联合起来。面临压力的民企要反思怎样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2、高尚全：问题不在进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谈到一些行业里民营资本退出、国有资本进入的问题，认为，问题不在进或退，有进有退本就是市场规律决定的，问题在于是不是有垄断，是不是公平竞争，是不是有歧视，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且也不要把进退问题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高尚全指出，公有经济、国有经济的作用不能贬低，但作用也不能夸大，不能对公有经济存在偏好，不能对非公有制有歧视。

高尚全提及了2005年的一次内部讨论会，当时国有经济效益非常好，国有企业盈利4000多亿元，当时有舆论说国有经济可以搞得很好。高尚全回顾了当时他提出的几条意见。第一，4000多亿元利润怎么来的，其中67.7%是靠垄断，其中中石化一个企业利润就1000多亿元。第二，大企业的资产损失很多，央企181个企业里，有80个企业资产是损失，并不都是盈利的。第三，央企注销的资产很多，当时国家财政已经注销了1000多亿元资产，还有3700多亿资产打了注销报告，这加起来比当时的利润还多。第四，是没有算的一笔账，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改造贴息、债转股等资本投入，累计超过约1万亿元人民币。第五，是这么多利润并没有上交国库，老百姓和国家财政并没有分享到利润。所以说不能盲目乐观，要详细分析。

高尚全还谈及了一个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他说，有人将这解读为公有制的比重要超过非公有制的比重，但高尚全认为不能从数量上理解，而应该从质量和功能上理解主体地位。

而且在高尚全看来，因为国家已经明确的几个趋势，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公有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几个趋势包括，鼓励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专题)；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实施公共财政，逐步减少政府投资。这几个趋势势必将扩大非公经济的比重。

3、吴敬琏：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会议上指出了当前经济格局发展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有资本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进入，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浙江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台州地区，去年以来也制定了引进国企、央企的计划，这种情况到处都有。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宏观调控的救市措施，使得国企得到了大量的资金，而小企业融资困难则在持续。

吴敬琏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要通过改革，转变政府支持的方式，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介入微观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授命交易就不是自主交易了。”

吴敬琏还提及了当前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势，有的企业家很消极，钱也赚够了，不想再去辛苦了，有的则不投资实业经济，而是也去搞投机，想赚些快钱；还有的则漂洋过海想离开，这个潮流是非常大的。另外则有的比较极端，主动去傍大款、傍大官，主动要求公私合营。”吴敬琏说，这都是等而下之的办法，都不是好的状况，必须要扭转。

吴敬琏指出，企业家要有利益自觉，通过搞好企业，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另外企业家也要有公民精神、公民意识。

4、周瑞金：破除体制性障碍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会议上指出，虽然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十分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民营经济发展并不顺利，体制性障碍依然非常严重。

周瑞金指出，进入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然而，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步伐明显放慢了。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此外，周瑞金指出，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行政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为削弱。

周瑞金指出，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体制性障碍，就是要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是指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政商勾结寻租，形成了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赚取超额利润。

不过周瑞金指出，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进行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周瑞金认为，这类体制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5、保育钧：国企不能无限制扩张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整体经济格局发展中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定位应该如何明确；二是私营企业的定位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对于第一个问题，保育钧指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是全民财产，应该为全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在定义上不能是为了保值增值。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经济适用房、公共廉租房等具有公共属性的细分市场，而不能在商业领域做地王。在明确这个定义之后，应该明确，国有企业不能在竞争性领域无限制扩张。

在资金问题上，收的方面，国有企业在交税之外利润上交有限；支的方面，国有企业支出并不列入预算，理论上，中央企业应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国有企业应列入地方预算。

对于第二个问题，私营企业的定位问题仍然需要讨论，舆论指出的“非公有制企业家是不是资本家”的问题不要回避。目前一个使用的词语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他认为民营企业的本质应该是百姓自己解放自己，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形式。

6、何伟：要清晰几个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在会议上指出，目前很多问题的讨论莫衷一是，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民营经济进行更清晰的定位。

第一，在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明确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这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取得的重要共识。

但何伟指出，这其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有部门将其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扩大了国有经济占有范围，对应的也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有些地方在煤炭领域改革争论的始源问题。

第二，在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目前的国有企业和政企分开前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一点是讨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比如，股份上很多企业已经不是全部国有，而是股份制甚至有外国股份；在分配上，过去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企业利润归国有，但现在企业有自主分配权，职工高工资高福利，利润也小比例上缴国家。

但是在政企分开之下，原来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垄断，变为现在的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利用政府授予的经营特权，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并获取了大量投资和贷款。这样，国有企业从过去的体制里继续获得垄断资格，又从市场经济里获得利益，原来的国企概念已经变异。

第三，在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到GDP的65%，新增就业岗位的80%，税收总额的56%，可以说民营经济占了半壁江山。民营经济推动民富国强，有利于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民营经济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两个轮子一起动。

7、王建：根本在于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在会议上指出，国有资本的扩张和民营资本的收缩，比如钢铁等行业的结构性调整，问题还是出在产能过剩上。目前出现的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进退并不是政府主动导向的结果，问题的根本是发展中的问题。

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收入分配拉大，产生生产过剩的倾向。在过去向全球化推进的时候，由于外部需求膨胀，这个问题得到掩盖，危机之后，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生产过剩一下子表面化了。

王建指出，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目前有非常严重的生产过剩。二战以后，美国和欧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设备利用率都在80%左右，到90%整体经济就是非常热了，低于80%就是经济下滑和衰退，低于70%就是严重衰退。最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统计，中国平均产能利用率是79%，这个数据意味着过剩问题的现实存在。

问题在于，产能过剩应该如何应对。如果通过国企平台的扩张，比如设立产能标准，小的不到规模的就砍掉，但由于大的主要在国企，这就会难免形成新的进退效果。这需要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王建指出，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分配。如果不在分配环节下手，是解决不了过剩问题的。不在分配领域解决，既解决不了高投资率，也解决不了低消费率。目前刺激消费的许多政策，比如更多的家电下乡等等，绕过了分配环节，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有的只是把后面的消费提前了。

而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搞平均制这条路已经证明走不通；学习西方对富人大规模征税然后进行社会转移支付，这目前也很难推行得开。思考到最后，结合中国分配领域的特点，出路就在于城市化。

王建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城乡分配差距导致的，比如中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但农村地区人均GDP不足700美元，中国在产出上已经能够满足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但巨大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不够，怎么能不产生过剩呢？

“推动城市化是一条道路，如果用城市化去突破，用城市化的道路去解决问题，就可以有效地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也不会给目前的体制带来过大的冲击。”王建指出，新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化的思路，但城市化还应该放到一个更高的战略目标上。最近几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只有0.8个百分点左右，这个数字应该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