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研究

在藏学研究领域，汉藏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作为思想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的伦理思想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为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研究》以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的新视野，对藏民族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藏族传统社会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前提与基础
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彼此吸取、相互为用的双向互动关系不仅有着深厚的地缘、人种、语言、族源等方面的底蕴，还有着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内在需求和可供借鉴性基础。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强大的军事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着历代中央政府针对藏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宗教特点而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以及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等等，都成为吸引藏民族向往并主动与中原文化靠拢的重要因素。而藏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兼融并包特性，也使得藏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主动地、不断地汲取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的精髓。
古代藏汉民族的迁徙杂居与儒家伦理思想在藏族地区的传播
历史上，藏汉民族人口有过几次大的相互迁徙与融入。很多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具有专门知识的汉人及汉族妇女，在藏区的长期生活中，将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带入了藏区，并在那里生根成长。而很多生活在汉族地区的藏族，也不仅自然地接受了儒家伦理思想，而且还注意用儒家伦理思想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比如，归附于中原王朝的论弓仁在中原生活长达24年之久。其子孙也在汉地“练达武经”，“通明吏职”，“读经颂礼”，“吟诗作文”，几乎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汉地子弟。
汉藏高层政治交往与儒家伦理
从唐代起，汉藏之间的高层交往频繁起来。在这种包括联姻、谈和、朝贡以及接受朝廷封任等多渠道多种形式的高层政治交往中，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对藏族高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吐蕃的三十六制中的“告身”制度，就直接来源于汉地；而吐蕃制定的吐蕃律例，也直接参照了《唐律》。而在这些律例中，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痕迹，如规定人们敦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行，言行忠信等。在汉藏交往中，中央王朝也经常派“饱学之士”作为使臣到吐蕃去。这些从小熟读儒家经典、知书达礼的使臣在吐蕃的言传身教和中央朝廷的种种努力，大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
汉藏和亲促进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
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等，是儒家伦理思想通过汉藏高层的和亲得到深入传播的典范。研究认为，自文成公主去了吐蕃后，吐蕃社会便将孝敬父母即“敬老”视为非常重要的道德之一。据藏族古籍《拔协》记载，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便倡兴七日祭。”研究成果显示，汉藏民族的互相联姻，事实上更多地出现在民间。通过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不仅将儒家伦理思想直接带到了藏族地区，将儒家的家庭伦理观等直接地植入到汉藏联姻家庭之中，而且还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持久和深厚的影响，并逐渐成为其民族心理的一部分。
汉藏经济交流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在汉藏经济交往中，茶马互市、绢马贸易以及朝贡等不仅是藏族与汉族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这样的交流与接触中，汉族的一些伦理纲常、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生活习俗、文字语言、文学艺术等也就逐渐为藏民族所接受，即所谓“夷风为之丕变”。
古代藏族教育中的儒家伦理
汉文史籍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唐会要》以及藏文史籍《汉藏史集》等对儒家伦理思想在藏族教育中的影响都有记载。在唐朝时期，吐蕃“遣酋豪子弟入学，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是藏族儒学教育的开端。这种儒学教育后来深入到藏区。宋代藏区的蕃学教育中有许多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容。据《摘文堂集》卷四记载：进士黄庭瞻在西宁州兴办蕃学，“蕃族子弟，甚有能书汉字，通诵《孝经》，渐习《论语》，皆知向方慕，化革犷俗。”到了元、明、清时期，不仅藏族贵族子弟入中央官学学习更为普遍，而且在藏区设立的地方官学如甘青藏区官学、西宁卫学等也充斥着浓郁的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
儒学典籍及其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汉族著作在藏族地区的传播
自唐代以来儒学典籍和包含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著作在藏族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如唐代时有《毛诗》、《左传》、《尚书》等典籍传入藏区。据《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登基后就曾对大臣提到过这些“汉地经典”，并指出其先祖就是受这些“属民安乐之法”的影响才得以治理天下的。到了明朝，儒家学术思想更是以较大规模传入藏族地区。如在明朝就有数次向藏区传入《周易》、《尚书》、《毛诗》、《小学》等汉文书籍。通过对八、九世纪的《礼仪问答写卷》以及十三世纪《萨迦格言》等藏文经典著作的研究，亦可以看出这些著作中浸透着相当浓郁的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汉藏佛教交流中的体现
儒家伦理体系是建立在心性这一本体之上的，其心性又是人生而具有的，即所谓的“性本善”。汉地佛教特别是禅宗吸取了儒家这一伦理思想，倡导佛性本有，众生本具佛性，成佛只须“观心”。这一独具儒家特色的成佛观念也对藏传佛教各宗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入藏传法的汉地高僧中，主要是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至深的禅宗一派，这无论从《贤者喜宴》所详细记录的汉僧与印度僧人的辩论内容，还是从敦煌出土文献中所披露的信息来看，都得到了证实。具有浓郁儒家伦理思想的汉地禅宗派在与藏族佛教界的长期交往中，其内涵的儒家伦理观念对藏族僧俗民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汉藏交往过程中藏民族对儒家伦理思想的体认
在汉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藏族僧俗贵族在与中原政权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慢慢地接受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这种隶属政治关系，并在对这种政治关系的认识基础上，感受和接受了由此产生的君臣关系，进而不断加深对这种君臣关系的认识，从而获得对这种关系的伦理层面的体认，并在思想意识深处，将自己与中央皇帝、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混为一体。这种用制度和情感交织成无法分割的宗法关系，不仅是中央和地方政治隶属关系的表征，也是儒家君臣伦理关系的具体展现。而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密切的君臣关系则是依据儒家礼仪伦理进行具体维系的，由此，儒家的这种礼仪伦理思想也铭刻在了藏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之中，即或在一般的藏族民众中“亦知汉人礼节”。这些，可以从新旧《唐书》、《汉藏史籍》等许多汉藏史料中寻到踪影。
儒家大一统思想对藏民族的浸润和影响
研究认为，藏民族虽然世代生息在雪域高原，但一直与中原王朝政权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逐渐地融入到了以汉民族为凝聚核心的大一统的国家之中，而且，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慢慢地深入到藏族人民的心灵之中，与藏民族自己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而逐渐成为藏民族自身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准则，成为他们自觉选择的价值取向。近代时，藏族人民在与祖国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更是切身地感受到由这种大一统思想所带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巨大力量。因此，在祖国处于危难的时刻，广大藏族同胞能够发出“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的誓言。
研究认为，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之所以会受到藏族同胞的关注、学习、运用，并吸收其为自己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凭借统治权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各种途径和手段，向藏民族进行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化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课题负责人：余仕麟；课题组成员：刘俊哲、李元光、魏新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哲学（项目编号03BZX051）]